略论史沫特莱与中国民权保障同盟风波

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在“中国民权保障同盟风波”中的重要作用，首先体现为组建民权保障同盟之初就另行组建核心小组，以之作为操控团体的工具；其次，试图利用胡适和杨杏佛等人视察北平监狱的事件，为其早就掌握在手的控诉书之公开发表背书；第三，知悉胡适不能有效利用后，在发动蔡元培、林语堂及杨杏佛等向胡适做各种解释均无效后，在同盟会议上提议开除胡适。“中国民权保障同盟风波”的实质是胡适与宋庆龄及史沫特莱们的政治理念不同，在此事件中，史沫特莱基于儿女私情欲利用胡适做党派斗争棋子的打算因对方的一系列公开表态而落空后，双方就此绝交；杨杏佛由不知情地被利用到甘心为同盟说谎的转变说明，国民党党员杨杏佛与独立知识分子胡适作为老朋友在事关党派利益时因各自亮明政治立场以致友情几乎中断；蔡元培及林语堂则在洞察同盟运作不透明后各自以提前离场的方式与史沫特莱和宋庆龄分手；只有鲁迅自始至终参与上海同盟的各类公开活动并由此与史沫特莱和宋庆龄结下深厚的友情。

鲁迅参加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史实新探

根据新发现档案材料考定伊罗生为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发起人,结合鲁迅与伊罗生的交往,可推定鲁迅事先与闻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构想,后来才欣然应蔡元培之请加入中国民权保障同盟。鲁迅在加入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之后与宋庆龄结下了恒久的"革命友谊",恢复了与林语堂的交往,对胡适态度产生新的变化,并在会见萧伯纳之后写了一系列文章。

两种政治信仰的冲突——对胡适从民权保障同盟会“出会”的一种解读

胡适从民权保障同盟会“出会”,最直接的原因在于胡适与宋庆龄对民权保障的不同认识,而这又根源于他们不同的政治立场与信仰。自由主义者胡适认为民权的保障是法律问题而不是政治问题,反对把保障民权的斗争作为支持国内工农革命斗争的一种手段,而坚信共产主义的宋庆龄组建民权保障同盟会的目的恰恰在于此。

胡适与中国民权保障同盟

胡适是希望通过参加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来继续他争取人权的事业,但他不主张将争取人权变成反政府行为。胡适与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总部的分歧导致了北平分会的解散。胡适的主张,不但影响了北平分会,还影响了同盟总部的中坚人物蔡元培及林语堂,这在同盟最终解散过程中,产生了一定影响。

浅论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政治主张和历史贡献

1932年成立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存在的时间不长,但是对中国革命作出了独特的历史贡献:在白色恐怖下,开展了以反对蒋介石独裁统治为目标的民权保障运动,提出了一系列政治主张,在伸张民权,揭露国民党独裁统治,唤醒知识分子觉悟等方面起了巨大的作用。

中国民权保障同盟述评

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一个进步的政治团体,它在宋庆龄、蔡元培、杨杏佛等人的领导下,为了保障民权、营救被捕的革命者和爱国进步人士,运用合法斗争手段,同国民党蒋介石的法西斯统治进行了一系列勇敢的不屈不挠的斗争,为中国人民革命事业作出了不容漠视的贡献。

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在抗日救亡运动中的历史作用

本文以为，中国民权保障同盟虽存在一年，但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下，对抗日救亡运动具有启迪抗战意识，保护民族精英，指明民族振兴出路，联系未来抗日战争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一部分的独特作用。

宋庆龄与中国民权保障同盟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的民族危机日益严重。而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政府在民族危亡之际，顽固地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继续“围剿”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在国统区，为了镇压不断高涨的抗日民主运动，国民党政府在政治上推行“训政”，建立和加强特务组织，实行法西斯统治．无数革命者和仁人志士遭到逮捕或杀害，人民的生命安全毫无保障。面对蒋介石国民党政府的倒行逆施，宋庆龄等爱国民主人士挺身而出，伸张正义，为民请命，与国民党反动统治展开斗争。

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成立与活动

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成立与性质 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十七日,宋庆龄先生等发起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以下简称“同盟”)参加筹备委员会的有宋庆龄、蔡元培、杨铨(杨杏佛)、黎照寰、林语堂五人。同时,发表“同盟”宣言,阐明了“同盟”的性质、任务、宗旨。一九三二年正是蒋介石派了五十万军队。

伊罗生与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兼析同盟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

本文根据伊罗生档案中所发现的一些材料并结合其他史料,对美国记者伊罗生在20世纪30年代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中的活动和作用作了重新述评。伊罗生不仅是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积极参与者,也是最先提出发起中国民权保障运动的人,开展这一运动的建议是他在与中国共产党、宋庆龄及其他人士反对国民党白色恐怖统治斗争中紧密合作的产物。伊罗生的活动也清楚地展示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与中共的直接关系。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是中共在与国民党较量中,其城市地下工作路线、策略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一页。伊罗生的参与则丰富了这一斗争的内容。

鲁迅与中国民权保障同盟

九一八日本侵华事件及一·二八淞沪抗战后,蒋介石继续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在对中央根据地进行反革命军事"围剿"的同时,对国统区内人民的抗日反蒋斗争实行残酷镇压,广大人民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思想、信仰和人身等项自由权利被剥夺殆净.正是在国民党反动派法西斯专政的腥风血雨中,中国民权保障同盟诞生了.

宋庆龄、鲁迅与中国民权保障同盟

1931年至1937年,宋庆龄一直居住在上海莫里哀路二十九号,1936年鲁迅病逝前,也定居在上海。1932年12月29日,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由宋庆龄、蔡元培。

关于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几件事

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是1932年12月成立的。要谈论关于这一同盟的事情,就得先谈谈它成立之前发生的两件事。

杨杏佛与中国民权保障同盟

中国民权保障同盟 (以下简称"同盟")是三十年代初期对国民党反动政权进行公开斗争的一个革命组织。它的发起人是宋庆龄、蔡元培和我的父亲杨铨(杏佛)。鲁迅从一开始就积极参与活动并被选为执行委员。这里,我根据自己的见闻和父执提供的资料,试把当年蒋介石的法西斯统治和"同盟"与之斗争的经过记述于后。一、"同盟"成立时的斗争形势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期,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出兵侵占我国东北三省,中华民族处在存亡危急的时刻;国民党反动派对外卖国投降,对内镇压人民,大举进攻江西苏区,阶级斗争异常激烈。那时,国统区内特务横行,滥施捕杀,查禁书报,钳制舆论,真是乌云滚滚,一片白色恐怖。但是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革命的历史潮流是谁也阻挡不了的。就在这个时刻,苏区红军发动了伟大的反围剿斗争,东北义勇军奋起抗日。

论宋庆龄的民权观的形成

大革命的失败,是宋庆龄民权观形成的转折点。大革命失败后,宋庆龄在实践中总结经验教训,进行反思和探索,抛弃旧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在30年代前期,宋庆龄的民权砚正式形成。宋庆龄的民权观阐明了时代发展的新特征,论述了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必然性,揭露了资产阶级民主和专政的虚伪性及其阶级本质,阐明了中国民权革命的目标及实现民权目标的途径等一系列重大问题。民权观的形成,对宋庆龄一生的政治道路产生了很大影响。

三十年代前期宋庆龄开展民权运动述略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前期,宋庆龄运用自己的特殊地位和影响,团结国内外进步民主人士开展了以反对国民党蒋介石独裁统治为目标的民权保障运动认真分析宋庆龄发动和组织民权保障运动的具体实践及其历史作用,将有益于对宋庆龄生平和事业的全面研究。宋庆龄创建“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宗旨和主要活动 (一)民权运动的发端和“同盟”的宗旨 1932年12月17日,在上海正式成立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

鲁迅论“京派”“海派”

鲁迅论“京派”“海派”●高恒文１９３３年１０月，因为沈从文的《文学者的态度》一文引起的“京派”与“海派”的论争，①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件大事。此后，“京派”和“海派”就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概念。这次论争中，鲁迅于１９３４年１月写的《“京派”与...

言说“丁玲事件”——1930年代中国文坛生态之“光谱”

本文考察1933年丁玲被捕事件发生后,各方力量(左翼、自由主义、大众舆论)等对此事件的言说。从5月17日上海英文《大美晚报》首次报道丁玲失踪,至6月底外界普遍相信丁玲"已死"这短短一个多月时间内,左联、文化界、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接连刊登宣言营救丁玲,当局则通过舆论坚决否认曾逮捕丁,不同地位、背景的个人,如鲁迅、沈从文、胡适等也都从自身立场对此作了反应,其各自的意识形态、亲疏关系、政治立场都从他们的反应中呈现出来,亦折射出1930年代中国文坛生态之"光谱"。

鲁迅与胡适

本文考察了鲁迅与胡适之关系始末,比较研究之后指出:他们在生长环境、早期思想以及治学方法等方面,曾有着相似之点,因而,“五四”时期,他们在思想革命、文学革命中曾是互相配合、目标一致的战友;二十年代,在治学上一度是互相帮助、共同商讨的同道。但是,由于思想信仰与政治立场上的严重分歧,三十年代以后,他们终于彼此站在敌对的方面去了。文章就他们走上对立面开始的时间问题以及对导致他们分道扬镳的时代因素和个人因素都作了具体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