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法人格权与民法人格权的区分与衔接

人格权的理论定位直接影响着人格权的立法实践。深刻理解人格权的理论定位,不能仅止步于人格权的字面含义,而应避免单从宪法或者民法的研究视角理解人格权的理论内涵,重点关注人格权在宪法与民法上的双向互动,剖析人格权在宪法与民法分野中的不同发展路径、特征属性,以更好地理解人格权的法律价值。人格权概念本身具有不确定性,如何看待宪法人格权与民法人格权的关系,厘清人格权在宪法与民法两个层面的区分,以客观价值作为衔接宪法人格权与民法人格权之间的桥梁,这不仅是对人格权在民法层面独立性的确认,也可以为今后我国司法实践的人格权保护提供有力的参考。

民法人文主义传统及其当代走向——一个哲学意义上的考察

民法人文主义缘起于哲学人文主义,受哲学人文主义的历史嬗变而获得不同内涵。罗马法以古希腊本体论哲学为基础,将人的权利主体资格建立在外在于人的先验“身份”上,仅承认少数人的权利主体地位而使更多人成为权利客体;而依托于主体性哲学的现代民法将权利主体资格建立在内在于人的理性与自由意志上,尽管实现了形式意义上的人人平等,承认和保障人格自由和财产自由,但其“抽象人”的价值预设存在着“唯我论”的极端人类中心主义和不考虑现实中人在内、外在条件方面的差异,由此产生一系列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问题。故此,当代民法应认真借鉴存在主义哲学中“经验人”的理论预设,以使民法中的“人”从先验主体向经验主体转变,这不仅能缓和人与自然间愈发紧张的关系,还能促进民法从形式平等向实质平等转化和保障“少数人的权利”,最终引领民法人文主义的当代转向。

商事人格权与传统民法人格权关系之探析

商事人格权是现代经济社会中出现的一个新的法律概念,是商事主体依法享有的,以商事人格利益为客体,并可转让、继承的一种人格权。它和传统民法人格权同属私法范畴,但两者在主体、客体及范围等方面又存在着明显的区别。

法人制度与民法人格权编的体系构建

人格权编的构建是民法典起草过程中的争论焦点之一 ,学者们对此也是见仁见智。为促成人格权立法的突破 ,本文没有沿袭学者们的惯常思路 ,而是从全新的视角将人格权与作为民事主体制度重要内容的法人制度相联系 ,分析法人民事主体地位的取得及其人格权利的确立对构建民法人格权体系的影响 。

现代民法人性化问题探析

民法与人性是紧密相连的,无论是民法理论还是民法具体制度,都充分体现着人性化的特点。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近代民法赖以建立的民事主体地位平等性与互换性失去了基础,其追求形式正义的弊端开始暴露:对个体人性的实质诉求关注不够。我国近代民法主要是继受大陆法,因而不可避免地带有大陆民法形式理性的弊端。现代社会中民法人所处的窘境以及我国封建社会对人性的长期压抑与扭曲,要求我国现代民法必须人性化,必须肩负起启蒙民众自由、平等的民法理念、关照现代民法人人性脆弱的双重任务。

基本权利对民法人格权构造的发展与限定

基于宪法在我国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中地位的不断强化,以及宪法基本价值相较于伦理价值在统一性、确定性、权威性等方面的绝对优势,基本权利所确立的基本价值已逐渐取代伦理价值成为民法人格权的主要价值基础。此种价值基础的转换在新颁布的《民法典》人格权的诸多制度中都有明确的呈现。一方面,人身自由、人格尊严等基本权利推动着传统民法人格权的权利构造的发展和变革,人格尊严在民法上的构造从名誉权转变为一般人格权,民法上的生命权和身体权也具有了一定的积极性内容。另一方面,宪法所确立的言论自由、文学艺术创作自由等诸多基本权利也因与人格权基本价值的冲突而对民法人格权的内容产生了影响,为了满足公众的信息知悉利益和文学艺术创作自由,人格权的内容必须予以合乎比例的限缩。

诚信·公平·权利——“民法人”教学新理念的构建

立足于现代高等教育应当培养什么人的问题并结合民法学精品课程建设的实践,需要对“民法人”这一教学理念进行探索和阐释。民法人的素质或品质可以定义为:民法人是讲诚实、守信用的人,民法人是具有平等价值观和公平观念的人,民法人是懂得尊重他人权利的人,民法人是具有社会公德意识的人,民法人是具有义务观和责任感的人,民法人是系统掌握和精通民法知识的人。

著作人格权之异于民法人身权及其实施的表征

一、著作人格权的含义和特征 著作权中的精神权利（Moral Right）是最能反映知识产权不同于其他民商事权利的人格权（Right of Personality）特征的，也是最能集中反映作为知识产权的精神权利之内容的。

如何成为理性而有温度的民法人

一般地,要做到熟练、全面、追新、精准地把握现行民法规范,我们不仅需与时俱进地对形式民法规范、实质民法规范及相应的程序法规范了如指掌,而且要能透析这些规范背后的立法旨趣。在具体的解释适用过程中,需精通民法的技术分析:准确地定性法律关系、有层次地适用;也需深悟技术背后人间的普适性价值和情感:后者可帮助我们定性法律关系、进行狭义法律解释或填补漏洞,甚至矫正民法实在规定。既对其充满敬畏,也内心温柔地寻找、解释、适用、发展民法规范和法理,我们就能成为理性而有温度的民法人。

行政诉讼与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

我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是国家的主人。我国公民享有广泛的民主权利,国家从各个方面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宪法规定,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由于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侵犯公民权利而受到损失的人,有依照法律规定取得赔偿的权利。”社会主义国家的行政机关是代表人民利益和为人民服务的机关,其主要任务之一就是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保证公民享有各种民主权利,不断提高公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因而,

我国民法人格权的立法及保护

站在民法学的立场上,人格权不仅仅是在道德方面的反映,同样也是站在公法以及政治上的人权。对于人权的保护就是保证人的人格尊严不受到侵犯。我国宪法与法律规定的人身自由权、人格尊严权以及生命权、肖像权等等都是身处于社会中所应该具备的最基本的权利,同样这些权利也是人与人和谐相处的前提所在。民法对于人格权的保护工作制定了详细规定,使得人格权得到了应有的保护。

一部民法典 三代民法人

2020年5月2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作为新中国第一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宣告诞生。当天,一场特别的庆祝会在西南政法大学举行。包括新中国民法学研究的开拓者金平教授在内的几代民法人,共话亲历见证的故事,讲述梦想与情怀。编纂一部符合我国国情的民法典,是几代中国民法人的夙愿。西政民法人为之奋斗的岁月,也正是全国老中青三代民法人为之努力的时光缩影。

宪法视野下的婚检制度变革与完善——基于《民法典》第1053条告知义务的履行

《民法典》第1053条对禁婚疾病传统作出重大调整,成为新时代背景下婚检制度设计的重要法律依据。在婚姻宪法保护框架下,“婚姻自由—私人告知—自愿婚检”的传统思路忽略了比“婚姻自由保护”更为根本的“婚姻传统功能保护”。婚姻的公共性及解决相关司法实践难题的客观需要,使得婚检融入履行环节成为可能。从《宪法》到《民法典》再到《婚姻登记条例》,民法典时代婚检制度设计应沿循“婚姻保护—法定告知—弱强制婚检”设计思路,采取“程序强制+形式审查”模式,即当事人于婚前相互告知专业健康检查结论,婚姻登记机关仅要求当事人填写知晓声明并进行必要口头提示而不对告知内容及其真实性进行实质审查。

《民法典》背景下个人信息保护的司法考察与制度完善

大数据时代,为充分保障个人的信息安全,我国相继施行的《民法典》《个人信息保护法》对此作出了较为全面的规定。考察相关规则的司法适用,发现我国个人信息保护存在个人信息与隐私权界定不清、损害赔偿威慑作用不足、公益诉讼制度效用未充分发挥、“知情—同意”标准不一且流于形式等问题。为解决上述问题,可通过构建可识别的场景化模式界定个人信息,引入情境脉络完整性理论判定隐私,审慎引入惩罚性赔偿,明晰个人信息保护公益诉讼的适用条件,构建“国家—行业—平台”三层规则体系实现实质同意,全面保护个人信息。

能动司法背景下城区人民法庭参与诉源治理的逻辑与进路——以新时代人民法庭建设的“花乡做法”为中心

新时代人民法庭建设的“花乡做法”表明,诉源治理是当前城区人民法庭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方式。诉源治理基本上覆盖了纠纷发生前后全过程,纠纷发生前主要以风险预测为主,纠纷解决中则以工作指引、调解指导及裁判说理等方式为主,纠纷解决后则以司法建议为主。人民法庭的诉源治理策略贯彻着“政策—法律”“跨界—守界”双重逻辑,前者是人民法庭的一般逻辑,而后者则是城区人民法庭的特有逻辑。双重逻辑内部存在着结构性张力,城区人民法庭与其他治理主体的关系应从分工转向合作,通过诉源治理增强分工合作的主动性与灵活性,与其他非司法性力量协同解决复杂的城市治理问题。

民法典中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责任体例疏释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234条、第1235条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责任拆分成“两类六种”责任形态并列规定,这一制度体例承袭民事责任以责任后果的形态分别列举的体例。从历史面向看,这一体例既受移植苏联在总则中规定民事责任的影响,也与计划经济时期公法责任冲击民法的历史过程相关。然而,民法典编纂过程中并未对这一体例予以矫正,反而将其应用到生态环境损害责任的立法中。从现实面向看,尽管这一体例的形成具有一定的偶然性,但随着对民法典的本土化研究,这一体例所体现的“权利-义务-责任”体系被赋予了取代“权利-请求权”体系的新功能,并且使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规避了环境权的争论得以直接以责任的形式规定。但由于其遮蔽了责任后果与责任原因之间的关联,使分别列举的责任后果的适用逻辑不清晰,致使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责任司法实务中存在赔偿不足或赔偿冗赘的现象。在当前制度环境下,欲在保持现有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责任体例的前提下理顺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责任的适用逻辑,需在学理层面将其与责任原因相连结。

民法教学中的“一体化”思维模式培养

民法作为法学教学中最重要的一门专业课之一,一直面临一个不可回避的困难,即民法下属各分支领域之间的“思维壁垒”。为突破此困难,文章以请求权,这个民法理论和实践上的双重核心概念为支点,提出以“一体化”民事法律思维培养为中心的教学理念,并以“债权”,这个民法中最复杂、最特殊、最重要的分支为例,详细论证“一体化”思维模式培养的三个教学模块,即债权请求权的分类体系、债权请求权的抗辩体系和债权请求权的后置程序。同时根据上述内容改变传统的案例教学方法,形成一套能够适应“一体化”思维模式培养要求的案例教学方法。

《民法典》第1014条(姓名权、名称权不得非法侵害)评注

《民法典》第1014条规定的姓名权、名称权不得非法侵害,是姓名权、名称权的消极防御权能,其与《民法典》第1012条、第1013条规定的姓名权、名称权的积极权能,共同构成现行法律体系下关于姓名权、名称权权能的一般规定。对于涉及姓名权、名称权消极权能的法律纠纷,在其他法律如《著作权法》《商标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没有具体规定时,应回溯到本条作为规范依据。本条在立法技术上采具体列举+概括规定的方式,既明确了应予禁止的典型侵害行为,也将那些尚不足以预先概括其事实构成的侵害行为纳入现行法调整范围,从而使制定法能够跟得上社会发展而为姓名权、名称权提供充分保护。主张本条规定的典型侵害行为及其他侵害行为的权利人负有证明责任,需要证明行为人实施了干涉、盗用和假冒等行为,若权利人不能证明或提供的证据前后矛盾等,则要承担不利后果。

基层人民法院诉源治理的理念革新与路径优化

经过几年的实践,基层人民法院诉源治理取得了积极进展和重要成果,但也呈现人民法院的职能与界限缺乏清晰性、角色和职能存在模糊性、人民法院事实上成为诉源治理的主导者、诉前治理异化等诸多困境,因此有必要革新基层人民法院诉源治理的基本理念。应该看到:诉源治理进程不是“一条线”,而是“一个圆”;诉源治理的根本目标不是解决法院“案多人少”问题,而是纠纷的终极化解;诉源治理旨在进一步加强纠纷解决的多元性。据此,基层人民法院诉源治理应重点通过审判实质化解纠纷,着力完善纠纷“诉前调解”机制,积极融入构建诉源综合治理大格局,充分发挥人民法庭化解乡土纠纷的前沿阵地作用,提速智慧法院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