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在场的地方社会关系再生产——云南省大理州鹤庆村寨中的民间互助组织帮辈调查

帮辈是当代大理鹤庆甸北这个典型的白族社区为抵消流动对村寨传统的剥蚀和对村民之间固有关系的冲击而在既有传统组织的基础上演变而成的新型民间互助组织。帮辈利用系统的成员间规制约束,将分散于全国各地的村民紧密联系在家乡村寨这一特殊的"社会文化空间"之内,使得所有村民在市场、集体利益、个人利益之间找到了新的平衡,让"不在场"的个体通过特殊的形式解决了因自身外出流动而未能关照家庭的困境,间接参与到村寨内部的公共事务中来,从而实现了流动过程中的地方社会关系再生产,最终形成一种维系村寨互助关系持续发展的新模式。帮辈的发展和演变说明,村民外出流动不一定只是削弱地方功能,也有可能会强化地方对个体的作用,这主要取决于社会关系在地方性认知中实现再生产的能力。

新时期边疆民族乡村民间互助组织的兴起与发展——以滇西北民族乡村为例

民族地区民间互助组织在全球化、中央对民族地区扶持力度加大和市场逐步发育中不断发展壮大。数量不断增加和管理体制缺乏的民族乡村民间互助组织体现出很强的民族性、地域性,其不断发展依赖于民族乡村强大的社会资本,而传统的血缘关系联系的紧密性被大大削弱,权威和乡村能人成为其发展的核心力量。从民族地区民间互助组织的动力机制来分析,主要归因于民族乡村基层管理的变革、乡村公共产品供给不足、村民固有的传统文化、市场经济中村民对自身利益的维护和人口不断外流等方面。

论维吾尔族妇女民间互助组织“恰依”

"恰依"的互助功能非常明显,体现在"恰依"成员间的互助和对他人的帮助上,是自发产生的、广泛存在于维吾尔族民间的非正式群众性互助组织。具有补充社会保障的不足、促进慈善事业的发展以及增进家庭的稳定,促进人际关系的协调,增进人际关系的和谐等作用,从而对社会的稳定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维吾尔族民间互助组织在新农村建设中的作用

新疆维吾尔族农村存在多种形式的民间互助组织,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具有促进农村经济发展、补充社会保障的不足、推进新农村文化建设及生产发展、推动管理民主等作用。应当积极培育和扶持各种形式的维吾尔族民间互助组织,整合社会资源,实现新农村建设的目标。

民族乡村民间互助组织参与农村公共服务研究——以大理白族自治州为例

乡村民间互助组织扎根于基层,其"灵活调整、有效沟通"的优势大大提升了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的效率,其重要性在民族地区逐渐突显。本文通过对乡村民间互助组织内涵与类型的界定,以大理白族自治州(以下简称"大理州")为样本,提出民族乡村民间互助组织可在"设施建设、扶贫济困、安全防卫、文化保护、经济发展、推进改革"等多个领域参与农村公共服务,并提出了优化管理的政府引导途径。

云南民族乡村新兴民间互助组织与传统民间互助组织的对比研究

民族乡村传统民间互助组织和新兴民间互助组织在产生背景、组织结构、成员构成及功能和运作机制等方面存在着区别,社会关系、乡村精英和社会资本等在各自的运作过程中均有重要的作用。当前民间互助组织存在规模小、管理体制不完善、缺乏有效监督机制、结构松散、组织功能单一等问题。

宋代经济互助会社研究

经济互助会社 ,后世主要称合会 ,源起于民间的互助习俗及其以丧葬与互助为目的的丧葬社邑 ,这种民间经济互助组织在宋代尚无“合会”之称 ,但已经有了“会”、“社”的名称 ,以及合会的实质。本文通过分析略带互助性质的“醵会”、以丧葬互助为主 ,兼及生活与经济互助的敦煌私社、以生活与经济互助为主的新安社、黑金社、过省会、万桂社等宋代几种颇具代表性的经济互助会社 ,探讨这类会社在宋代的发展轨迹 ,及其表现形式、组织结构、性质、特点与社会功能。

青海海东藏族村落中的“夏尼”初探

“夏尼”是存在于青海省海东地区藏族村落中的一种以血缘关系而结成的民间互助性组织 ,“夏尼”在婚姻、葬礼、诵经、建房等活动中发挥着独特的作用 ,“夏尼”的存在有利于减轻村民生活的压力、社会稳定、情感交流。

浅议“合会”及其法律规制的问题

"合会"是具有东方传统的民间融资互助组织形式,作为一种民间习惯在我国拥有悠久的历史和实践。但是,我国现行的法律制度没有确立合会的法律地位,致使在不同地域及时期,虽然合会成为农村、中小企业融资的方式愈演愈烈,却无法得到统一高效的监管,风险频发。除了立法的缺位以外,有关合会的理论研究也很鲜见。此背景下,本文从讨论合会的特征入手,兼论合会的风险及其法律规制的重要性,并提出在法律规范上如何对其定性的参考建议。

谁制造了福安标会的噩梦

在强烈的欲望推动下，福安标会这种民间金融互助组织最终走向异化，成为一场巨额的赌博游戏并演化成社会性的灾难。地下赌场、标会以及参与的老百姓们，究竟谁该为这样的后果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