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土叙事中民间伦理书写的经典路径——基于《红高粱家族》与《边城》之比较

不同的乡土叙事路径折射出莫言、沈从文小说独特而异质的民间叙事伦理,两者“同途而殊归”。莫言对民间根部的生存伦理的追慕,始终建立在现实批判的基础之上,在《红高粱家族》中,时间意义上的“过去”构成了一种新型伦理秩序的精神来源。沈从文对边地人情与爱情的想象,则是在压抑现实中悲剧性因素的前提下,在对“过去”的永恒之美的体认中,隐隐地透露出一种知识者的悲悯。然而,《边城》中的“过去”所营造的伦理境遇却潜在地将读者引向伦理判断的虚空。在20世纪中国文学民间伦理书写层面,这两种路径颇具代表性且影响深远。

陕北说书民间伦理的表达与困境

陕北说书作为一种地域民俗文化现象,是陕北当地某种意识形态的折射。观照其伦理表达,发现陕北说书既体现出官方伦理精神与民间伦理精神的融合,也反映出民间说书人在切身环境体验下,对于家庭、社会及人生伦理,有着不同于正统教化的民间伦理表达。以文学伦理学的方法分析具体的说书故事,发现陕北说书的伦理表达在正统伦理精神的影响下,较多故事所具的伦理困境往往表现出极端化叙述,这是民间伦理宣泄功能的体现,也是民间“礼义”与“礼俗”断裂下“仪式道德”的另类表达。

从陈彦《喜剧》中的潘银莲形象看民间伦理的双重效应

陈彦在《喜剧》中成功塑造了潘银莲这一形象,她的身上既凸显了民间伦理中恒常价值的强有效性,又反映了民间伦理的庸常一面对人的精神束缚。作者通过描写潘银莲的人生,展现了民间伦理中有效性与庸常性这一对双重效应,表达了对民间伦理与现代社会关系的深刻反思,体现出他探求民间伦理出路的努力。

论民间伦理的特征

作为一种不定型的、由普通民众在其实际生活中自发形成、在话语表达上居于主流之外的价值观念,民间伦理具有边缘性、实用性、包容性和地域性四大特征。其中,边缘性是对民间伦理在社会生活中地位的勾画;实用性表明了民间伦理对现实人生的根本态度;包容性体现了民间伦理在内容上的无所不包及对多元价值的宽容;而地域性则是对民间伦理地域差别的描述。

由谣谚所见的民间伦理观念

民间社会村夫野老口耳相传的谣谚,是包含着民间伦理生活真实信息的“活化石”。在传统社会,谣谚所映射出的民间伦理观念具有多元复合的特点,儒、道、墨等诸家观念大量充斥其间。谣谚所传达的伦理观念,既有与官方正统教化伦理高度一致的一面,同时也不乏异质的声音。其主要表现是谣谚以有限认同、阳奉阴违、分庭抗礼的姿态,构成了对正统教化伦理的反对性回应。谣谚作为一种小传统文化,与作为大传统文化的主流意识形态之间互渗互用、相生相长,构成了传统社会伦理生活的真实景观。

论民间伦理的功能

从文化功能的维度审视,民间伦理的社会功能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其一,秩序功能。即在国家秩序尚未出现或在国家秩序难以达到的地方独立发挥其维持社会基本秩序的作用,或作为国家秩序与法律秩序的补充。其二,批判功能。即根据人性和生活实际的需要对国家倡导的正统教化伦理进行解释和修正,并在国家伦理丧失其合理性时,公然提出自己的道德主张。其三,宣泄功能。即通过民间伦理自由自在的言说方式,为民间社会积蓄的生命本能冲动找到一个合法发泄的渠道,避免郁积的生命能量的盲目发泄导致社会秩序的解体。其四,教化功能。即一方面通过民间伦理中那些直接来自于民间的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实现民间的自律,而另一方面则吸纳和接受来自于上层教化伦理的指令,协助其教化万民,美化风俗。

民间伦理研究论要

对民间伦理研究的意义、方法,及资料凭藉做初步的研讨,以期为民间伦理研究的进一步深化奠定基础。民间伦理研究不仅是全面准确地把握伦理文化原貌的必要前提,同时对当代中国道德建设亦有重要的方法启示。民间伦理研究的方法主要体现为两个结合,即伦理学的价值分析与民间思想素材的结合,社会史研究的微观视角与人类学、社会学研究宏观视野的结合。由于对象的特殊性,民间伦理研究对来自民间的思想素材需格外关注。

关注民间伦理:传统伦理文化研究的新思路

在中国传统伦理文化中,不仅存在以正统教化伦理为代表的“大传统”,而且还存在以民间伦理为代表的“小传统”。后者植根于民众生活土壤,更为真实地展示了民族伦理生活的生命律动。在搜集、整理民间文化资源的基础上,深入研究民间伦理文化的内容,是把握整个中国传统伦理文化真实面貌的必要条件。

国家——社会视域中的传统民间伦理

在中国传统伦理文化中,不仅存在以正统教化伦理为代表的“大传统”,而且还存在以民间伦理为代表的“小传统”。后者作为植根于民间生活土壤中的民众不加矫饰的价值观念,更为真实地展示了民族伦理生活的生命律动。在国家与社会互动的格局中,民间伦理与正统教化伦理之间既矛盾对立又相生相长,构成了传统社会伦理生活的真实景观。

民间伦理与启蒙叙事——重读贾大山的小说

贾大山的小说经历了从"文学工具论"下的民间伦理书写到五四启蒙伦理与民间伦理结合形成的启蒙叙事的发展过程,形成了不同时期的审美特点。在贾大山的文学世界中,"民间伦理"作为一种价值融入到新文学传统的启蒙叙事,成为它的补充。贾大山虽然摆脱了国家抒情体制下写政治、写政策的主旋律文学成规,但依然坚守着五四新文学的"主旋律",他是孙犁开创的河北文学启蒙叙事流脉中的重要作家,以自己的文学实践参与了新国民精神的建构。

民间伦理与国家伦理的较量——从伦理纬语角度解读赵树理的《锻炼锻炼》

20世纪50和60年代，随着新的经济组织与国家政权在乡村的建立，国家伦理与乡村社会建立在宗族和血亲基础上的生存规则、交往方式等既有伦理秩序发生了冲突。因此，《锻炼锻炼》的意义不仅在于“正确反映人民内部矛盾”的主题言说，也不止于显形上选取主流立场，隐形上表现民间立场的立场指认，重要的是它真实地再现了革命的现代性以强力进入乡村世界后，国家伦理、政治伦理与乡村血亲伦理、宗法伦理的剧烈冲突，以及国家伦理话语对民间伦理话语的战胜。

政治伦理与民间伦理的对立与互用——“十七年”经典锡剧的叙事策略及其意义

"十七年"时期的经典锡剧,主要有爱情婚姻题材的改编剧目与革命现代戏两种。锡剧创作者准确把握来自上层意识形态的要求,以政治伦理作为创作的基本原则,并对传统民间伦理叙事加以改造,从而实现锡剧"寓教于乐"的教化功能。正是在政治伦理与民间伦理的互相作用下,锡剧表现为明暗两层叙事线索。而民众,也在对民间伦理叙事的欣赏中,逐渐在政治伦理的规训下成长起来,从而成长为政治伦理所需要的"人民群众"。

国家——社会视域中的传统民间伦理

在中国传统伦理文化中,不仅存在以正统教化伦理为代表的“大传统,”而且还存在以民间伦理为代表的“小传统”。后者作为植根于民间生活土壤中的民众不加矫饰的价值观念,更为真实地展示了民族伦理生活的生命律动。在国家与社会互动的格局中,民间伦理与正统教化伦理之间既矛盾对立又相生相长,构成了传统社会伦理生活的真实景观。

《泥霞池》:底层生命和民间伦理的深情触摸

迟子建新世纪中篇《泥霞池》关注社会转型语境中底层人物的现实性生存处境,触摸底层生存真相,追问底层生命存在的意义,展示出卑微生命在现实泥淖中的沉沦和精神高地的救赎。文本在表现作者对"人"的当下性关怀的同时,有意凸显民间伦理的重情厚义等质素,试图表现出一种精神建构,但这种建构充其量只是其对良知尚存的人类的美好希冀。

政治伦理与民间伦理的对立与互用——“十七年”经典锡剧的叙事策略及其意义

锡剧,又称＂常锡剧＂,被誉为＂太湖一枝梅＂,与越剧、黄梅戏同为华东地区三大地方剧种。发源于江苏无锡、常州一带,由两地滩簧演变而来,距今已有百余年的历史。流行于苏南地区,在江、浙、沪一带有广泛的影响。百余年来,锡剧逐步从乡村走向城市,从田间走向剧场,从民间小戏演变为体系化的戏曲剧种。

道德与实用:从日用类书看明朝中后期的民间伦理思想

明朝中后期刊刻的日用类书记载了大量关于个人品性修养、家庭伦理和为人处世方面的民间伦理思想。与官方和儒家士人提倡的教化伦理思想强调个人修身不同,民间伦理思想是普通民众日常生活经验的总结,因此其更强调伦理规范的实用性。通过日用类书来研究民间伦理思想,可以使我们认识到当时的普通民众是如何理解儒家的伦理思想,并将之运用于日常生活。

民间伦理观照下20世纪90年代中国文学疾病叙事

20世纪90年代文学疾病叙事剔除了精神装饰和日常生活的诗意,消解了各种意义与价值,获得了“自由-自在”的民间伦理内核。疾病叙事是民间被外力侵犯、否定和批判的表征,也是多种力量相互抵牾、碰撞和斗争的折射,它承纳和包藏着苦难和艰辛,是弱势的化身。由于某种“隐形结构”的存在,民间疾病形成了自己的“话语系统”,并时刻进行着自我拯救和自我获得的努力,也是韧性的象征。同时,民间疾病颠倒或倒错的叙事策略,又超越了具体道德判断,具有了人本主义与感伤主义生命悲剧美学蕴涵。

新秧歌剧:政治伦理与民间伦理的双重演示

1943年掀启序幕的延安新秧歌运动在20世纪中国戏剧史,以及思想文化史上都是一个值得大书特书的事件。新秧歌剧,作为改造传统秧歌剧的结果,一时之间,大量涌现,得到延安政权的高度赞许,也受到延安军民的广泛欢迎。

乡村变革中的民间伦理重构——再读赵树理《小二黑结婚》

赵树理的小说被视为延安文学的一面旗帜,他的创作展现出乡村变革时代背景下,农村民间伦理和农民精神风貌的变迁。其早期作品《小二黑结婚》有效地沟通缝合了政权意志和民间伦理,成为了赵树理文艺创作的一种特有的叙事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