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夫妻财产立法比较研究——兼论我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中夫妻财产立法

本文通过对中外夫妻财产立法的比较研究 ,找寻各国夫妻财产立法差异性的深层次原因 ,以为我国在民法法典化过程中 ,作为婚姻家庭法重要组成部分的夫妻财产关系的制度化、系统化。

对修订民法典婚姻家庭编30个问题的立法建议

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修订工作正在进行中,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近日召开了第一次专家研讨会,讨论应当修订的主要问题。民法典婚姻家庭编通则规定的亲属基本制度,以及配偶关系、亲子关系和婚姻财产关系,都有若干重大问题需要研究解决,在立法上进行改革,以使我国的婚姻家庭法律制度改变目前由《婚姻法》《收养法》构建起来的,规则比较简陋、与现实社会生活和世界主流民法亲属制度相脱节的规则体系,构建符合社会实际生活需要、与世界主流民法的亲属法律制度相衔接、具有中国特色的我国婚姻家庭法律制度。对其中存在不足、急需立法修订的主要问题,本文提出了具体的立法建议。

民法典起草实用主义思路下的“债法总则”立法模式研究

中国第四次民法典起草的最后阶段应该采用实用主义思路。取消"债"的概念在立法和实务上均不具有可能性,未来民法典必须规定债法一般性规则。应该采取小而简的"债法总则"内容主体模式,规定债的四种主要发生原因和民事责任竞合规则;以连带责任取代连带债务,并规定统一的分摊请求权与追偿请求权;集中列举非损害赔偿责任方式;不规定债的优先性规则。实质意义上的"债法总则"不一定需要通过形式意义上的"债法总则"来实现立法。"三分债编"模式不具有立法可能性。应该注重立法程序对民法典起草的影响,建议将《民法通则》第五章与第六章未被现行法取代部分合并为"债与责任"章,并以此作为未来法典化的基础。

新世纪呼唤新的婚姻家庭法

婚姻家庭作为社会最基本的细胞组织和最普遍的社会关系，与社会的发展变化息息相关。现行婚姻法从施行以来，在一定时期内和一定程度上满足了调整婚姻家庭关系的实际需要，其基本精神和历史作用应予充分肯定。但是，随着时间的推延和社会条件的变化，它的局限性日益显露出...

论民法典对居住权的立法干预方法

居住权起源于罗马法对人役权阶梯式的立法中,它在民法层面意味着个人对他人基本生存条件的协助,后世国家(地区)的立法对居住权的扬弃存在不同选择。即使基于对弱者生存条件的现实关怀,若将居住权纳入物权法仍易导致与本部分立法价值、立法体系之间存在冲突和矛盾,而婚姻家庭法的法律条文和司法案例却一定程度上认可居住权的存在。考察婚姻家庭法与居住权的契合性,并结合现代婚姻家庭的变迁规律,可将居住权划分为离婚经济帮助中的居住权、作为养老保障的居住权、未成年人的居住权、生存配偶的居住权四种主要形式。未来的民法典在婚姻家庭法编的立法中,应考虑从范围限制、权能限制、所有人与权利人利益平衡等狭义角度规制居住权,以保障弱势家庭成员的生存利益,回归本权利起源之初的功能设计。

《民法典》编纂催生2.0版《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

长期以来,我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规范依附于民事实体法,现行《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在不触及现有立法存量的情况下应作增量规定。鉴于《民法总则》以及即将审议的各分编剔除了法律适用规范,对现行各类法律适用规范重新进行整合已势在必然。综合考虑现阶段的立法基础、立法成本、立法效率,以现行《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为基础,对现行各类法律适用规范进行系统化、集成化的编纂,打造2.0版的《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最能取得事半功倍的功效,因而是立法机关最有可能的选项,也是现阶段国际私法学界亟需研究的应用性问题。

民法典物权编编纂背景下的空间权利法律制度重构

我国物权法将空间权利置于建设用地使用权这一狭小制度,不仅削足适履,也给实践提供了错误的规范指引。在民法典物权编编纂背景下,空间权利立法应坚持民法与特别法相结合的立法模式,即在物权编中规定空间权的权利体系,并通过指引性条款将规划管理、用地管理、建设管理、产权登记等内容与相应特别法有效衔接。物权编应明确空间可以作为物权的客体,将空间提升至与土地、房屋、海域等物权客体同等的法律地位,并将“土地”概念空间化。在具体权利适用上,空间权利可以划分成营造建筑物类空间权利和提供便利类空间权利。营造建筑物类空间权利可以援引建设用地使用权、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和宅基地使用权的具体规则,明确其范畴、权利取得方式、客体范围确定方法以及冲突解决机制。提供便利类空间权利可以借助地役权的制度通道,成为法定的物权权利。

婚姻家庭法与民法典关系之我见——兼论婚姻家庭法在我国民法典中的实现

婚姻家庭法作为民法的核心内容应该在我国未来的民法典中得到充分体现。作为具有强烈伦理要求和浓厚人文主义精神的法律制度,婚姻家庭立法应将伦理道德优先、以人为本、遵从习惯、适度干预和适度超前与相对稳定相结合等作为基本的法律原则。对于具体的立法体例,在坚持单一民法典立法模式的前提下,将有关自然人的一般规定与人格权、婚姻、家庭等内容混编在一编中以"人法编"命名。在立法方式上,我们既要积极引进国外的先进理念和先进制度,兼收并蓄、吸收创新,又要立足本国国情,发掘传统制度资源,凝聚民族智慧,以制定出一部能够同时容纳古代文明、近代文明和现代文明,兼具形式理性和实质理性,具有普适性、辐射性和可复制性的中国版民法典。

合作社立法模式比较分析及我国的合理选择——基于我国目前民商事立法的背景

合作社作为一种商事主体,已经成为各国经济发展的一种重要力量,对其立法以引导其稳健发展已是大势所趋。然而,各国合作社立法虽在结构和内容上有诸多相似之处,但在立法模式上却因各国国情不同而存在较大的差异。立足于为我国合作社立法的有序推行提供合乎长远的合理规划,有必要在借鉴各国各地区立法模式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目前学界对民商事立法所达成的共识,对我国合作社立法模式作出合理审慎的选择,以有效地引导和规范我国合作社的可持续发展。

新婚姻家庭法的立法模式和体系结构

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是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各种法律是互相分工、互相配合的。仅就严格意义上的法律而言，就有宪法、基本法律和基本法律以外的法律的区别，它们各有其效力层次和调整范围。有些法律之间的相邻关系是很密切、很复杂的。完善婚姻家庭法制可以有各种不同的...

民法上区分物权与债权的方法及其价值

直至《物权法》颁布，有关物权与债权的基本理论仍没有形成共识，无论是学术界还是实务界对于物权与债权都没有十分清楚的认识，其根源在于民法理论发展史上《法国民法典》“同一主义原则”立法模式和《德国民法典》“区分原则”立法模式对此持有不同的观点。本文通过对债权与物权在概念、性质、法律根据等方面的区别进行分析，突出强调了对债权与物权进行区分的法理及实践价值。

论我国国家机关职务侵权责任的立法模式——以《民法通则》第121条的存废为视角

我国现行《民法通则》与《国家赔偿法》对国家机关职务侵权责任都作出规定的多重立法模式存在严重缺陷。国家机关职务侵权责任在性质上不应是一种民事责任,国家赔偿也不应是一种民事赔偿。我国制定民法典时,应废除《民法通则》第121条的规定。同时应完善《国家赔偿法》中的相关规定,给予受害人更为充分的保护。

婚姻家庭法的入典再造:理念與細節

自1950年《婚姻法》頒佈以來,我國在1954年、1962年和1979年三次民法典編纂中,均採納了家庭法與民法並行的蘇聯式立法模式但在改革開放以後,伴隨著民法和家庭法研究的深入.家庭法回歸民法的呼聲日漲。2002年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草案)》及三個頗具代表性的學者建議稿均將婚姻家庭法納入民法典.廢棄了蘇聯式並行立法模式,力圖實現立法模式上的「潘德克頓」轉向.

民法典人格权编的重要社会价值

民法典应当怎样规定人格权,是一个学术问题和民法立法技术问题。人格权法究竟规定在民法典总则编,还是规定在分则中,确实有立法传统的问题。民法典单独规定人格权编的立法模式,既不是德国法潘德克吞体系的传统,也不是法国法系的三编制模式。人格权在民法典分则中独立成编,沿用的是我国民法通则的立法传统,具有中国特色。

大陆法国家民法典研究

大陆法国家民法典研究谢怀第四节瑞士民法典一概说瑞士民法典是一个很有特色的法典，对我国的民事立法有很大影响，值得我们专门对之加以研究。从旧中国到新中国，我国的民事立法都是在＂民商合一＂的大原则之下进行的。民商合一的原则是受瑞士民法的启示而确立的。虽然旧...

试论法德两国民法典的不同特点

在欧洲大陆法系中,1804年的法国民法典(拿破仑法典)与1900年的德国民法典,分别标志着'自由'资本主义和'垄断'资本主义两个不同历史时期确定和调整资产阶级财产关系的民事立法的典型。本文试就以下几个方面,讨论一下两部民法典的异同。

《遗产继承民法典》系列报道之一——民法典之“策”:打印遗嘱是否有效?

2019年11月25日,由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女律师协会主办、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婚姻家庭法专业委员会承办的民法典婚姻家庭编与继承编立法完善研讨会,在北京法官之家隆重召开。

遗产继承民法典

2019年7月13日,首届“中国婚姻家庭法论坛”在哈尔滨召开。2019年11月250由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女律师协会主办的民法典婚姻家庭编与继承编立法完善研讨会在北京法官之家隆重召开。婚姻家庭与继承的问题研究向来水乳交融,虽然一个推出在夏季,一个讨论在冬季,但是婚姻家庭继承的话题一年四季都探讨不完。“虚拟财产——新时代产生的新问题”“归扣制度一一老问题激发的新研究”“遗嘱信托——新领域涌现的新思路”,选取最“新”的角度,让人们对民法典家庭编草案的实践困境与立法完善有了全新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