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民法的商法化与商法的民法化——兼谈我国民法典编纂的基本理念和思路

传统的民商分立和民商合一都有其历史的局限性,现代各国都在根据自己的国情对传统的民商立法模式进行适当调整。在民商关系的处理上我们应当充分借鉴其他国家的立法经验。我国民法典制定的基本思路是:在对传统私法做成功的现代转化的前提下,制定一部民商混合的法典,即在正确界定和承认民法和商法差别的基础上,以商法编的方式对民商法进行统一立法。

论刑法的民法化

当前我国正处于从一元社会向二元社会的转型过程中 ,二元社会的确立导致政治刑法向市民刑法的转变 ,在市民刑法的构建进程中会出现刑法的民法化现象。审视新中国刑法的改革与发展 ,这一现象已经出现。何谓刑法的民法化 ?怎样看等这一现象 ?本文作了抛砖引玉式的探讨。

论刑法民法化趋势以及在我国的具体体现

从西方流传而来的刑法民法化观念逐渐在我国引起关注,并且在刑法学界颇有争议。本文从刑法民法化的思想起源入手,简述一下刑法民法化的定义和内容及在中国刑法中的具体表现。最后就各学者的不同意见发表一点看法。

探析治安法规民法化

治安法规是人民警察实施治安管理的依据和准绳。它是否真正能体现“以人为本”的法的本质，直接关系到公安工作的合法性。本文提出治安法规民法化理论．并从国际上公、私法融合趋势、立体刑法学的兴起以及和谐社会的需要等三个方面分析其存在的必然性，通过《道路交通安全法》和《治安管理处罚法》加以印证。

论刑法民法化趋势及具体体现

最近几年,刑法民法化受到了全社会的广泛关注,人们加强了对这方面的研究,并且产生了不同的意见和看法,这种观念是从西方流传过来的。本文分析了这沖思想的来源,并且分析了其具体的内容和定义,探讨了在我国刑法中的具体体现。

民法的商法化与商法的民法化研究

研究民法的商法化及商法的民法化能够更好的梳理立法史,同时可明晰民法的商法化及商法的民法化两种立法模式的特点以及条件,进一步分析我国立法思路。本文从阐述民商分离曾经的优势以及当下存在的局限性出发,以此引出民商合一满足当下经济发展需求,继而详细分析民法的商法化及商法的民法化两种立法模式,并进行实践举例,为有研究民法的商法化及商法的民法化需求的相关人员提供参考价值。

公司法改革中的泛民法化风险——兼谈《民法总则》颁布后的《公司法》修订

在我国民商合一的大背景下,商法向民法靠拢成为一种极具路径依赖的惯性选择。随着包含大量公司法条款的《民法总则》出台,《公司法》应当如何修订就成为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诸多观点主张直接删除公司法中与《民法总则》重复的条款,将该部分交由民法调整。从公司制度的演变和发展来看,作为一种风险化的营利组织,其本身带有的风险性与民法的人本性是相冲突的,这种看似节约立法成本的泛民法化改革方式,实则可能需要支付更大的社会成本,并会面临不同法律部门理念冲突、规范重心失调、应有体系瓦解以及伦理基础动摇等一系列问题。因此,《公司法》在修订的过程中,应当坚守风险固化与风险防范的基本立场,在尊重体系化与完整性的基础上,体现公司法的未来发展趋势。

民法类型化的方法

民法类型化是解决民事疑难问题的明智方法,类型化思维是民法思维的重要组成部分,类型化方法是民法方法论的重要内容。为保持逻辑上的严谨性,民事权利主体应先类型化为自然人和拟制人,再将前者分为完全行为能力人和限制行为能力人,将后者分为法人和非法人(其他组织)。现行民法把财产权和人身权作为两大类民事权利,这是对民事权利的大致分类。财产权与人身权之间不是泾渭分明的,存在诸多模糊地带,要关注财产权的人身属性、人身权的财产属性、财产权与人身权的转换。民事法律事实类型化是解读民事权利变动类型化的基础。民事法律事实可类型化为行为事实和非行为事实,前者分为民事行为和事实行为,后者分为事件和状态。类型化在民法领域的具体运用主要体现在三方面:一是把研究对象扩展到新事物,拓展研究的宽度;二是把研究对象进一步类型化,拓展研究的深度;三是对研究对象进行重新分类,提出新的命题。由于分类标准的模糊性、多样化和层次性,对民法范畴进行类型化的过程是复杂的,坚持在类型化方法的指引下研究民法问题,有助于构建更为科学、合理的民法体系。

对民法公法化趋势的反思

民法的性质集中表现为私法。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出于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和交易安全的考虑,某些公法的强制性规范介入了民法领域中对民事权利构成了一定的限制,出现了民法公法化现象。从民法公法化的表现出发,分析了民法公法化观点存在的原因,进而就相关观点提出了理论上的思考,得出尽管民法在不同阶段有不同的发展路径,但是民法性质为私法这一本质并未改变。

论民法的刑法化

从公私法相互关系而言,传统意义上公法与私法截然二分的模式由于制度规范调整范围及调整能力的有限性,由此诞生出公私法相向而行的趋势,但二者本质上系殊途同归的。其中私法的公法化这一重要分支经由现代民法的改革呈现出从私法公法化到民法刑法化的趋向。具体表现上,民法典已从行为归属、责任分配以及赔偿条款等方面凸显了其刑法化的特征。借鉴于此次民法典的订立,在后民法典时代的刑法改革中应当遵循刑法自身的谦抑性原则,保障人之为人的基本条件,在无需动用刑法时寻求向民事法律及其他前置法律让位的刑罚宽缓化路径。

论民法理论的发展和民法现代化

民法理论相比其他理论知识有着明确的对象和广泛的准则,在现代社会环境下,民法理论也是促进社会发展和变革的重要工具.本文主要对民法理论的发展以及民法现代化的相关内容进行了详细的论述说,以供参考.

中国非刑罚化的内涵解读

本文是关于非刑罚化内涵的探讨,非刑罚化的内涵是研究非刑罚化问题的基础,正确认识非刑罚化的内涵是刑法发展的要求,也是非刑罚化理论应用于实践的前提。

“以民代刑”:刑法人性化思维的一种盲动──以“许霆案”为例

中国刑法在讲求人性化或以人为本的大背景下,已日渐显示出其轻缓化的走势,甚至已有人提出了"刑法民法化"之类的口号。"许霆案"的一审判决在中国刑法发展史上之影响无疑是巨大的,此间凸显了我国刑法理论及司法实践发展过程中所存在的一些问题,如:理法冲突、民刑之争、刑罚的价值评估等。根据刑法发展的脉络,针对"许霆案"(主要围绕一审判决)所反映出来的问题,以一种修正后的犯罪判断方法来加以解决则显得尤为重要。与此同时,我国刑法目前存在的一些困境以及对定罪量刑"矫枉过正"的现象也将在该案的讨论中得到解决。在司法实践中尤其在罪刑理论的运用过程中融入"情理原则"是妥善处理有关问题的关键所在。

俄罗斯知识产权立法完全法典化的进程与特点

完全民法典化的俄罗斯知识产权立法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其特殊性在于将知识产权的法律规范全部集中在民法典中同时废除现行的六部知识产权特别法。这种立法模式开创了现代知识产权立法的一个新时代,但也将给俄罗斯的知识产权法律实践带来较大冲击。

俄罗斯知识产权与民法典关系的立法史考察

俄罗斯在近200年的近(现)代化转型过程中,在立法和学说上一直有将知识产权内容纳入民法典的历史传统,但并非是将知识产权法全部民法典化。目前的《俄罗斯联邦民法典》第四部分的现状,既有俄罗斯知识产权法与民法典关系的传统见解的历史惯性作用,即在将知识产权法规范是否纳入民法典的问题上,也有当代俄罗斯立法者在立法抉择上的偶然性作用,即在是否将全部知识产权法规范都纳入民法典,并废除主要的知识产权单行法的问题上。

《民法总则(草案)》立法评析与修订建议

民法总则是民法典体系化的基石,其立法应当从体系化角度关照将来的由合同编、物权编、侵权责任编、婚姻家庭编等组成的民法典整体的结构和逻辑。民法总则是以《民法通则》为基础框架的立法,故应当充分继承《民法通则》的优秀立法技术及其简约的立法语言风格。《民法总则(草案)》确立了人格尊严的一般保护、私法自治、胎儿利益保护、环境保护等原则体系,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形成自我负责的社会生活方面具有重要意义。在法人分类、民事法律行为制度、时效制度等问题上都有很大的创新和发展。惟在立法语言的简约、条文的繁复、内容的体系安排及部分规则的准确性上尚需要进一步斟酌和修订。

中国民法典中“自然人”的制度面向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所颁行的“以人民为中心”的法典,其从根本上保障了民法所固有的保护民事权利,拱卫民生的功能.实现私法这一社会任务时,《民法典》对“自然人”进行了多维型塑——以“地位平等的人”为逻辑参考构筑了私法行为的起点,以“权利平等的人”为体系要求评估着私法运行的效果,以“亦民亦商:自力更生的人”和“组织生活中的人”为支柱驱动着私法的体系运行,以“立足于中人而做好人”的道德镶嵌校正着私法的运行轨迹,以“从生前到死后:‘延长生命’的人”为终极关怀兑现着私法的承诺,最终以“法治政府必须尊重的人”为体系外辅助保障着私法的运行.实施«民法典»时须以所勾勒的自然人“人像”为基点进行逻辑演绎与制度展开,唯有如此方能实现孟德斯鸠对人的私法定位.

政治经济学的民法观是如何在沙俄-苏联炼成并被消解的——《马克思主义与民法典》一文导读

《法国民法典》诞生后不久,意大利兴起了结合民法与政治经济学的思潮,次第产生了这方面的德国学派、荷兰学派、法国学派、沙俄学派。马克思属于德国学派的成员,提出了民法调整生产关系的著名观点。沙俄学派直接受德国学派影响,但也有自己的发展,表现为把德国学者针对民法的某个分支的局部结论放大为针对整个民法,为此要把民法变成单纯的财产法,把家庭法和非物质利益保护从民法中剔除出去。列宁实行新经济政策后,要在三个月的时间内制定出1922年《苏俄民法典》,起草者利用了马克思的上述观点以及沙俄学派留下的理论资源进行工作,产生的民法典排除了家庭法和对非物质利益的保护,由此基本把《苏俄民法典》政治经济学化,尽管保留经过压缩的继承法,但那是不得已而为之。《马克思主义与民法典》一文反映了这一过程。20世纪80年代,意大利学者多尼西揭示民法中有一个去财产化运动,旨在清算把民法过度财产法化的不利后果,体现了民法财产法化运动发源国学者的反思。从1964年《苏俄民法典》开始,苏联-俄罗斯的民事立法也完成了去财产化过程。在苏联的影响下,我国民法理论和立法曾深受政治经济学的渗透,但2020年《民法典》在去财产化上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欧陆“物文主义”民法观的兴衰

民法是调整经济关系的基本法的观念流行于我国,导致人们认为民法与经济的关系历来如此密切。实际上,结合民法与政治经济学的思潮在《法国民法典》之后才萌发于意大利,后传播到欧洲主要国家,其中的沙俄—苏联学派对我国影响最大,是我国商品经济民法观的母本,导致家庭法被剥离出民法。在1980年后,意大利兴起了民法的“去财产法化”的思潮,人们发现,把民法单纯作为调整经济生活的工具是一个错误,并开始纠偏,承认民法具有广泛的非经济功能。我国《民法典》设立独立的人格权编并迎归家庭法,已经完成了民法的“去财产法化”。一些学者基于惯性,还在宣传民法是市场经济的基本法,这样的错论应得到纠正。

关于中国民法典制定路径与模式的思考

十八届四中全会后,我国民法典的编纂被重新提上议事日程,制定一部具有内在合理性、外在逻辑性的科学体系的民法典是建设法治社会的必然要求。在综合分析比较《法国民法典》与《德国民法典》的基础上,论述了实现民法法典化体系化的路径。在民法法典化的过程中,我国应借鉴德国潘德克顿法学的民法典模式,厘清民法典与民事单行法之间的关系,在保持民法典主体地位的同时为未来特殊民事领域单行法预留一定的空间,形成一部体系完备、结构合理、层次分明的中国民法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