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制涉罪民间借贷行为的困境与解决路径

刑法规制涉罪民间借贷行为的困境主要体现为:刑法适用平等原则未得到全面贯彻、罪刑法定原则未严格遵循、罪责刑相适应原则未充分体现。困境出现的原因与保护民营企业的刑事政策落实难度大、空白罪状下罪名适用的不合理扩张、重惩处轻预防导致刑法过早介入有关。化解规制涉罪民间借贷行为困境的解决路径在于:一是在定罪量刑方面充分利用刑事政策的柔性空间,二是运用刑法解释技术增强空白罪状的明确性,三是以恢复性司法理念指导刑罚适用。

近代河洛地区钱债契约与民间借贷习惯问题

通过对钱债契约的实证研究,可知近代河洛地区民间借贷原因较多,文书表述多为简略套语;以货币借贷为主,辅以实物借贷,贷款多用于生活消费,很少用于投资生产;受社会环境影响,小额、短期借贷居多。借贷形式主要有信用借贷、担保借贷和抵押借贷。借贷利率一般不超过官方规定的上限,大多属于乡邻、亲友之间的互助、救急性质。为了保证债权人的利益最大化,常见的违约处置方式有“按约处置”“协商处置”“父债子偿”“司法诉讼”等,债务纠纷较为普遍。

论民间借贷中“家庭日常生活需要”范围的界定

《民法典》规范的日常家事代理制度虽为解决实践中争议较大的夫妻债务问题提供了明确的法律依据,但未对“家庭日常生活需要”范围作出明确规定,增大了非举债配偶一方承担巨额债务的风险。界定民间借贷案件中“家庭日常生活需要”的范围应坚持主客观标准综合说,先对三种特殊情形进行排除,然后以市(区)、县的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作为客观衡量标准,最后还应考察夫妻双方的主观意图、外在表示行为、被代理人受益的可能性以及第三人是否尽到注意审查义务,从而实现日常家事代理制度促进家庭生活便利、维护交易安全的目的。

民间借贷纠纷要件事实证明责任论

《民间借贷规定》第16、17条规定的证明责任分配与《民诉法解释》第90条的规定相左,混淆了主观证明责任与客观证明责任、抗辩与否认、本证与反证,证明责任分配不当。应在要件事实证明责任论框架下,厘清仅依据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和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的民间借贷诉讼中存在的事实认定问题,明确原告对借贷关系的证明责任,以发挥民法作为行为规范的指导作用,提高原告保留证据的自我责任意识。另外,借贷关系的事实认定往往需要借助鉴定,而仅依据证明责任分配并不能明晰债权凭证申请鉴定的责任,应结合证明标准和法官心证程度,根据主观证明责任的转移来确定由谁申请鉴定。

民间借贷类虚假诉讼的规制困境与纾解

民间借贷型虚假诉讼行为强调行为人双方之间通过恶意串通的方式,或者行为人一方通过虚构证据,以不真实的纠纷为由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的行为。然而,民间借贷虚假诉讼的司法认定问题仍存在诸多不敷适用之处,在行为识别、证明标准以及惩戒机制方面表现尤甚。基于此,当前应结合经验法则与科学法则,明确民间借贷虚假诉讼识别规则;同时细化民间借贷虚假诉讼的证明标准,厘清“高度盖然性”标准与“排除合理怀疑”标准的适用逻辑;最后,强化民间借贷类虚假诉讼惩戒机制。

银行与民间借贷实务中微信证据的风险防范

微信作为通信工具和社交软件在沟通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社交时彼此除了留下电话号码外,还会互相加个微信。当下,微信比电话具有可视、可写、可读、可储的优势,很多银行客户经理常常通过微信与客户沟通银行信贷事宜。而发生在熟人之间的民间借贷,事出紧急或不具备留下纸制凭证的情况下,直接在微信上简单沟通,转账资金可能没有备注用途。由于微信信息是电子数据,依赖于互联网、计算机、手机存储等各种专业载体,易丢失、可篡改。银行信贷纠纷中常起因于贷款人对前期与银行业务员微信沟通的内容曲解或断章取义,事后不能落实信贷条件而带来风险。近年涉及民间借贷的案件中,有4%以上的案件与微信记录有关,发展呈现上扬趋势。但是微信内容作为电子证据在案例中,还有很多细节待解决。文章围绕微信证据在银行信贷与民间借贷实务中引发的困惑,结合微信证据形式、功能、特点,以及法院对微信证据的审查要求,剖析银行与民间借贷实务中对微信证据的风险防范要点。

民间借贷危机的传染路径与效应研究

2010年以来,随着国家政策鼓励与司法松绑,我国民间借贷发展进入“快车道”,各种形式民间借贷机构呈井喷式涌现,但因监管和信用约束缺失、项目高风险、借款人道德风险、出借人普遍存在刚性兑付预期等因素致使民间借贷领域风险不断积聚,并最终爆发多起民间借贷危机。以2010年以来发生在我国的多起民间借贷危机为研究对象,基于金融危机传染理论,深入探究我国民间借贷危机传染的特点,传染的载体、路径及传染效应等民间借贷危机传染的内在机理,可为构建阻断民间借贷危机传染的控制机制提供必要的理论依据。

民间借贷利率司法管制上限的检视与重构——以对中小企业融资的影响为切入

实施4倍LPR上限旨在调低借贷利率,降低中小企业综合融资成本。但LPR自公布以来整体呈现下降态势,且有进一步下调空间,现有利率上限低于我国长期历史利率与市场平均利率,其“一刀切”的规制模式亦忽略了民间借贷的多元性,由此引发的金融抑制效应可能造成借贷资金供给减少,进而加剧中小企业的融资困境。分类调整可以优化现有的司法管制模式,区分生产经营类借贷与生活消费类借贷,适度放松对前者的管制以缓解借贷人“惜贷”的情况;基于利息期限结构的特征区分短期、中期和长期借贷,允许5年以上的长期借贷准用5年期4倍LPR的上限。通过实现司法管制的精细化与差异化,弥补因4倍LPR上限调整方式给中小企业融资所造成的负面溢出效应。

民刑交叉案件视域下民间借贷合同效力探究

民刑交叉案件的处理一直是司法实践中的难点,涉刑民间借贷合同效力评价是其中之一。目前,法律实务关于此类问题的处理主要有“无效论”“有效论”“效力可撤销论”等三种模式,现行处理模式在评价涉刑民间借贷合同效力时尚存在一定瑕疵,如破坏法秩序的统一性、善意相对人权利保障不能等。通过明确合同效力定性基点、借鉴“目的二分法”等方式讨论完善路径,对于平衡借贷双方利益,维护法律体系协调性和权威性,实现民间借贷制度价值,促进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的统一具有重大意义。

疫情关注度对民间借贷行为的影响

新冠肺炎疫情对个人及民间金融借贷都产生巨大的冲击,导致民间借贷利率提升。本文以疫情冲击为大背景,关注疫情关注度变化所反映出的情绪变化通过个体及民间金融机构两条路径的传导最终对民间借贷行为产生影响的机制,并根据传导机制,从政府、民间金融机构、居民个人三个角度对降低民间借贷利率提出对策建议。

民间借贷:没有借条或者借条丢失怎么办?

司法实践中,没有借款条或借款条丢失是经常遇到的问题。遇到这种情况,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来扭转被动局面。一、做好“保密”工作。不要让对方觉察借条已经丢失,要不很难对证据进行补正。二、要求债务人订立还款计划或签订还款协议。作为债权人如果不慎将借条遗失,先不要急着向法院起诉。

民间借贷案公告费负担研究——以N市18份裁判文书为样本的实证考察

民间借贷案很多采用公告送达,实务中公告送达一般借助报刊告知被告应诉的相关问题,是一种有偿服务,刊登所产生的费用需要原告先行付费。可问题是,有的公告费主张不一定能得到支持;有的却依职权径直判决公告费由败诉方负担。总之,公告费负担问题各持己见,难以形成有效的意见,以致实务中判决不能统一。为此,通过对18份借贷案件裁判文书进行深入剖析,从法理上充分阐述公告费性质,从而得出公告费应由败诉方负担的结论,以助于审判机关作出科学裁决,提高审判质量。

民间借贷中名义借款人还款责任研究

实际借款人应当受基于真实意思表示下所缔结的民间借贷合同约束,承担还款责任。但为了维护债权人的合法债权不因借款人与担保人身份混淆从而受损,显然在借名人、出名人之间所形成的债务还款责任亦应认定为连带偿还责任。相较于人民法院在日常审判实务中将还款责任基于合同相对性原理一刀切,将名义借款人认定为连带还款责任人,能有效保护名义借款人的追偿权,同时亦并未忽略保护债权人的利益。

民间借贷需要注意的事项

【案情】张某与李某一起承揽某室内装修工程,李某负责设计以及现场管理,工程垫资由张某筹集。施工过程中,张某因资金周转不开,找李某借钱,并称发包方付了工程款后就还钱,李某便从微粒贷贷款8万元给了张某。后李某向张某催要借款,张某向李某出具借条。后张某未于借条中约定的3个月内归还借款,李某认为其在自身经济条件本不宽裕的情况下,通过微粒贷帮助张某渡过难关,张某应对相应本金和利息承担还款责任,微粒贷利息为日0.05%。在李某多次催促还款无果后诉至法院,要求张某支付借款本金以及利息。

融资租赁物未交付,就是民间借贷吗?

基本案情不久前,某融资租赁公司与某投资有限公司就融资租赁事项签订了相关协议。协议约定项目金额5亿元,租赁方式为售后回租,期限5年。同时,合同还约定了租赁利率、风险抵押金、咨询顾问费(融资租赁合同内约定)。

我国民间借贷纠纷法律规制问题研究

民间借贷的肆意发展和纠纷的大量出现不仅扰乱地方金融秩序,而且容易引发社会矛盾,影响社会稳定和政府的声誉。因此,如何建立健全具有中国特色的防范和化解民间借贷纠纷的法律制度也成为我国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建设中一个函待解决的现实问题,也是提高国家治理能力、实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治理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民间借贷纠纷案件裁判思路研究

民间借贷在我国已逐步独立发展为一项重要的融资渠道,在便利融资的同时也为司法裁判带来了棘手问题。当前民间借贷纠纷案件呈现总量大且不断增长、涉案金额巨大、案件区域和类型集中、虚假诉讼频发、高息隐蔽性增强且涉嫌刑事犯罪的情况突出等特征。对民间借贷的司法裁判应当遵循意思自治原则、严格审查合同效力、审慎突破合同相对性、依法处理虚假诉讼以及正确处理刑民交叉案件等基本原则。针对仅存在银行转账凭证的情况,应推定双方存在借贷关系;针对虚伪意思表示的民间借贷,应在司法主动审查交易模式的情况下确立权利义务关系;对于结算型借款协议,应当认定双方往来款项作为印证债权凭证的证据;法定代表人以企业法人名义对外借贷的情形,应当审查款项的实际用途以确定还款责任主体;对于夫妻一方对外借款的还款主体认定问题,应从日常经验法则出发认定借款用途进而认定还款责任主体;当民间借贷涉刑事犯罪时,该借贷合同与担保合同的效力应依债权人的主张原则上认定有效。

民间借贷中非法放贷识别与控制

民间借贷中的非法放贷有着隐蔽性特点,给非法放贷的识别和打击带来困难,准确识别、有效控制民间借贷中的非法放贷意义重大。民间借贷中非法放贷的识别应准确把握其非法金融活动的实质,不能放弃放贷人的经营营利性这一构成要件,不能以“高利放贷”为构成要件。对民间借贷中非法放贷的识别要避免把非法放贷组成部分的借贷个案合法化处理,注意通过穿透各种合法商业模式背后掩盖的非法放贷实质。现行司法规定民间借贷中的非法放贷入罪以高利贷为必要条件有失偏颇,非法放贷中即使不构成高利贷,情节严重情况下也有非法经营罪适用的空间。现阶段,以超过36%的实际年利率为高利贷入刑的利率起点标准过于宽纵,不符合遏制非法放贷中高利贷的现实需要。

民间借贷法律规制对犯罪的影响——基于利率上限调整和高利贷入罪的实证研究

民间借贷时常引发犯罪行为,这是民间借贷利率管制和高利贷入罪的重要理由。本文采用中国裁判文书网刑事一审判决书的犯罪数据,基于民间借贷利率上限调整和高利贷入罪的准自然实验,利用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了民间借贷法律规制对犯罪的影响。结果显示,民间借贷利率上限提高会增加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集资诈骗罪、诈骗罪、合同诈骗罪和赌博罪,而高利贷入罪不但没有遏制民间借贷相关犯罪,反而增加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诈骗罪、合同诈骗罪、强迫交易罪和敲诈勒索罪。进一步分析发现,小额贷款公司对民间借贷相关犯罪和高利贷入罪所引发的犯罪具有抑制作用。基于溯因推理,对于这三方面事实的最佳解释是,民间借贷引发犯罪的重要机制在于民间资金需求无法得到满足。因此,防治民间借贷相关犯罪问题的主要政策措施应是缓解资金供需矛盾。

民间借贷涉以虚拟货币抵债纠纷的司法裁判路径研究

在以虚拟货币为标的物的民事纠纷中,由于虚拟货币监管政策的不足以及对虚拟货币属性认定的不统一,我国的这类民事裁判存在较明显的同案不同判的现象。虚拟货币不是法定货币,但为了更好地规范这类行为,也不可否认虚拟货币是需要法律规制的新型财产性利益。为了与我国趋严的虚拟货币监管政策导向一致,可以认定虚拟货币抵债为违反公序良俗的交易行为,交易后的法律责任根据借贷双方的过错,妥当适用法律各自承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