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法典“隐名习惯”的分布特征及功能

隐名习惯不为民法典明文规定,却潜入、弥散于民法典中。不同于显名习惯为制定法所彰显,隐名习惯“隐而不彰”之特征使其可以随着社会变迁而不断演化与发展,成为真正的“活法”。它在填补制定法的漏洞、增强民法典的开放性、提高民法典的适应性和灵活性,以及媒介法律之继承与移植之内在需求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然而,隐名习惯内部的差异性、自身的不稳性等局限,造成其与显名习惯、制定法之间的张力与冲突。因而明确隐名习惯单向法律化之路径,保持人身关系中对隐名习惯的开放与纳入格局,建立上述三者法源之间的调节机制,优化隐名习惯的进入与退出机制,通过习惯附录对本土习惯进行调试,对于改进隐名习惯之分布及功能具有重要意义。

论民法典“提取公因式”的立法技术

"提取公因式"作为民法典总分体系立法技术的经典表达,体现总则在分则中的普遍适用特征。"提取公因式"立法技术是抽象化立法技术发展的必然结果,是民法和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但传统的"提取公因式"的立法技术理论的致命错误是共性法律规则的绝对化和缺乏体系的内在整体性,所以当代"提取公因式"立法技术必须摆脱绝对化的抽象思维的局限,构建体系的内部整体性。应从"提取公因式"的整体构建和规则归纳相互作用的角度,对民法典总则主要制度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进行分析。

民法典“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责任”评析

民法典规定生态环境破坏修复和惩罚赔偿,意味着造成环境生态破坏彻底转变为首先由破坏者承担修复责任,国家承担责任退居其次,以行政治理为主到市场或私法治理与公法治理并举为基础。修复以可能和必要为前提,以恢复其生态服务功能为标准。替代修复是修复的特殊情况。如无修复或替代修复的可能和必要,只能由污染者承担赔偿责任。民法典实施后,法律法规对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还应作出环境权、污染者负担原则和国家补充责任的进一步规定。建议制定生态环境修复法、使用化肥农药管理法,逐步实行污染者承担修复费用和政府首先用此费用实施修复为主的制度。民法典规定的生态破坏责任应扩大解释为包括一切生态破坏的情况。民法典规定的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的惩罚性赔偿,应优先适用过错责任原则,考虑加害人的过错程度和损害后果程度决定其赔偿额。

民法典“绿色原则”的建构逻辑与适用出路

将"绿色原则"写入民法总则,是民法典对环境问题和生态危机的一次理性回应。然而,作为民法典内生价值体系外的一项原则,如何避免"绿色原则"在民法典中被"悬置"或"析出",保持"绿色原则"与民法典的一致融贯性,是"绿色原则"的建构与适用需紧紧围绕的议题。透过对原则路径与规则路径的比较窥知,"绿色原则"在规制范围、规制效力、运行逻辑以及理念融合上均比"绿色规则"更具有优势。"绿色原则"以整体性的利益衡平为逻辑起点,对民事活动的展开设置一条富有环境利益属性的边界,以实现民法典对环境利益的兼顾。需要明确的是,"绿色原则"进入民法典并不意味着将有关环境义务的内容全部囊括进民法典,而是在秉持合理性、适度性原则的基础上,有序地实现环境法与民法典的联结。

论我国民法典“继承编”法定继承制度之立法完善——基于四川省民众法定继承观念与遗产处理习惯的问卷调查

从法律制度运行实践来看,真正能得到有效贯彻执行的法律制度,大多恰恰是那些与通行的习惯惯例相一致或相近的法律制度。值此"中国民法典继承法编"编纂之际,文章通过对四川省民众法定继承观念与遗产处理习惯的问卷调查发现,被调查者认可的法定继承人范围比我国现行《继承法》规定的更宽且继承顺序更多,其中多数人持"配偶应当为无固定继承顺序且配偶应当与第一、二、三顺序血亲继承人共同继承""尽了主要赡养义务的丧偶的儿媳或女婿可以作为第一顺序继承人且平均分配遗产"等观念;多数被调查者所在地区存在"后顺序特殊继承人对原居住的遗产住房享有终身居住权且无需支付租金""配偶可以对遗产中家庭住房享有优先继承"等习惯;有极少数被调查民众在继承问题上仍然存在"重男轻女"的传统性别观念。故在"中国民法典继承法编"编纂中,建议坚持继续规定"继承权男女平等",适度扩大法定继承人的范围和顺序,修改增加尽了主要赡养义务的丧偶的儿媳或女婿为可请求分得适当遗产人,增加配偶对原使用的遗产中家庭住房的先取权和终生居住权,增设后顺序特殊法定继承人对原使用的遗产住房及家庭生活用品的终生使用权等等。

解读民法典“隐私权和个人信息保护”

围绕我国首部以“法典”命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深度分析与解读其人格权编第六章“隐私权和个人信息保护”各条款的立法目的与意义,内容包括自然人的隐私权、对侵害自然人隐私权行为的规制、个人信息定义的释义、处理个人信息的原则和条件、处理个人信息免责事由、个人信息主体的更正权与删除权、信息处理者的信息安全保障义务、国家机关以及承担行政职能的法定机构及其工作人员的保密义务等内容。

民法典“自甘风险”条文研究

随着社会观念的变革以及法律制度的发展,传统意义上过于宽泛的自甘风险制度如今已难以为继,在多数案件中不再具有免除加害人责任的法律效果。但是,在文体活动领域,自甘风险依然有作为一项独立免责事由而存在的必要性。自甘风险与受害人同意、与有过失等其他抗辩事由不同,其法理基础在于,基于特定的法政策考量,加害人的一般过失行为不构成侵权。在解释论上,还应当区分民法典第1176条第1款规定的自甘风险与第2款规定的活动组织者责任,明确文体活动的参加者和组织者适用不同的注意义务标准。此外,在实践中使用"自甘风险"一词时,应当秉持谨慎、克制的态度,仅用其指代民法典第1176条第1款,以避免法律概念的混淆以及法律适用的错误。

民法典“绿色原则”的国际化向度分析

“绿色原则”存在于民法典总则和分则,“绿色指导”“绿色要求”和“绿色责任”步步衔接、环环相扣,与国际环境治理理念和措施互动良多。百年未有的变局中,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和反全球化风云迭起,从国际化视角下总结分析民法典“绿色原则”带来的经验,将会对后续国内外环境法的发展和全球环境治理提供帮助。

基于民法典“绿色原则”视角的资源税征管改革研究

作为绿色税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资源税法》是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践行绿色发展理念的重要举措。立足于《民法典》的"绿色原则"视角,分析研究资源税目前的征管现状,对资源税征管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研究,找出问题源头,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索提出完善资源税征管的对策建议。

民法典“磨法师”,66年“磨一法”

“要是能在书包里背上一部民法典,那该有多幸福!”孟强说,这是过去老先生们经常挂在嘴边的话。他们还总说自己羡慕年轻的学生,因为学生能有机会等到民法典颁布。孟强是北京理工大学法学院民法典研究中心主任、中国法学会民法学研究会副秘书长。作为参与编纂民法典的学者,孟强坦言,等待民法典最后冲刺的心情很复杂:既充满期待,又忐忑不安。这种心情,就像盼望一个婴儿尽快诞生成长,又担心达不到预期。

民法典“自甘风险”条约对我国学校体育伤害事故处理的启示

学校体育作为我国教育体制中的重要一环,对自甘风险条约有着高度的适用性。该条约也有利于进一步解放学校的体育活力,增加学生的体育参与程度。基于此,本文在对自甘风险条约进行法理分析的基础上,对学校体育伤害事故中各参与主体的责任和义务进行划分和分析,剖析自甘风险条约在学校体育伤害事故处理的实际应用中仍存在的诸多难点,并提出了一系列方案。

民法典“唤醒”离婚家务补偿制度,数额是如何认定的

今年1月27日,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适用民法典新规定首次审结一起离婚家务补偿案件。案件当事人王女士作为“全职太太”,承担了大部分家庭事务,根据民法典第一千零八十八条“夫妻一方因抚育子女、照料老年人、协助另一方工作等负担较多义务的,离婚时有权向另一方请求补偿,另一方应当给予补偿”的规定,法院一审判决,除了双方平均分割共同财产10余万元外,陈先生还需付王女士5万元经济补偿款。

让民法典“飞入寻常百姓家”

日前,中宣部、中央网信办、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教育部、司法部、全国普法办、中国法学会联合下发通知,并印发了《“美好生活•民法典相伴”主题宣传方案》。方案强调,主题宣传要突出思想引领,切实将习近平法治思想贯彻到主题宣传全过程。加强组织领导、注重“热”在基层、增强实际效果。

宪法视野下的婚检制度变革与完善——基于《民法典》第1053条告知义务的履行

《民法典》第1053条对禁婚疾病传统作出重大调整,成为新时代背景下婚检制度设计的重要法律依据。在婚姻宪法保护框架下,“婚姻自由—私人告知—自愿婚检”的传统思路忽略了比“婚姻自由保护”更为根本的“婚姻传统功能保护”。婚姻的公共性及解决相关司法实践难题的客观需要,使得婚检融入履行环节成为可能。从《宪法》到《民法典》再到《婚姻登记条例》,民法典时代婚检制度设计应沿循“婚姻保护—法定告知—弱强制婚检”设计思路,采取“程序强制+形式审查”模式,即当事人于婚前相互告知专业健康检查结论,婚姻登记机关仅要求当事人填写知晓声明并进行必要口头提示而不对告知内容及其真实性进行实质审查。

《民法典》背景下个人信息保护的司法考察与制度完善

大数据时代,为充分保障个人的信息安全,我国相继施行的《民法典》《个人信息保护法》对此作出了较为全面的规定。考察相关规则的司法适用,发现我国个人信息保护存在个人信息与隐私权界定不清、损害赔偿威慑作用不足、公益诉讼制度效用未充分发挥、“知情—同意”标准不一且流于形式等问题。为解决上述问题,可通过构建可识别的场景化模式界定个人信息,引入情境脉络完整性理论判定隐私,审慎引入惩罚性赔偿,明晰个人信息保护公益诉讼的适用条件,构建“国家—行业—平台”三层规则体系实现实质同意,全面保护个人信息。

《民法典》第1014条(姓名权、名称权不得非法侵害)评注

《民法典》第1014条规定的姓名权、名称权不得非法侵害,是姓名权、名称权的消极防御权能,其与《民法典》第1012条、第1013条规定的姓名权、名称权的积极权能,共同构成现行法律体系下关于姓名权、名称权权能的一般规定。对于涉及姓名权、名称权消极权能的法律纠纷,在其他法律如《著作权法》《商标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没有具体规定时,应回溯到本条作为规范依据。本条在立法技术上采具体列举+概括规定的方式,既明确了应予禁止的典型侵害行为,也将那些尚不足以预先概括其事实构成的侵害行为纳入现行法调整范围,从而使制定法能够跟得上社会发展而为姓名权、名称权提供充分保护。主张本条规定的典型侵害行为及其他侵害行为的权利人负有证明责任,需要证明行为人实施了干涉、盗用和假冒等行为,若权利人不能证明或提供的证据前后矛盾等,则要承担不利后果。

民法典实施过程中的婚检备案审查疑难问题研究

主持人语:自全国人大常委会2017年12月听取《关于十二届全国人大以来暨2017年备案审查工作情况的报告》以来,备案审查工作报告机制在我国逐渐发展成为一项稳定的制度化工作。党的二十大报告也明确提出要“完善和加强备案审查制度”。2023年1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又出台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完善和加强备案审查制度的决定》。基于这些制度发展,备案审查制度研究近几年已经发展成为我国法学研究中最为活跃的领域。同时,《民法典》自2020年颁布实施以来,也出现了一些需要解决的疑难问题。比如,针对现行《母婴保健法》与《婚姻登记条例》围绕当事人结婚时是否应当持有“婚前医学检查证明或医学鉴定证明”存在的规范冲突,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在《关于2021年备案审查工作情况的报告》中提出,将“与国务院有关部门沟通,推动根据民法典精神适时统筹修改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制度。”但迄今为止,“民法典精神”究竟是什么,又如何“统筹修改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制度”,依然并不明确,需要开展深入研究。

普遍服务义务及其私法实现——兼论《民法典》第494条内蕴的公法与私法关系

《民法典》第494条规定了三种强制缔约方式,其第2款为落实普遍服务义务最重要的私法措施。普遍服务义务的性质为最终由国家对公民承担的行政给付义务,并非市场主体的义务。其正当性源于技术革新和经济发展对“体面和有尊严的生活”的新要求、因国家职能变迁而兴起的“担保国家”观念、部分基础设施的自然垄断属性等。普遍服务义务的设置需厘定公私畛域,防范企业不当扩张自然垄断的范围,从而阻碍市场化进程。依我国现行法,特定企业承担的普遍服务义务为法定义务,并非其社会责任。我国有必要承认间接强制缔约理论,在所有公共事业领域类推适用电力、电信和邮政领域的普遍服务规范。普遍服务的义务人应获得基金补贴,而不应通过其业务获得交叉补贴。普遍服务义务的实现程度受经济能力和技术水平的双重限制,故强制要约义务原则上不宜强制履行;在强制承诺时,相对人的要约必须合理。违反强制承诺义务的,义务人应承担缔约义务,因此给对方造成损失的,应承担侵权责任。

养老保障视域下《民法典》赡养义务体系化之论

《民法典》使赡养义务体系化,但相关解释论的缺失影响了赡养义务功能的实现。为此,需要根植法律体系、立足社会现实,构建赡养义务体系解释论。以生存保障功能为起点,经由实践演进、理论沿革与条文修改,总则性赡养义务条款发展出全面性内涵。将赡养理解为全面性赡养,是《民法典》赡养义务实质体系化的基础。以合理性与可行性为考量,需要界分法律性赡养与道德性赡养,且子女、孙子女、外孙子女的强制性赡养义务应被限制为物质性赡养。而在以被赡养人为中心的理念下,孙子女、外孙子女赡养义务虽属次生补位性质的义务,但其履行基准不宜与子女赡养义务有所区分。有关丧偶儿媳、女婿赡养义务的条款属于权利取得条款,具有激励性、倡导性作用,其伦理基础是继承人与被继承人之间形成的家庭性、道德性关系,因而其要件不宜限定为物质性要素,而应综合考虑物质性赡养、精神性赡养、照料、保护等要素。

中国民法典评注:理论基础与愿景使命

当代对于大陆法系产生深远影响的法律评注兴起于德国。典型的法律评注作品根据法典的结构和顺序展开法律的逐条评释,以解释说明现行法及其适用为目的。与此不同,法学教科书以阐述法学基本原理为宗旨,侧重学术讨论;立法释义书以说明立法目的为主,但缺少司法裁判规则的整理和归纳。一部理想的法律评注,应当汇集和整合制定法、法学理论和司法裁判,体系地反映现行法的状况。法律评注与法教义学具有同构共生的关系,是法教义学的重要载体。法律评注比法教义学更加依赖实证法,当代编撰中国民法典评注的条件已经基本具备。编撰中国民法典评注应当融合法教义学与司法实务,注重体系思维与论题思维的互补。民法典评注的完成,将对我国民法教学事业和民法学术话语体系的建设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当今信息科技日新月异发展的时代,法律评注在专业分析、知识创新、价值判断等方面具有相对的优势,暂时不会被人工智能所取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