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传佛教对藏族民间习惯法的影响

通过对我国藏族民间习惯法中"希董"法所受藏传佛教思想的影响以及与他国宗教有关命价的法律关系的比较研究可以发现,藏族民间习惯法在我国藏区当前的双文明建设中,对社会的稳定与发展具有积极的补充作用,我们可以用"扬弃"的思想方法对其加以继承和弘扬。

民间习惯法与自然生态环境保护

本文论述民间习惯法的形成、演变及其保护自然生态环境的作用。

民间习惯法之“失”——《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之反思

《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是中国法史学研究的里程碑之作,在这部著作里,瞿同祖先生通过研究中国古代国家制定法和诉讼案件来考察中国古代法律制度基本精神,对于中国法史学研究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然而,瞿著因看不到社会、法律及其之间的互动关系,从而对于制定法和民间法之间的互动博弈存在失之专断的简单化倾向,因而其法律史解释也具有较大的主观性。

对现行正式法文化属性的一种反思——以当代中国民间习惯法的“情理”观为出发点

当代中国民间习惯法的客观存在并在一定范围内发挥着重要作用是不争的事实。存在意味着有其合理性。当代中国民间习惯法中所彰显的"情理"观契合了民间社会的心理需求,符合中国现阶段的民情,这种"情理"观是对中国传统法文化的传承,体现着传统法文化的精神特质。我国现行正式法能够而且应该从这种"情理"观中得到启示,充分表征其文化属性,这是当代中国民众产生法治认同感的重要心理根基。

试论“非遗”民间习惯法保护的利用与完善

'非遗'民间习惯法是与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关的民间习惯法,而民间习惯法是民间法和习惯法概念的交集,兼具民间法和习惯法的特点。它具有相对稳定性、原始性和保守性。利用和完善'非遗'民间习惯法是十分必要的,一方面是因为民间习惯法和'非遗'保护存在天然的契合共通,另一个方面是因为我国的多元文化需要民间习惯法来调整。我国目前对于如何利用民间习惯法只有简单的规定,主要体现在传承人和传承单位制度的设计上,但是仍然存在对传承人和传承单位物质保障不足、传承人权利义务机制不够完善和传承人的认定不够合理的问题。利用和完善'非遗'民间习惯法,可以参考以下做法:借助法律多元论,提高民间习惯法的地位;以立法形式吸收有益的民间习惯法;革除旧习,培养和引导合乎时代发展的'非遗'民间习惯法;合理修改运用'非遗'民间习惯法的现有规定。

婚姻家庭法律关系中少数民族民间习惯法司法运用研究——以德宏州傣族习惯法为例

婚姻家庭关系中事实行为居多，所以在调整婚姻家庭法律关系中遵从事实性尤为重要，经济有效的方法之一是对符合社会主义公序良俗的习惯法予以认可，通过描述德宏州傣族民间习惯法可以找出其中有合理内核的实践，建议或以司法典型案例的形式予以认可，或以地方性规范性文件以成文法的形式予以认可，以此为德宏州婚姻家庭法律关系纠纷的解决提供可行的路径。

分爨析产与闽台民间习惯法——以《泉州、台湾张士箱家族文件汇编》为中心的研究

1999年,王连茂先生、叶恩典先生将他们在福建发现的张士箱家族文件整理为《泉州、台湾张士箱家族文件汇编》,交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

论民间习惯法在行政裁决中的地位与适用

民间习惯法相对于"国法"而独立存在,在行政法中应该属于非正式法源,由于被主流社会轻视,地位比较尴尬。但作为一种社会规范,民间习惯法在行政裁决中的地位还是不容忽视的,当行政法没有规定,行政机关在进行行政裁决时就可以将该民间习惯法作为裁决依据,对争议的纠纷作出裁决。此时的民间习惯法具有完全的法律依据地位。除此而外,民间习惯法在行政裁决中都有机会获得附有条件的裁决依据地位。民间习惯法的发现、认证与说理都是行政裁决适用民间习惯法中不可缺失的内容。

论行政法原则与民间习惯法之融合——以条理法规范为契合点

成文行政法规范需要通过践行行政法的基本原则以弥补其规范力的不足,这对于实现实质法治具有重要意义。但行政法原则作为不成文法源,其抽象属性决定了其客观上难以实现完全意义的法律化,也需要加强来自民间社会的普遍接纳、认同和践行。与此同时,民间习惯法规范虽然已在日常社会交往秩序中发挥作用,却面临着亟待转型升级的现实需求。行政法原则需要通过渗入民间规范以发挥实际功效,民间习惯也应吸纳行政法原则中的法治理念,二者应从相互割裂走向相互融合。作为日本不成文法渊源的条理法规范既不同于我国的行政法原则也不同于民间习惯,而更接近于法律基本原理与日常社会规范的一种中间形式。可借鉴其为我国行政法原则与民间习惯法相融合的路径,这有助于将现代型的理性的法律思维和法治观念渗透进社会通念之中。

习惯法/民间法研究范式的批判性理解——兼论社会控制概念在法学研究中的运用可能

概念是进行科学研究的基本分析工具,同时具有促进和制约研究的辩证属性,因此需要对概念进行反思。“习惯法”、“民间法”这两个概念对于挑战和批判“法律中心主义”具有重要学术贡献。但是“习惯法”、“民间法”概念定义过于宽泛,使其作为一种研究范式不能很好地对不同性质和不同运作方式的规范进行必要的区分,从而导致这种研究范式具有局限性。在法学研究中,可以尝试用“社会控制”概念来弥补习惯法/民间法研究范式的不足。

晚清民间习惯法的民俗特征——以清末民初民事习惯调查资料为例

民间习惯法作为一种非物质民俗,规范并调整了个人之间、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利益关系。民间社会赋予民间习惯法很多强制性力量,使它有一种"准法律"的效力。国家通过审判对民间习惯加以认可和接纳,使国家法与习惯法得以相互配合。本文主要以清末民初的民事习惯调查资料为依据,通过对其中民间契约的分析,试图探讨晚清民间习惯法的民俗特征。

从习惯法视角看明清徽州乡土社会自治--兼论对当前村民、社区自治和新农村建设的启示

明清徽州地区是一个独特的地理单元。在以国家法为主要调整规范的基础上,结合当地经济、社会和文化特点,形成了以民间习惯法为主要补充规范的乡土社会自治模式,为明清徽州地区经济、社会繁荣和徽文化的形成起到了重要作用。明清徽州民间习惯法文化和当时国家法在功能上的互补和冲突,对当前我国村民自治、社区自治和新农村建设具有某种启示意义。

川滇毗邻藏区习惯法对国家法的影响及启示——以凉山州木里藏族自治县为例

通过考察,发现川滇毗邻藏区传统习惯法并未随着社会经济的变迁而淡化,相反对国家法的执行依然发挥着不容忽视的影响力。由此可以看出,习惯法将以其特有的方式长期存在,并与国家法形成长期的互动,理性看待现阶段国家法在民族乡村的有限性并注意引入民间习惯法的一些好的做法,使民间习惯法与国家法进行相互塑造与互动,以达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将是国家法在民族地区乡村取得成功的关键。

乡约、习惯法与闽南乡土社会

描述明清时期乡约制度在闽南乡土社会发生的若干状况、闽南乡土社会关于乡约"合理词讼"及其适用的民间习惯法的历史记录和历史记忆。可以看出,"闽南乡土社会"是一个宽泛的概念,泛指闽南文化覆盖的闽、台等地的闽南语方言区之乡村社会。

民族习惯法与民族村寨事务治理探析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健全人民美好生活需求与人权法治保障,加强和完善民族地区事务治理。在依法治国背景下加强和完善民族村寨事务治理,已成为当前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重中之重。笔者以深入实地考察为基础,对贵州、广西等民族地区的习惯法进行调研分析,从而探索民族习惯法在民族村寨事务治理中的地位和作用,分析其在新时代背景下民族村寨治理过程中的社会功能,并指出完善民族习惯法在民族村寨事务治理中的积极作用。

黔南涟江上游流域布依族习惯法田野调查与研究

黔南涟江流域是布依族比较集中的聚居地方之一。近十年间,本文作者承担多个社科研究课题,对涟江上游流域的布依族习惯法进行田野调查。1990年代以前,布依族习惯法是维护当地社会秩序的重要规范之一,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习惯法的表现形式主要是祭祀神庙时制定的规范、历史传统规范以及依据国家法制定的村规民约中体现的习惯法内容等。习惯法的内容主要是民间财产性处罚规范、婚姻习惯法规范、民间寨老调解制度等。

遵从习惯是一种理性思维方式——我为何提出“习惯法权”概念

在社会学视野中 ,将习惯视为与国家法并列的“民间法”。其实 ,“习惯”乃是物质生活条件中生存并制约着法律创制 ,具有民族特性的“法权关系”。遵从这种“习惯法权”实则是一种“恢复理性原本意蕴”之真实的理性思维方式。权利确认的逻辑告诉我们 ,国家欲颁行“良法” ,就必须关注并遵从具有“先在性”意义的“习惯法权”。

明清徽州村规民约和国家法之间的冲突与整合

明清时期徽州的村规民约内容丰富,种类繁多,本文以明清徽州村规民约为例,全面探讨了村规民约的性质,以及村规民约与国家法之间的互动关系。指出,村规民约是国家法的必要补充和延伸,两者之间的良性互动,构成了国家和社会稳定和谐的基石。但两者之间的抵触与冲突也是经常存在的,为了维护社会稳定和巩固政权统治,在发生抵触与冲突时,国家法通常采取妥协和让步的路径寻求消弭冲突、进行整合之道,而村规民约则采取主动“邀请”国家权力进入的方式,从而实现与国家法的整合。

彝族民间德古调解在劳动争议纠纷解决中的适用研究

彝族民间所形成的选择控制者的规范首先指向德古调解。在现代劳务输出的背景之下,彝族人口与其他民族于外民族地区发生的劳动争议日益增多,在劳动争议这一具体的纠纷解决中,可能会形成新的选择控制者的规范。彝族民间德古调解这一非正式社会控制方式在劳动争议纠纷解决中的适用可能会丧失其传统的比较优势,法律体系适用的可能性会增大。

非婚同居的法律救济之思考

非婚同居作为一种事实状态,其存在具有合理性和现实性。鉴于我国当前相关法律及司法解释的滞后与局限,对非婚同居的概念、调整求助机关的责任、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各种法律关系的解除与处理等应进行规范,要建立损害赔偿制度,赋予未抚养子女一方有探望权,此外,要发挥民间习惯法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