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初期民船民主改革中的阶级话语嵌入与政治身份塑造——以四川为中心

民船民主改革是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在内河民船运输领域领导广大船工船民开展的一项社会改造运动。新中国成立以前,水上社会长期处于“江湖之远”,不受国家政权管控,未受革命斗争洗礼,作为劳动阶级的船工船民并无明显阶级意识,更无严密阶级团体。因之,民船民主改革需要以“谁养活谁”的追问为切口,推进阶级话语嵌入,逐步改变运动中一些行政干部的认知模式,树立依靠群众和借重积极分子的思想观念与行为方法,明确“我”与“他者”之间的阶级界限和身份区别,以此作为实现水上社会秩序变迁和政治整合的有效进路。

中心与边缘之间:新中国初期民船民主改革运动的政策

新中国初期,中国共产党为重构社会秩序、建立权力网络,以水上社会作为同各类反动势力展开权力博弈的场所。中共领导广大船工船民开展了扫除封建势力、建立民主制度的民船民主改革运动。其中,相关政策举措的出台大体经历了初步提出、遭遇困境、调整深化、贯彻落实等阶段,从最初颁布到最后推行的一段时期内未引起各地的高度关注而被搁置,根本原因在于民主改革在当时尚不属于中心工作需加以迅速推行,这显示了中心工作与边缘工作之间存在的矛盾冲突。这段历史的启示表明,应遵循“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方针,在边缘工作的开展中贯彻中心工作、在中心工作的推动中辅行边缘工作,以中心与边缘的良性互动推进整个社会的发展进步。

从“化外之民”到“水上编户”:20世纪50年代初鄱阳湖区的“民船民主改革”运动

在明清中国,官方对于江河湖海等水域社会的管理主要依赖于税收制度、营汛驻防和不定期的船只登记。但是,因流动性大、居住分散、情况复杂,那些活动于江河湖海之中的大量渔、船户一直是国家需要面对的治理难题。20世纪50年代初期,在陆上社会大规模进行土地改革的同时,中共中央也在积极推动水域社会的民主改革,力图将国家权力深入到以往力量薄弱的水域社会。1953年初,"民船民主改革"在各大内河、湖泊水域全面展开。本文以江西鄱阳湖地区为例,主要利用沿湖各县渔政档案,以及1950年初各县党政部门处理的大量"把头"、船民的卷宗,并结合相关中共高层文献,不仅意在梳理"民船民主改革"运动在湖区的开展和实践过程,以及水域被纳入国家行政管理的过程,而且希望借此讨论水域社会船民、船帮组织的旧有复杂结构以及外力介入下的社会经济秩序重建。

新中国成立初期民船民主改革中的诉苦斗争与情感动员——以四川为考察中心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在内河民船运输领域领导广大船工船民进行民船民主改革。由于长期处于“江湖之远”,“阶级”“剥削”“革命”等概念需要借助诉苦这一动员手段才能有效植入水上社会。经过访穷访苦、教育串联和斗争大会,船工船民开始运用阶级话语,自觉建构阶级意识,主动投身阶级斗争,并以读者来信和船工号子等方式自发表达“翻身的心声”,基于诉苦斗争的情感动员得以促成中国共产党与水上民众的深层次互动。

行业与身份:1950年代初期鄱阳县船民的经济和社会生活变迁

1950年代初期,内河、湖泊界展开民船民主改革运动。随着对水上人群认知的逐步深入,船民被划分为掌握船只所有权的船主以及存在雇佣关系的船工与船民。部分船民担心自己因船只运量过大被定为船主,他们中的一些人变卖船只或以大船换小船,船民的经济和社会生活发生了变化。

新中国初期民船组织变迁与船民管理——以广州港民船业为中心

新中国初期,中国共产党需要恢复经济和稳定社会,极度依赖水上运输来沟通城乡间的物资交换,成立民船组织成为重整航运市场、统一运力的重要举措。1950年5月,广州市人民政府以民船服务社的形式组织流散民船。在政府的货源供给政策支持下,民船服务社逐渐吸引大量船民入社。民船服务社随后改组为民船联合运输社,并出台了民船进出港口手续程序,成为组织民船运输生产与建立缴纳税费制度的重要部分。民船民主改革时期,政府为改变船民追逐个体私利,不关心集体经济的观念,提出运销合作社的理念,加强集体经济的组织。木帆船运输合作社章程的出台,显示了船民的集体观念塑造是一个缓慢推进的过程。

20世纪50年代初国家内河航运秩序变迁——以民船业为中心

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后,部分地区还处于战争状态。中央高层已经开始有意识地采取设置交通部门、恢复交通线路、组织不同交通工具等措施,尝试从战时军事向恢复经济转型。新政权接收的大型现代化交通运输工具数量不多,大量分散的传统交通运输工具是此阶段承担运输的主要依靠。就水上内河运输而言,分散在各地内河中的民船承担了沟通城乡关系的任务。以民船业为中心,考察内河航运秩序,可从新的角度理解20世纪50年代初期国家经济和社会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