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右翼极端和民粹政党的发展动向及影响

极右翼政党和民粹政党(极右翼/民粹政党)是两种内涵不同但又密切相关的政党类型,该类型政党的政治纲领和组织动员方式独具特色,社会基础相对均衡。一段时间以来,极右翼/民粹政党在不少欧洲国家发展势头强劲,推动这些国家的政治光谱出现“右转”迹象,其走强的背后有着多方面缘由。2024年,欧洲将迎来包括欧洲议会选举在内的一系列重要选举。极右翼/民粹政党具备一定发展潜力,不仅会给处于政治中间地带的主流政党带来严峻考验,还将对欧洲政治生态以及一体化进程造成持久影响。

民粹政治与东南亚政治精英的分化和合流

近年来,东南亚地区涌现出诸多构建“民众-精英”对立话语、塑造领袖魅力、实施跨阶层政治动员以竞争权力与资源的民粹政治现象,但是不同民粹政治进程中民粹领袖与传统精英的互动却呈现出分化合流的显著差异。探讨民粹政治中的精英政治问题是有效的切入点。民粹领袖尝试构建政治纲领、汇集民意穿透精英政治壁垒,但是由地主、资产阶级、宗教领袖以及军官团等构成的东南亚传统精英依托土地、资本、宗教权威、强制力量等要素,占据着政治权力与利益分配机制的核心位置,限制了精英分化合流的互动过程。因而,政治方略决定了民粹领袖能否实现对精英的“挟制”:再分配与制度变革取向的革新政治将会引发传统精英反制与精英分化;改良政治以利益相容与权力制衡的形式“挟制”传统精英,以合作与妥协两种方式实现精英合流。精英分化合流的现实意味着东南亚国家追求制度改革的民粹主义浪潮不仅难以打破既有政治经济秩序,而且可能陷入“精英合流”与“精英反对精英”的轮回。

当前中国大众民粹程度测量研究

对民粹主义的内涵和实证研究的分析表明,民粹主义是一个可以测量的概念。通过对中国民粹主义的表现形式和网络民粹话语的梳理,形成了一个包含仇视官员、民族民粹主义、反体制、仇视富人、民粹司法和仇视专家等6个维度23个指标的民粹程度量表。运用这个量表考察中国社会各阶层样本,发现中国在整体上并不具备明显的民粹主义特征。

尚塔尔·墨菲的“民粹主义”辩议

20世纪80年代,新自由主义取代凯恩斯主义成为新的意识形态霸权。然而,资本无节制的扩张推动科技创新、财富剧增的同时,社会进入阶层分化、甚至极化的状况。新自由主义不断地产生出它无法消化的“剩余”,在此情况下,世界历史进入到“民粹时刻”。新自由主义难以为继,而新的思想霸权又尚未成型。与右翼民粹主义诉诸民族主义、宗教和权威主义不同,墨菲打出左翼民粹主义的旗帜,坚信“平等”和“人民主权”等价值观,可以成为新自由主义潜在的替代项。在墨菲看来,任何民粹主义不过是“做政治”的方式,没有实质性内容。按照其反本质主义和抗争政治的逻辑,墨菲试图捍卫的左翼民粹主义存在理论和实践上的难题,仍然面容模糊。

2019年欧洲议会选举以来西欧民粹政党的新变化及其影响

近年来,随着疑欧民粹主义思潮在西欧各国再度蔓延,民粹政党发展成为欧洲政治版图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势力。在2019年5月的欧洲议会选举中,各国民粹政党并未出现高歌猛进的态势,未能合力掀起新的"逆欧洲一体化"潮流,而是明显表现出力量分散、走势分化的特点。在欧洲议会选举之后,民粹政党的发展呈现出诸多新特点:一是力图通过结盟整合力量,提升影响力;二是顺应时势变化大幅调整政策路线,谋求通过从体制内部推进改革来实现政治目标;三是部分民粹政党尝试走主流化道路。总的来看,尽管西欧民粹力量自欧洲议会选举以来未能从根本上扭转欧盟的发展方向,但对欧洲政治生态、一体化进程以及欧盟内外政策仍具持久影响,具体表现为进一步加剧欧洲政治生态的极化,导致各国主流政治在不同程度上向右倾斜,推动保护主义情绪在欧洲升温,并影响欧盟机构制定内外政策的能力。

中东欧的民粹主义基础及其影响——兼论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关系

中东欧民粹政党有大量社会底层支持者,农民是最有代表性的民粹主义基础。从历史制度主义的视角看,以农民为代表的中东欧民粹支持者与历史上保守势力的支持基础有类似的逻辑。在农业仍为关键产业的中东欧国家,当传统经济受到转型后突如其来的外部经济影响时,既有经济结构和生产关系受到严峻挑战,在本土保守势力的推动下,竞争力不足的中东欧国家呼吁保护传统经济,反对以西欧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的价值腐化、以威权整肃国内腐败、强调历史上的民族荣光、复兴宗教及家庭伦理等。这一思潮被民粹政党用以获取政治权力。在外部经济压力下,农民、城市底层民众、经济民族主义者、保守的政治精英、大文化中心论者共同构成支持民粹主义的基础,民粹政党的兴起是精英和大众共同推动的结果。中东欧民粹政党自该地区转型后就出现在政治舞台,其影响深度和广度是欧洲其他地区所不及的。有鉴于此,探索一条以民粹主义基础为导向的策略路径,整合政府、企业和民间机构三类实践主体,有助于强化中国在中东欧的影响力。积极推进民粹政党或执政党的对华合作,是中国强化和拓展中东欧地区利益的重要方向。

民粹动员:一种研究民粹主义的新方法

人们对民粹主义的概念历来众说纷纭,但是将民粹主义视为一种政治动员手段可以有效避免在概念上的模糊和分歧。这种政治动员手段就是民粹动员,它通过持久的政治运动和民粹主义的话语体系发动大众动员,将团结一致的"人民"置于某种对抗反大众"精英"的纵向关系中。通过民粹动员的方法研究20世纪中期拉美的民粹主义,能够更好地阐明这一时代的政治形势,同时也可以为今后的研究指明一个新方向。

试论民粹思想与20世纪中国文学

民粹主义思想在 2 0世纪中国虽然并未浮出历史地表成为一种显在话语 ,但这并不妨碍它作为一种重要的精神资源影响现当代中国作家 ,促使他们在伦理、情感和意识形态三维向度上相继实现民粹化的转变。作为创作主体精神承担者的文学 ,同样疏离知识精英和都市 。

美国民粹主义的历史、现实与民主根源

纵观历史,民粹主义的主题贯穿于两百多年的美国政治史。作为一股蛰伏于美国政治深层的潜在社会思潮,民粹主义常常在美国社会面临巨大转型和危机时喷涌而出,形成规模宏大的政治运动。究其根本,美国政治的民粹主义传统根源于美国民主制度的内在悖论:即美国民主理想和民主实践,美国国家信条与日常政治之间存在的根本性的、难以调和的矛盾。以民主的名义来批判代议民主,以人民主权的立国之基来批判现实政治是美国民粹主义的基本论述。民粹主义是美国的"信仰模式",是推动美国政治革新的潜在力量,是"建立一个更完美的联邦"的基本动力。

论民粹化网络泛道德批判

民粹化网络泛道德批判是在互联网的虚拟社群里出现的极端平民化思潮,它具有平民性、自发性、非理性和方法论上片面性等特点。它存在着以个体利益僭越合理道德和以人道同情绑架法律之倾向。经济生活中弱势群体获得感相对不足、大众与精英日益增加的隔阂与误解以及权宜性维稳思维是民粹化网络泛道德批判思维生成的主要原因。对民粹化网络泛道德批判思潮要理性而宽容,避免标签化,尊重文化发展的规律,把批评之声视为认识真理和精神净化的必要力量。同时,主流舆论自身应当恪守批评和自我批评精神,并主动"入场",积极参与到网络舆论中去,引导与影响网络舆情。

中国公众的民粹化倾向调查报告(2012)

本研究旨在结合问卷调查,了解中国民众的民粹化程度。通过测试受访者在爱国情结、怀旧情结等八个核心特征和政治认知兴趣等六个非核心特征上的表现情况,可以判断其是否属于具有民粹化特征的群体,以及其民粹化情感温度,进而判断其成为具有民粹化特征者的可能性。调查发现,近三成受访者属于民粹化特征显著者。消费水平、职业等因素与民粹化情绪之间有一定相关性。具有民粹特征者可通过聚类细分为四种形象。理解民众在民粹化特征方面的情况,有助于我们全面掌握社会思潮、了解社会深层次问题并完善相关政策。

网络民主与网络民粹的距离有多远

互联网时代公民政治参与的评价问题重新激活了对民主与民粹的研究。网络民主与网络民粹是互联网时代中国政治参与的两种崭新形态。二者的共同特征体现在权力来源、议题表达、参与主体三个方面;二者的显著区别体现在价值理念、参与方式与动员模式三个方面。要避免网络民主走向网络民粹,需要由国家、社会与公民共同塑造积极的网络政治参与。

从算法民粹到算法民主:数字时代下民主政治的平衡

民粹主义的兴起正给西方民主制度的未来带来越来越多的不确定性。在最近民粹主义的热潮中,新技术尤其是算法技术的发展再次向学界抛出了政治与技术之间的关系问题,算法技术与民粹主义的结合引发了算法民粹主义。算法民粹主义是代议制民主这个旧身子进入算法新时代后发生偏离的产物,并且已经对西方社会民主化进程中的政治结构以及参与者的行为造成了重大影响,因此,需要对其进行修正,让民主进程向算法民主的方向发展。算法民粹与算法民主是数字时代下民主进程的一体两面。当技术使用失衡的时候,就会出现算法民粹事件,而对技术的正确应用则有助于推动算法民主。在数字时代下,我们需要运用技术的手段达到从算法民粹到算法民主的目的。对此,区块链恰好具备这样的潜能。区块链构建的是一种多中心架构的政治形态。区块链技术的相关特性可以使其能够很好地应对算法民粹主义给西方社会带来的新挑战,但作为一种治理技术与治理工具,区块链也不能替代政治本身。因此,我们应该时刻以审慎的态度对待技术的发展,进而让技术的使用达到“善智”的目的。

高校“民粹本位”教学质量评价的困惑与出路

高校"民粹本位"的教学质量评价,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学生评教",因其以学生的"满意度"为核心判断标准,以提升学生"满意度"为主要目的,蕴含着尊重与满足"民意"的价值倾向,故称之为"民粹本位"。"民粹本位"教学质量评价体系受到诸多主客观因素的影响,在评价对象、评价标准、评价主体、评价程序、评价结果处理等方面,存在种种不足与困惑,一定程度上背离了教学质量评价的初衷。跳出"民粹本位"教学质量评价的窠臼,实施"发展本位"的教学质量评价,可进一步推动我国高校教学质量评价体系的发展。

未民主先民粹:裹挟爱国情绪的底层抗争——当代青年学生政治心态民粹化倾向的质性研究

当前,民粹主义已经作为一种政治心态深度融入民众的精神生活,并成为扰乱社会秩序的"不定时炸弹"。当代青年学生政治心态的民粹倾向,在"仇+"心理与精英批判、普通生活浪漫化与普罗大众崇拜、与民族主义相合流的演进态势等维度上表现突出。对此,需要强化当代大学生的公民教育工作,塑造新时代的合格公民——积极而又负责任。

2016国际民粹事件为什么“扎堆”出现

当前西方民粹主义政党和政治家的快速发展,与现代信息工具的使用大有关系。信息技术的进步和信息手段的大众化,为民粹的成长和蔓延提供了便利条件,不仅可以方便快捷地制造民粹议题,而且还可以快速传播和放大信息,为具有极端主义色彩的民粹思潮推波助澜。

社会情绪民粹化：形成机理及其消解

当前中国的社会情绪呈现出民粹化的趋向,它主要表现为“仇官”“仇富”“仇专家”三种类型的、以精英为反对的目标对象的不满心态。之所以会有民粹化的趋向,在很大程度上和改革进程中出现的贫富分化和阶层固化等密切相关。当前中国社会情绪的民粹化具有如下特征:从表现形态上看,它倾向于采取极端的解决方式;从目标对象上看,它主要是反对精英的;从行动路线上看,它主要是以网络为载体的;从行动策略上看,它主要是以政治正确来反对政治正确的;从价值取向上看,它主要是追求公平的。要消解当前中国民粹化的社会情绪,必须在财富流动、代际继承等方面采取节制性的措施。

青年网民网络民粹主义的发生机理及其消解:共情理论的视角

作为网络新媒体技术与民粹主义相结合的产物,网络民粹主义的传播呈现出观念上离散社会共识、制度上破坏社会秩序、情感上“点燃”基层民众、行为上耦合各类思潮等负面影响。青年是网络中的“积极分子”,情感不仅是其参与网络政治活动的引擎,亦是民粹主义“点燃”青年极端情绪的有效方式。基于共情理论的视角,青年网民网络民粹主义的叙事机理可以阐发为“共情认同—共情传导—共情聚合—共情行动”。为此,需要从青年网民网络民粹主义生成的现实情境入手,在聚焦民主性和公正性的基础上,循着认同构筑、传导矫正、聚合消解、行动治理这一逻辑理路,不断凝聚价值共识、强化技术支撑、回应现实关切、完善制度安排,对其危害进行共情治理。

论五四白话文运动的民粹取向及其影响

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一场启蒙运动,但也充满浓厚的"民粹"意味,白话文运动表现得比较典型:五四人认为民众语言最明白、活泼、精细,"知识阶级"语言最含混、死板、粗疏;大众文学最高明清新,"贵族文学"最愚蠢腐臭;语言文字改革上,民众是革新者,知识阶级是保守党;在价值判断上,只有民众的方言才是最有价值的语言。文学上,强调民间文艺是最真切、最精细、最自由的文艺形式,把民间文艺推到无以复加的程度。国语建设和新文学建设的出路在于到民间去,向民间文艺学习去。周作人当时对这些认识给予了及时的提醒。这种倾向对以后历次语文运动影响深远:大众语运动、民族形式讨论、延安整风等都从语言入手不断强化知识分子与民众的疏离感,强调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五四推崇"民粹"的片面做法对后来的语文运动和知识分子的改造运动消极影响不小。

论新闻专业主义在网络民粹化误导和施压下的坚守——以“我爸是李刚”事件的传播链条为例

在当下的中国,新闻专业主义正面临着网络民粹化的误导和施压,导致新闻专业主义举步维艰。本文以"我爸是李刚"事件为例,分析网络如何在"民粹主义"思潮的影响下,对传播文本进行自觉或不自觉地加工改写,以及专业媒体又如何被"民粹化"的网络传播裹挟远离事实真相。在网络民粹化大行其道之时,新闻媒体更要坚持新闻专业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