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公故事中的民间司法观念探源

宋代以来,工商业繁荣、印刷技术发展,在此基础上市井文化开始兴起,各类民间故事层出不穷。文章选取以包公形象为代表的民间故事,从审判主体、审判技巧和审判结果三个角度来回答百姓希望“由谁审”“怎么审”及“如何判”的问题,旨在通过包公故事中蕴含的民间司法理想与观念,为当今司法活动带来新的思考。

“和事老”组织化:民间司法创新机制研究

“和事老”从个体性到组织化是社会发展的必然。“和事老”协会等组织化形态呈现出多元多样特点,但本质上都是社会治理机制的创新形式。在“和事老”组织化过程中,国家权力扮演着重要角色。国家权力不仅对“和事老”组织化提供价值引领,而且在正式制度供给方面做出了卓越贡献。社会权力对“和事老”的组织化主要表现在对“和事老”个体人格的塑造以及组织资源配置上,除此之外,具有较强社会性的技术权力对于“和事老”组织化也起了重要的资源整合作用。从民间司法的权力资源优化、主体资源整合和“和事”程序塑造等方面看,“和事老”组织化是民间司法创新机制的成功样本。

民间司法公正视野下的民俗特征及其意义研究--大巴山民俗“请‘火’姑娘”中的法文化解读

大巴山独特的地理位置及传统的农耕生活,形成了当地独特的民风民俗。其中,民俗"请‘火’姑娘"反映了世代大巴山人朴素的正义观念,讲述了传统大巴山民众对世俗司法的构想与憧憬及对司法公正的无限追求。本文基于大巴山民俗"请‘火’姑娘"的民俗特征、功效,继而结合法律科学对其映射出的民间司法公正观念、审判形式及其相互关系和现存的意义进行解读,以期能在一定程度上对大巴山民间法制观念及信仰做出正确引导。

民间司法的“情、理、法”

'情'是人最原始、最基本的需求,是行为和规则共同的家;'理'是对'情'的抽象和概括,也是对以'情'为基础的人际关系之规律性的认识和总结;'法'是具象的'情'和'理',是'情'的诉求和'理'的应然在行为上的规范表达。民间司法的'合情'、'合理'、'合法'其实是在追求人际关系的稳定和社会秩序的和谐,而不是国家司法所追求的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与国家司法'以法为主,辅之以情、理'的适用原则不同,民间司法的'情理法'适用总原则是:从情出发,讲理为主,辅之以法。

论民间司法的概念

梁启超有关耆老和士绅裁判民间纠纷的记述引发我们思考民间司法问题,当代"社会法庭"等社会组织对秩序建构的重要作用促使我们关注和进一步诠释民间司法。民间司法是指以社会权力为基础的民间司法主体,依据国家法、民间法、道德伦理和风俗习惯等规则对民间纠纷进行判断和处理的行为与制度。民间司法以社会权力为基础;德性和威望是民间司法主体的合法性来源;民间司法的规则依据多元,并具有自己独特的适用方法和运行机制。

唐代江南城隍信仰及其民间司法职能研究

基于唐代文献记载,城隍神格的转变出现在唐代中叶的江南地区,并成为普遍性的民间信仰。唐朝城隍神格由自然神转变为人格神,反映了当时造神的社会需求。城隍职能不断扩大,并入主"冥司",具有阴间审判功能,形成了类似官府的结构。城隍信仰中的英雄人物,被世俗权力所利用。同时,因世俗权力的推波助澜,城隍受到封爵,城隍信仰的地位日益巩固。

论民事司法解释的时间效力规则——从《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的两次修订展开

最高人民法院在2020年连续两次修改《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司法解释不同的时间效力规则对利率标准的确定产生实质性变化。从生效时间和溯及力基准时两个角度观察,我国现行民事司法解释的时间效力并不清晰,生效时间虽被普遍认定为施行时,却存在与发布时间无法合理衔接的问题;溯及力基准时更有法律事实发生时、案件受理时、案件审结时、司法解释生效时等多种确定模式。对比法律的时间效力规则可以看出,司法解释在时间效力规则上的混乱是因为无法准确定位其属性,如果定位为“准法律”就应当明确区分发布时间与施行时间,构建清晰的溯及力条款;如果定位为“法律解释”则无需专门设定实施日期,公布日即可视为生效日,面对未来的诉讼统一发挥效力。以此评价《民间借贷司法解释》两次修订的时间效力规则,虽然具有维护交易预期和秩序稳定等作用,但却未必符合打击高利贷化解融资难的设立初衷。只要司法解释的属性中依然保留“准法律”色彩,其时间效力规则的混同和矛盾就将长期存在。

“民间规范司法运用”辨析

民间规范司法运用核心概念和术语的界定与运用缺乏一致性,应当在理论凝练和实践洗炼中形成内涵明确、外延确定的核心概念群。无论"民间规范司法运用"还是"民间法司法运用"都是成立的,但前者主要指称分析性司法概念之下的诸种民间规范司法运用过程,后者用来称谓除前者之外的民间规范司法运用过程。由于民间规范的发掘、发现和整理工作在民间法研究中的基础性地位,分析性司法概念在司法过程中的主导性质,应以民间规范而不是民间法来称谓其运用于司法的整个过程,即"民间规范司法运用"。

民间法司法化的冷思考——基于规范法学方法的分析

民间法司法化为民间法进入司法裁判领域提供了一个重要路径,但唯有保证民间法与诉讼程序充分结合,民间法司法化才是一个具有实践性的命题。尽管司法实践部门已将民间规范适用于个案,但这并不代表民间法司法化时代的到来,民间法司法化最基本的条件目前尚不具备、根本障碍并未被移除。

论“以房抵债”协议的法律性质——兼评《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第24条

民间借贷中,当事人往往签订"以房抵债"协议作为借贷合同的担保。这类担保性合同既不是附解除条件的买卖合同,也不是代物清偿预约,更不是让与担保或后让与担保,而是一种不同于让与担保的非典型担保。《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第24条跳过了该种合同性质的认定,直接规定处理办法,缺乏理论上依据。另一方面,其第二款的规定没有赋予贷款人优先受偿权,有违公平正义原则,应当予以修正。

论民间法对法律合法性缺陷的外部救济

法律的合法性缺陷包括了价值缺陷和技术缺陷。无论是哪种缺陷,一旦发生,就需要寻求救济,其救济的基本方式有立法救济和司法救济。其中司法救济是一种针对个案的日常救济。司法救济法律合法性缺陷的资源和方式有两种:一是在法律体系内部寻求救济方案和资源的内部救济;二是在法律体系外部寻求救济方案和资源的外部救济。其中外部救济即民间法的救济。民间法是个内涵丰富、外延广阔的概念。作为非正式法源且对司法实践中具有规范意义的民间法,必须具备八个基本条件。对法院和法官而言,在司法实践中运用作为非正式法源的民间法,是一种权利。民间法作为法律合法性缺陷的外部救济资源,只有经过法律授权和必要的司法审查程序后,才能和案件事实结合,构造裁判规范,从而完成其对法律合法性缺陷的外部救济。

高利贷边界标准的重新认定——基于对民间借贷利率客观主义模式的反思

2015年《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确立起"两线三区"的借贷利率上限的客观主义模式,意在规制民间借贷中的高利贷行为,促进金融市场良性发展。但近年来各地出现的多个案件表明该种模式无法有效抑制高利贷规避利率上限的做法,故应当予以反思。我国应当重新认定高利贷边界标准,采用折中主义模式,区分民事与商事借贷,并辅以登记制度与信息披露制度,建立利率上限动态调节机制,实现对民间借贷的合理、有效管制。

民间规范司法运用程序研究

适应民间法研究由正当化论证向程序化规整的转型,民间规范司法运用程序被重视并获初步研究,但仍需整体推进和深入探求。在综述既有成果,并详细探讨其研究范围、功能和构建原则三大问题基础上,文章尝试勾勒出民间规范司法运用程序的发展可能性。

民间规范司法运用方法研究

民间规范司法运用方法研究在多元路向中博弈发展,但统一的、有效的方法理论与实践并未形成。民间规范司法运用方法并不是一种并行于法律方法的独特方法,而是一种通过或在法律方法之中被运用于司法过程,特别是在制定法尽处,尝试为法律问题或疑难案件寻求正义的、合法的和有效的解决方案的特殊的、具体的法律方法。只有基于法定主义的审慎求索与延展实践,才是其未来发展的基本意义指向。

借贷债权应有平等的司法保护——以民间借贷司法解释为样本

温州中院的一项判决颠覆了司法实践一以贯之的借贷债权的平等保护,其根源在于《2020民间借贷司法解释》。《2020民间借贷司法解释》明确排除金融借贷的适用,形成金融借贷优越于民间借贷的局面;同时,《2020民间借贷司法解释》以一审受理时间、起诉时间、借新还旧结算方式作为借贷本息计算的依据,导致相同民间借贷本息不同的结果。平等保护是我国《民法典》的根本原则或帝王原则,是司法解释不可逾越的红线,借贷债权的司法保护不应有违形式平等和实质平等。为此,建议最高人民法院立即修改《2020民间借贷司法解释》,回归借贷债权平等保护的轨道。

民间借贷成本之司法衡量的类型化

其他费用的计算问题是民间借贷中常见的争议焦点。司法实践中对最新的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第29条中其他费用的定性存在分歧,并对实现债权类费用是否受其他费用收费上限的约束表现出困惑。产生分歧和困惑的主要原因包括:第29条中的其他费用一词文义解释过于宽泛容易引人误解;法官面临尊重合同自由原则与实现保护借款人立法目的的抉择;网络借贷相较于传统民间借贷发生了极大的变化。最高院应明确第29条中的其他费用为“以规避民间借贷利率限制为目的”的融资成本类费用。同时,对第29条的法律适用做类型化区分:对“以规避民间借贷利率限制为目的”的融资成本类费用适用第29条;对“不以规避民间借贷利率限制为目的”的融资成本类费用不适用第29条,尊重合同约定并通过举证责任分配限制不合理的服务费用;对实现债权类费用不适用第29条,坚持尊重合同约定,实际发生且合理的裁判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