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护民营企业视角下职务侵占罪的司法适用研究

为保护民营企业利益,《刑法修正案(十一)》大幅加大了对职务侵占罪的打击力度,但基于现阶段民营企业经营不规范等现象,司法实践中如何协调法益保护与罪刑法定的关系存在难题。综合运用多种解释方法分析,职务侵占罪的犯罪主体不应限定为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人员,而应按照实际的“职务”标准进行认定;“本单位财物”包括单位现存的财物,也包括确定的收益。若“预期利益”属于单位“必然可得”的财产性利益,亦属于“确定的收益”;“本单位”是行为人所在的被害单位,在两个以上单位的合作关系中,被害单位的确定需要穿透复杂的法律关系,从行为人的劳动归属关系和行为人利用职务便利损害的利益归属于哪一方这两个方面来分析。在刑罚适用上,应该贯彻实质平等原则,在量刑时坚持权利与义务相统一,尽可能通过从轻量刑来维系民营企业的经济发展活力。在此基础上,刑法能够实现依法合理地保护民营企业利益。

民营企业产权保护视阈下非法经营罪的扩张与纠偏

民营经济对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民营企业产权保护因此上升为国家层面的指导方针。然而非法经营罪在立法与司法层面的不断扩张却与民营企业产权保护的大背景格格不入。非法经营罪的扩张原因包括历史原因与现实原因,其中历史原因包括传统价值观念和刑事理念的影响,现实原因包括经济现状的刺激、规范条文的设置、实质刑法观的引导。非法经营罪的扩张进程会造成影响民营企业的预测可能性、混淆罪与非罪的边界以及违背市场经济价值观念的后果,这将在很大程度上阻遏民营企业的经营创新与业务发展。为了消弭非法经营罪扩张所产生的不利影响,刑事司法应充分发挥能动作用。在个案的具体认定中,司法机关应树立正确的刑事理念,以审慎、克制的态度合理理解和适用非法经营罪的规范条文,通过坚守罪刑法定原则、践行有利于被告人原则、遵循刑法的谦抑性原则,避免刑法过早、过度地介入民营企业的经营创新活动,从而为民营企业的持续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民营企业内部犯罪的治理逻辑——《刑法修正案(十二)》的突破及其司法展开

此前,涉民营企业内部犯罪的刑事立法遵循的是国有—民营企业内部犯罪同等处罚的逻辑,《刑法修正案(十二)》突破了该逻辑。民营企业内部犯罪原则上是民营企业的“内部”问题,其成立应以实害结果为要件,其追诉原则上以被害企业的告诉为前提。

论合规不捕的价值、正当性与规则构建

相对于合规不起诉和量刑从宽,合规不捕在激励范围、方式和结果上的独立性,以及在保障合规考察期有效性、维持企业正常运转、支持合规整改等方面的重要作用,足以证明其已经成为合规从宽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环。程序即惩罚理论、逮捕审查原理和非羁押强制措施的多重目的性也足以论证,合规不捕所承担的激励和保障功能具有坚实的合法性基础,一般不会造成逮捕的工具化、筹码化。但是,合规不捕不能以侵犯企业合规自主性、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或严重违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为代价。为了进一步释放和规范合规不捕的功能,有必要从适用范围、适用条件、启动时点和评估机制等方面构建更具体的规则。合规不捕在功能上对传统刑事诉讼理论的突破,或许可以为落实“少捕慎诉慎押”政策打开全新视野。

涉民企刑事案件中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的新审视

涉民企刑事案件的办理应当坚持打击犯罪与保护合法经营并重,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应有效利用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为民营经济健康发展提供保障。羁押必要性审查在实践中,尚存在不应当羁押而羁押,不及时变更强制措施等问题。为此,建议从初审程序、保障羁押必要性审查权利告知、完善检察建议的配套制约等方面来完善该制度,切实保障民营企业的健康发展。

职务侵占罪中职务存在与否的实质判断

长期以来,刑民交叉类案件中的事实认定、法律适用存在诸多争议问题,司法实务中应当秉持"民事认定重形式判断,刑事认定重实质判断"的原则具体甄别。尤其在当前大力保护民营企业产权和民营企业家合法权益的形势下,更应强调刑法介入的审慎,同时应加强法律监督的力度,二者并行不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