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振民气:近代国术与民族复兴思潮——以张之江为考查中心

中华民族曾经具有尚武的民族精神,后来在重文轻武思想造成的国人不武和西方列强的殖民主义及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造成的失败阴影的影响下,近代中华民族民气消沉了。但只要重拾中国国粹——国术,中华民族民气一定能重新激昂。在全国范围内普及国术是提振民气之最有效途径,国术不仅强体,还提振民气,通过练习国术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国民,以实现民族复兴的思想和主张,对于建设体育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从五卅运动看民气与民力

五卅运动初起之时,国人一致力争外交,民气激昂,然此种情形转瞬即逝,未能持续下去,原因何在?没有民力作后盾的民气总是靠不住的.

开国会能否纾解“民气嚣张”与财政困窘——立宪派与清政府的分歧

"民气嚣张"、财政困窘,是清政府在预备立宪中面临的两个棘手问题。立宪派鼓吹速开国会,常以开国会可靖民气、纾财困为言。但清廷并不完全相信立宪派的论述,始终担心开国会会造成民气进一步嚣张,甚至局面失控;又担心召开国会,财政权被国会掌握,成为国会挟制政府之利器,不但不能缓解财政危机,甚至会出现人民"有要求而无负担"的局面。围绕开国会是否能纾解"民气嚣张"与财政困窘,立宪派与清政府在认识上存在巨大分歧。

激民气之暗潮 开诗歌之新体——谈《晨报副刊·诗镌》

《晨报副刊·诗镌》创刊于1926年4月1日,同年6月10日终刊。共出十一期,周各一期,由徐志摩主编。《诗镌》是五四以来继《诗》月刊、《诗学半月刊》、《诗坛》和《支那二月》之后的又一个新诗专刊。它曾为我国的新诗建设作出过较大贡献,在新诗发展史上,应该有它的位置。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鲁迅的“民气”批判

鲁迅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和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曾集中批判“民气”及有关现象。这种批判似乎与鲁迅对国民精神力量的一贯重视相矛盾。但鲁迅的批判揭示了“民气”自身的弱点和其在社会实际运行中所继发的问题。“民气”在当时的历史情境中亦有多重意味,其在民族危机面前曾发挥的积极影响和隐藏在“民气”背后的特定政治力量的角逐没有被鲁迅的文本充分还原,但仍不应被忽略。同时,鲁迅对“民气”本身与“民气论”的批判分别聚焦国民性批判和政治批判,亦有着各自特定的历史指向。

清末时期梁启超“民气”论研究

"民气"论是梁启超民族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历史上的"民气"带有强烈的引申自生命哲学的色彩,清末梁启超赋予"民气"一词以新的思想内涵,为民族民主运动提供了精神支撑。在梁启超看来,"民气"可以视作救国救民的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是国家自存的要素之一,但是"民气"的运用必须符合历史发展的特定阶段。清末梁启超的"民气"论对于当时推动社会思想的大发展起到了巨大的启蒙作用,给思想界带来了持久的震撼,具有积极的历史进步性;同时,梁启超的"民气"论也存在主观夸大民众国民性的内容,同样具有明显的历史局限性。

“民气”“民智”“民德”:重返晚清国民性问题讨论的话语现场——以《东方杂志》为考察中心

作为晚清时期最早在国内大规模开展国民性问题讨论且极具代表性的一份选刊,《东方杂志》主要围绕"民气""民智""民德"等概念,从不同角度对国民性问题进行现象分析,并从政治体制、社会制度、思想文化等层面入手,探究国民劣根性的病源,提出相应的解决办法。作为一种极具时代特色的话语实践,这些讨论为五四时期国民性问题的进一步探讨划定了基本的话题范畴,凸显了基本的问题导向,形成了一系列基础性的观念共识,也留下了诸多的问题。重返晚清国民性问题讨论的话语现场,对于更为清醒地反观二十世纪以来中国国民性问题的来龙去脉,更为理性地厘清其意义、价值与局限,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参照意义。

宣讲就要“接地气”“通民气”

宣讲是凝聚共识、步调一致向前进的重要一环,是把党的创新理论传递给千家万户的"最后一公里"。宣讲是一份职责,更是一门学问。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传播好马克思主义,不能照本宣科、寻章摘句,要大众化、通俗化。这就要求我们在面向基层进行宣讲时要多"接地气""通民气".

“人心不死”和“民气犹存”

近读《民国通俗演义》至五四运动火烧赵家楼痛打章宗祥一节,见到作者蔡东藩老先生的一段慨叹文字;"人心不死,民气犹存,吾国之所以不亡者,赖有此耳!"读之犹如火燎电击,发人深思。所谓"人心民气",也就是古人常说的"

留住“民气”需要制度保证

在重大灾难降临时,人的悲悯之心容易被激发出来,凸显人性善良、崇高的一面,汇集起来,可以释放出巨大的力量,这次震灾中这一现象表现得特别充分。差可比拟的是1976年初周恩来总理的逝世,举国同哀。

论近代湖南士风民气

士风民气是社会文化的一部分,它表现文化主体的共同心理素质、性格特点,表现群众性的士林风气、民众精神。同整个文化一样,它是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又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而发展,因而在不同地域不同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特点。大体说来,影响士风民气的因素有四。一是地理环境、自然条件。西北戈壁草原的人多粗犷、豪迈,东南水乡的人则较柔弱、文静;恶劣的环境条件促人坚强、奋进,而优裕的环境条件易使人逸乐、放浪。二是生产方式、经济生活。自然经济条件下的人群难免于闭塞、保守。

威仪与节宣——“气”在礼仪世界中的理论形态与伦理意义

既往对“气”的哲学分析更多集中在对其本质属性的还原,而非对它在思想史中的理论形态作出探讨。早期思想中“气”的用例主要表现为对礼仪状态的解释,“气”的理论形态呈现为两个维度:具有可观性的展示、为了使其符合秩序所产生的“节”的诸种要求与实践。通过让“气”维持在和谐状态,礼仪世界的整体秩序就得到了保障。

“武”的历史命运反思与“侠”的现代出路探寻——从老舍作品看侠文化改造的意义

在老舍的武侠题材、类武侠题材作品以及不少纯文学作品中,都活跃着侠客的身影,张扬着侠文化精神。但老舍并没有大肆铺展武功描写,更未沉湎于“武”的自我陶醉,而是对"武"的历史命运进行了理性反思,对“侠”的现代出路作出了积极探寻。老舍以侠文化作为改造国民性的重要精神资源,其作品的侠义书写以提振民气和启蒙救亡为鲜明特征,在主题内蕴和艺术精神上已大大超越雅俗的范畴,彰显出他对侠文化进行改造的现代意义。老舍对待侠文化的态度离不开其人生历程中深刻的生命体验和理性思考,他对待侠文化的理性反思态度和建构型改造思路,对于继承和弘扬传统文化精髓、实现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从抵制美货运动看辛亥革命前民众运动发展新趋向

辛亥革命前爆发的抵制美货运动,体现出一系列不同于此前民众运动的新趋向。其突出表现,一是迅速达到前所未有的普及程度与高涨声势;二是在运动中倡行不依赖政府而专恃民气,并对清政府乃至封建专制予以批评和谴责;三是从“野蛮的排外”转变为“文明的排外”,受到海内外舆论肯定。但是,抵制美货运动也仍然存在传统民众运动所具有的若干缺陷:如缺乏统一领导运动的组织机构,具有明显的分散性与自发性特点;参与者目标不一致,行动不统一,导致运动不能持久进行,最终难以达到预期目标。

试论清末《东方杂志》中的民权思想

清末《东方杂志》是改良派一份较有影响力的杂志。其文论中所散发的民权思想是对早期维新派的民权思想的发展,同时又为辛亥革命以后民权思想的勃兴杀开了一条血路,有承前启后的意味。对该杂志所体现出来的民权思想进行全面的论述、比较与评价,对进一步认识清末民权思想,夯实清末思想文化领域研究有重要意义。

从晚清禁烟思想变迁看近代中国经济改造方向

鸦片是中国近代各种矛盾的凝结物,是开启和强制中国走向发展陷阱的变异体。认识和解决近代中国的落后问题,必须深刻理解鸦片商品的特殊本质,由此认知中国经济改造的方向。自18世纪以来,清廷就已开始戒烟,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弛禁"与"严禁"发生碰撞,"严禁"完全胜出;第一次鸦片战争至甲午战争期间,"寓征为禁"成为主流;甲午战争之后,"严禁"又被重新确立,并且禁烟的意义被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地位,单纯的禁烟思想演变为关乎全局、探索富强道路的思想。只有突破传统思维习惯与既定政治框架,才可能得出近代中国经济改造的可行出路。

小说《英雄泪》中异国形象分析——以安重根和伊藤博文为例

小说《英雄泪》对安重根和伊藤博文两个异国形象的描述,都是从两人各自为本民族国民是否有利的角度加以评价,对二人总体上都持赞赏态度。安重根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的大义懔然的为国献身精神,伊藤为谋国家富强的积极参与意识,都体现出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与小说作者急切救国,鼓吹民气的思想意图相统一。

探析王安忆《长恨歌》中王琦瑶的悲剧命运

王安忆的长篇小说《长恨歌》自出版以来就成为读者竞相评论的名作。对于小说主人公王琦瑶的一生，不同的读者给予了不同的评价，而对于其人生悲歌的成因，历来也成为众多学者研究的对象，本文即针对王琦瑶的悲剧命运展开进一步分析。王琦瑶不切实际的虚荣心与其悲剧结局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而上世纪四十年代复杂的社会背景和历史洪流对于其生命的悲剧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另一方面，上海这座城市根深蒂固的城市文化———市民气，也对其一生的命运产生了巨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