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经济学的民法观是如何在沙俄-苏联炼成并被消解的——《马克思主义与民法典》一文导读

《法国民法典》诞生后不久,意大利兴起了结合民法与政治经济学的思潮,次第产生了这方面的德国学派、荷兰学派、法国学派、沙俄学派。马克思属于德国学派的成员,提出了民法调整生产关系的著名观点。沙俄学派直接受德国学派影响,但也有自己的发展,表现为把德国学者针对民法的某个分支的局部结论放大为针对整个民法,为此要把民法变成单纯的财产法,把家庭法和非物质利益保护从民法中剔除出去。列宁实行新经济政策后,要在三个月的时间内制定出1922年《苏俄民法典》,起草者利用了马克思的上述观点以及沙俄学派留下的理论资源进行工作,产生的民法典排除了家庭法和对非物质利益的保护,由此基本把《苏俄民法典》政治经济学化,尽管保留经过压缩的继承法,但那是不得已而为之。《马克思主义与民法典》一文反映了这一过程。20世纪80年代,意大利学者多尼西揭示民法中有一个去财产化运动,旨在清算把民法过度财产法化的不利后果,体现了民法财产法化运动发源国学者的反思。从1964年《苏俄民法典》开始,苏联-俄罗斯的民事立法也完成了去财产化过程。在苏联的影响下,我国民法理论和立法曾深受政治经济学的渗透,但2020年《民法典》在去财产化上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欧陆“物文主义”民法观的兴衰

民法是调整经济关系的基本法的观念流行于我国,导致人们认为民法与经济的关系历来如此密切。实际上,结合民法与政治经济学的思潮在《法国民法典》之后才萌发于意大利,后传播到欧洲主要国家,其中的沙俄—苏联学派对我国影响最大,是我国商品经济民法观的母本,导致家庭法被剥离出民法。在1980年后,意大利兴起了民法的“去财产法化”的思潮,人们发现,把民法单纯作为调整经济生活的工具是一个错误,并开始纠偏,承认民法具有广泛的非经济功能。我国《民法典》设立独立的人格权编并迎归家庭法,已经完成了民法的“去财产法化”。一些学者基于惯性,还在宣传民法是市场经济的基本法,这样的错论应得到纠正。

物权法的定位及基本体系分析

物权法作为民法财产法的主干之一,旨在解决社会中财产的归属和利用问题,决定着社会经济结构的全貌。针对近现代财产权利的发展趋势,应设立财产权总则以解决权利膨胀的难题。对于已经在我国立法和实践中长期使用的概念,如果与传统民法中的概念不存在本质性的冲突,可以继续沿用,如宅基地使用权、建设用地使用权等。对于我国立法上尚未借鉴的制度,如地役权、居住权等,还是采纳传统民法的概念为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