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民营企业家犯罪内部防控机制的构建

特大型、大型民营企业中的部门经理、分支公司经理等中层及以上层级的高级管理人员与中型民营企业的实际控制人、董事长、总经理等顶层管理人员属于民营企业家。近年来民营企业家犯罪数量激增,主要集中在与企业经营活动密切相关的犯罪,与区域、行业经济活跃程度呈正相关关系。民营企业家犯罪与个人财产、企业财产不分,企业内部治理机制不健全,规则意识淡漠等因素有关。民营企业应当严格区分不同性质的财产,建立规范的公司治理结构和科学的决策、制约机制,做到依规守法经营,并加强企业融资及其关联领域犯罪风险的防范。

民营企业家犯罪的原因与对策

民营经济是我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肯定民营企业家贡献的同时,也应看到某些民营企业家成功背后的种种不正常交易。民营企业家犯罪有着深厚的社会原因和自身的主客观原因。全社会要站在推动民营经济发展,保护民营企业家的高度,采取积极有效措施,预防、减少民营企业家犯罪。

民营企业家犯罪治理的宽严之道--基于2016统计年度若干典型案例及部分统计数据

民营企业家犯罪治理的宽严之道,应当依据具体犯罪类别在具体社会情境中的不同原因及不同意义来审慎定夺。通过分析2016统计年度若干典型案例及部分统计数据得出,我国民营企业家犯罪应采取"三宽三严"的治理策略。具体说来,对涉及技术和经营创新、企业税负以及正常经营性融资的问题,应采取相对宽缓的刑事政策;对涉及生产、食品、环境安全、公平市场秩序和腐败的问题则应采取相对严厉的刑事政策。

民营企业家犯罪及其情境预防

犯罪人格、犯罪情境、社会反应三个要素的结合导致了犯罪的发生。情境预防是预防犯罪的最佳模式。民营企业家犯罪生成的情境因素众多,必须多管齐下,通过强化企业内部监督、完善企业内部激励制度、健全犯罪发现机制、改善制度环境等手段彻底打破滋生犯罪的情境,进而通过优化企业家身处的环境,构造出事实上的犯罪难度大、犯罪回报低、犯罪被发现风险大的情境,以达到预防民营企业家犯罪的目的。

刑事诉讼视野下民营企业家犯罪涉案财物的处置

民营企业家犯罪涉案财物处置过程中存在不当扩大查封、扣押、冻结的适用范围、"一扣到底"、未经定罪以行政处罚程序处置的问题。在查封、扣押、冻结财物时,应当及时审查财物是否与案件有关,贯彻比例原则;对于确实与案件无关的财物,财物所有人或其他权利人享有申请撤销查封、扣押、冻结财物的权利,侦查机关以外的司法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具有解除的权力;对于基于财产保全目的已被查封、扣押、冻结的与案件有关财物,财物所有人或其他权利人同样享有申请撤销的权利;未经一审生效判决,原则上不得处置涉案财物。

民营企业家腐败犯罪刑事治理困境与出路

当前我国民营企业家腐败犯罪数量呈现增长势头,形势较为严峻,并且这类犯罪中以利益交换为基础的贿赂型腐败犯罪尤为突出。实践表明,这类犯罪除了造成较为直观的经济损失之外,还将直接动摇社会的诚信基石,助长"潜规则"滋生蔓延,增加交易成本,传递"负能量"。因此,必须对当前刑事司法中存在的选择性司法、多头执法、"两法衔接"、量刑失衡衍生"低成本高回报",以及案件发现机制不完善等问题进行全面检视,进而通过建立信息共享平台、用好刑事司法裁量权、恪守刑法谦抑精神、大力开发刑罚替代措施,以及增加"企业预防腐败犯罪"的酌定量刑情节等举措,实现民营企业家腐败犯罪刑事司法公正化。

民营企业家腐败犯罪生成中的情境分析

在民营企业家腐败犯罪生成中,从腐败犯罪动机的产生到犯罪行为的实施,并非行为人单方面作恶的结果,其间还存在企业组织在与民营企业家互动过程中所形成的有利于腐败犯罪动机外化的犯罪情境的刺激。这一犯罪情境的形成不仅与各种具体的外部客观事实作用相关,也与行为人对这些客观内容的主观体验密切相关。最终这一犯罪情境促成行为人形成具有具体指向性的腐败犯罪动机,并将其转化为外在的事实性侵害行为。

中小微企业合规的中国实践与完善路径

当前,以刑事法学界领衔的学术圈所热议的企业合规多以大型企业乃至跨国企业为出发点和归宿口,这与司法实践所触及的企业主体类型产生反差,亟需合规改造的无疑是风险更甚的中小微企业。我国中小微企业合规建设面临欠经验、欠能力、欠动力的实践困境,难以套用传统企业合规的法理模型、价值体系和制度框架。以恢复为主的补救式罪后合规建设在实践中已取得长足进展,基于我国中小微企业犯罪类型的集中化倾向,还应探索以预防为主的规范化事前合规建设。具体而言,通过横向合规解决中小微企业合规激励不足的问题,纵向合规解决合规成本高昂以及不同行业的专业性问题,点面结合形成合力共同促进中小微企业建立事前合规体系。

新形势下民营企业家腐败犯罪预防进路——以新型政商关系为视角

政商关系往往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反映出一个社会政治经济的运行状况。而当前我国民营企业家腐败犯罪现状折射出现有政商关系处于非健康状态,这既与当前大力倡导的＂亲＂＂清＂新型政商关系格格不入,也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目标背道而驰。因此,民营经济必须走出以往主要通过以＂傍官＂为主的发展模式,以构建新型政商关系为契机,综合运用民营企业家、官方和社会三方力量,从观念、制度与实践等方面多管齐下,进而有效预防民营企业家腐败犯罪。

经济刑法解释的体系性思考——以优化营商环境政策为指导

我国司法实践没有清晰划定经济犯罪的处罚边界,需要在优化营商环境政策的指导下,对民营企业家经济犯罪的刑事解释给予体系性思考。一方面,应当对机能主义刑法解释论进行外在体系制约,明确优化营商环境政策的价值基础和有关非刑法规范的价值属性。另一方面,应当对机能主义刑法解释论进行内在体系制约,明确民营企业家经济犯罪客观危害和主观罪过的判断基准。总之,只有逻辑性思考和目的性思考并重,才能构建本土化的机能主义刑法体系的价值基准,并将其用于经济犯罪的刑法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