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知识分子写作的力作与创作新面向——评阎真长篇小说《如何是好》

当代知名学者作家阎真的长篇小说《如何是好》,可以说几乎写尽了“当下年轻人的困顿与坚持”,是瞩目从大学象牙塔走向社会的年轻人直面各种困境的成长叙事的现实主义长篇力作,堪谓作家又一本关于新时代里年轻人如何直面社会、解读人生的必读之书。《如何是好》与阎真2001年的《沧浪之水》隔代呼应,再现了新的艺术维度与创作面向。

当代诗歌场域中“学院派诗歌”若干状况——知识分子写作与民间写作纷争的回顾与解读

学院派诗歌,有一个更为通用的名称:知识分子写作。在中国,把当代中国诗歌一分为二为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写作,是"盘峰论争"的遗产。诗歌场域的常态,是艺术之争和话语权纷争并存。否认后者,并不意味着可以更加纯粹地讨论前者,只能导致两者互相混淆。诸如真伪之辩,实质是话语权纷争,由于双方不愿承认这点,只能以艺术之争的形式讨论,最后以各执己见而告终,都认为自己坚持艺术立场,对方在争夺话语权。

“知识分子写作”与“民间写作”的互文性渊源及其冲突

"盘峰论争"使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模糊不清的中国诗坛的面目得以彰显。客观上,"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写作"成为1990年代以来中国诗歌观念的两条主脉,并对21世纪以来的诗歌观念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里以互文性理论为依据,尝试解析"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写作"的中西互文性渊源,并阐释二者由来已久的内在矛盾性。

论90年代诗歌的“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写作”

“知识分子写作”与“民间写作”之争是90年代以来最大的一次诗歌论争。本文从诗论研究的角度,着重分析双方诗学观念的异同,指正各自写作的障碍,以引导当代诗歌写作的新道路。

有没有寻找第三条道路的可能 知识分子写作与民间写作之争综述

新时期的诗歌界一直是一块不平静的园地,从对朦胧诗歌的论争,到先锋诗歌(或日后朦胧诗和新潮诗)的论争,再到90年代初的关于新诗是沉寂还是将繁荣的论争,再到1997年由《星星诗刊》策划的以周涛的“新诗十三问”为焦点的关于新诗的论争,等等。

两种身份 两种写作——比较赵树理与知识分子作家对乡村与农民的不同解读

赵树理的创作立场、艺术视角、解读方式、文化姿态等均与知识分子作家截然不同。他的农民立场以及由这一立场出发而形成的文化守成姿态与艺术表现上的民间传统坚持,同五四新文学的开放意识、启蒙精神、文化批判以及对艺术审美的现代化追寻有着极大的疏离。正因为此,众多文学史家试图把他纳入五四新文学传统框架中的种种努力都归于虚妄。

论90年代的知识分子立场写作

本文重新检讨了 90年代“人文精神”讨论的意义及缺失 ,对这一思潮影响下的文学创作进行了系统分析 ,指出 :以张炜、张承志、韩少功、李锐等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写作群体自觉承继了鲁迅精神 ,在市场经济的时代里承担着道义和责任 ,坚守着知识分子的批判精神 ,是 90年代最富人民性的写作群体 ,他们精神上的不间断求索和拒绝市场订货的写作态度依然保持着文学创作的尊严。这种姿态标志着一种不受外力干扰、独立于政治话语的写作的诞生 ,这是我们文学的复兴之梦。

从西川看20世纪90年代知识分子写作

20世纪90年代,知识分子作为诗写群体,西川践行着精神性、思想性的综合书写,他通过身体在场不断与语言、精神的融合,表现出精神性、超验性的审美追求。知识分子写作自觉疏离了同期成为主流的雷同化、复制化的口语写作,让诗回到语言,回到文学的精神性、思想性的追求。

90年代诗歌中的“知识分子写作”

“知识分子写作”与“民间立场”写作之争 ,是朦胧诗以来最大的一次诗歌论争。本文从诗论研究角度 ,分析双方诗学观念的异同 ,重点在澄清对“知识分子写作”观念的曲解 ,认为以知识分子身份从事写作是诗人的宿命 ;重提“知识分子性”的现实意义 ,在于重塑新诗近百年现代性追求中屡被修改、涂抹的“个体知识分子”形象 ,以再建独立、自由、怀疑和批判的“诗歌精神”。

“知识分子写作”诗歌观念的提出与初步形成

西川、陈东东、欧阳江河都在努力倡导"知识分子写作"的诗歌观念,但他们只是初步提出并试图确立,仍处于诗学探索的前期。"知识分子写作"作为一种诗歌观念,后来经过王家新、程光炜、臧棣等人的进一步阐释,经历"民间写作"反向辩驳之后,才逐渐完善与最终确立。然而,悖论的是,在"知识分子写作"诗歌观念"确立"的同时,也标志着这种写作立场或诗歌观念正在走向终结。

知识分子与“代言式写作”--以一九七六年以来的当代散文为例

“知识分子”是个难解的哲学命题。英文“intellectual”的本义是理智，辞源学上的原义是公共关怀、道德良知、社会参与、独立批判等作为社会精神支架的职能化指称。齐格蒙·鲍曼在《立法者与阐述者——论现代性、后现代性与知识分子》一书中阐述了知识分子除了为思想而活，还要关心正义、审美、真理的问题，并考证了知识分子一词的源流：诞生于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之交，前身是十八世纪的lesphilosophe，①始于法国著名的“德雷福斯事件”（一八九四年），由当时激进派领袖克列孟梭等一八九八年一月二十三日在《知识分子宣言》中首次使用，开创了认为知识分子站在权力结构之外，并被阐释为对现存社会安排加以批判的现代观念。

评19、20世纪之交中国知识分子的自我意识——以单士厘、林纾等人的自传写作为例

在19、20世纪之交的大变动时代里,中国传统知识分子自我意识的改变大都带有某种被动性。一方面,他们带着"忧时伤世"这一社会总体情绪,对许多重要问题如男性与女性、传统与现代、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等进行了富有启发而又充满焦虑的思考;另一方面,这些思考也显示了传统文化为其自我意识所设置的限度。本文以单士厘、林纾、刘鹗和谭嗣同等人的自传性写作为例进行评析。

跨体写作、对话策略与知识分子灵魂的拷问——王蒙“季节”系列小说解读

王蒙的"季节"小说系列以现实主义为基本叙事模式,融合了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多种叙事手段,在"文体的狂欢"中采取了广泛的"对话"策略,在对历史的充满人文理性和历史理性的追问中,全景式地展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现代命运,对知识分子的主体身份与文化地位进行了深沉思索.

照亮灵魂的智性之光——论赵玫写作的知识分子特质

在当代文坛,满族女作家赵玫是一个有着极其个人化风格的重要作家。她曾以文学批评家的姿态活跃在文坛,转入创作后没经过太多转型和蜕变的过程,便以洋溢的才情和惊人的勤奋开创了一个山高水长的天地。

寂寞的守望——1990年代的“知识分子写作”论

“知识分子写作”，最早是由西川、陈东东、欧阳江河在1987年参加诗刊社举办的“青春诗会”时提出的，并由民间诗刊《倾向》倡导。《倾向》的宗旨即“知识分子态度、理想主义精神和秩序原则”。1993年，欧阳江河撰文将“知识分子写作”列为1989年后国内诗歌写作的三条线索之一，并称它是“最重要、最具代表性的趋势”。而在对知识分子诗人身份的界定中明确指出：“一是说明我们的写作已经带有工作和专业的性质；二是说明我们的身份是典型的边缘人身份，不仅在社会阶层中，而且在知识分子阶层中我们也是边缘人.

当前知识分子文化写作的隐与忧

当前市场经济环境下知识分子群体写作过程中存在低俗化、庸俗化和“伪现实主义”倾向,知识分子受商品经济大潮冲击后处境尴尬。当前知识分子文化写作背弃了批判现实主义和人民性的立场,这一现象值得我们深思。

“知识分子写作”诗歌流派的精神向度和诗学立场

“知识分子写作”是20世纪中国诗坛的一个诗歌流派,其群体中的诗人有着自己的美学观念和诗歌追求,但从诗歌发展的事实看,他们无可争议地呈现出相似的诗学立场。本文从诗人主体、诗歌与现实、诗歌本体和诗人与读者四个方面阐述“知识分子写作”群体的精神向度和诗学立场。

"散文时代"中的知识分子写作——论王充闾散文的文学史意义

当我有机会比较系统地阅读王充闾散文时，我首先想到的是，王充闾以及他的散文写作究竟处于一个什么样的背景之中?他的写作之于这一背景的意义是什么?我意识到，如果虚化在下面将要进一步探讨的“背景”，可能无法把握王充闾散文的文学史意义。

论李洱的知识分子写作

二○一三年，上海文艺出版社策划出版了八卷本的李洱文集。其中多数的腰封上都有这样一则宣传语：“左手写乡村，右手写知识分子，百科全书式描写巨变的中国。”在素以制造噱头见长的腰封中，这段颇具盖棺定论气势的话语可以说切中肯綮地道出了李洱写作的三昧。作为一位具有高度自觉意识的作家，写作中的知识分子立场以及讲述中国现实的渴望贯穿李洱创作的始终。基于此，从题材角度划分出的文学概念——知识分子叙述和乡土叙述实则是李洱殊途同归的创作实践。它们分享着同样的写作立场和同一套话语体系，在统一的美学理想指导下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