驳日本拒绝中国民间索赔的两个理由——兼评中国民间对日索赔18年诉讼实践

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诉讼已历经18个春秋,诉讼案达31件,除4例和解外,终审无一胜诉。①对日民间诉讼已成为左右中日关系走向的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方面,运用得当不但可以维护我国战争受害者及其遗族的合法权益,又能一定程度上遏制日本军国主义右倾化趋势。日本法院晚近判决中,驳回我国民间索赔的主要理由有二:一是受害者个人无诉权;二是"国家无答责"。实际上,以上二者均背离了国际法理。

民间对日索赔与中国实施外交保护的可行性

基于人权的推动,传统外交保护的国家自由裁量特征开始发生转变。这既是义务限定,也是权利工具。至于民间对日索赔,中国政府无论是在法理基础上,还是在政治基础上,都具备了实施外交保护的可行性。

论我国民间对日索赔的困境与对策

自1995年中国花冈劳工诉日本鹿岛株式会社发端,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诉讼已历经18个春秋,诉讼案达31件,除4例和解外,终审无一胜诉。日本法院晚近判决中,驳回我国民间索赔的主要理由有二:一是据《中日联合声明》中国政府已放弃民间索赔;二是已过诉讼时效。据国际法理对上述理由剖析与审定,一方面可知以上二者均背离了国际法原则,进而可助益民间对日索赔走出困境。另一方面对维护我国受害者及其遗族的合法权益,彻底解决二战赔偿问题,根本矫正日本军国主义传统,亦具重大现实意义。

试论中国民间对日索赔的法律问题

中国作为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最大受害国,其所遭受的损失是最为惨痛的,然而,近十年来,我国的民间受害者在一系列民间索赔诉讼中几乎没有胜绩,日本政府对于中国受害者强烈的索赔正当要求,或置若罔闻或寻求各种借口和所谓“法律依据”消极抵触甚至拒绝。笔者试从国际法的角度,针对日本政府提出的所谓国际法和国内法上的“法律依据”一一进行批驳,从而探讨中国民间对日索赔的相关法律问题。

论中国民间对日索赔的权利

本文主要根据笔者在东京高等法院出庭作证的“鉴定书”和“补充意见书”,针对日本政府的“《中日联合声明》放弃论”和“日华和约有效论”的观点和主张,从国际法和一般法律原则的角度,结合历史事实进行了较为全面和深入的研究和分析,在驳斥日本政府反论的同时,论证了中国民间战争受害者拥有对日索赔的权利。

中国民间对日索赔中的“请求权放弃”问题——兼评日本最高法院2007年4月27日的两份判决

中国对日民间索赔的权利在1972年《中日联合声明》签订之后是否仍然保有,是目前存在争论的问题。针对日本最高法院在相关判决中引证的理由,根据国际习惯法原理和已解密的相关历史资料,通过对《中日联合声明》的条款效力,及其与"日台和约"、"旧金山和约框架"之间的关系等问题进行分析,可以得出《中日联合声明》并未放弃中国对日民间索赔的权利的结论。

历史的回声:中国民间对日索赔

中央电视台6月29日《新闻联播》及第二天的《焦点访谈》都播出了同一条新闻“1995年6月28日,一位81岁名叫耿谆的中国老人和其他花冈事件的幸存者及死难者家属11人向日本东京地方法院提起诉讼,状告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期间鹿岛公司残酷虐待中国劳工的罪行,并要求法庭能以公正的态度解决鹿岛公司与中国劳工之间的民间赔偿等问题。这起中国民间对日索赔案立即引起世人关注。

关于中国对日民间索赔中的国际法问题--兼评日本最高法院的两份判决

中国对日民间索赔的权利在1972年《中日联合声明》签订之后是否仍然保有,是目前存在争论的问题。本文针对日本最高法院近来相关判决中引证的理由,根据国际习惯法原理和已解密的中日邦交正常化谈判资料,对《中日联合声明》的条款效力及其与"日台和约"、"旧金山和约"之间的关系等问题进行分析,认为:《中日联合声明》并未放弃中国对日民间索赔的权利。

对日民间索赔中的《中日联合声明》与“旧金山和约框架”——兼评日本最高法院的两份判决

中国对日民间索赔的权利在1972年《中日联合声明》签订之后是否仍然保有,是目前存在争论的问题。本文针对日本最高法院近来相关判决中引证的理由,根据国际习惯法原理,对《中日联合声明》的条款效力,及其与"旧金山和约框架"之间的关系等问题进行分析,认为:《中日联合声明》并未放弃中国对日民间索赔的权利。

困境与展望:对日民间索赔途径之思考

中国对日民间索赔运动始终坚持了一条诉讼的道路,但如今,无论是在日本国内还是在其境外进行的诉讼都陷入了不同形式的困境。其中在日本的诉讼遭遇了日本最高法院败诉判例的重大障碍,在美国的诉讼由于政治因素的介入显得前路未卜,而在中国进行的诉讼则由于有限豁免主义的"双刃剑"效应而显得十分棘手。开辟诉讼以外的索赔途径已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而由国家代表受害者进行国际求偿,以及敦促日本国内进行赔偿立法,则是两种具有可行性的非诉讼索赔途径。战争损害赔偿问题的全面解决也正有待于诉讼与非诉讼索赔途径的协力运作。

对日民间索赔的几个法律问题辨析

面对民间受害赔偿诉求,日本设置重重法律障碍,拒绝提供赔偿。本文针对日本政府在历次答辩书中所提出的所谓“法律依据”进行批驳,从战争赔偿与受害赔偿的区别、诉讼主体资格、法律适用及时效问题四个方面进行阐述,试图剖析和驳倒日本法院所作不公判决所赖以存在的法律基础。

我国对日民间索赔的国际法分析

近年来,随着我国对日民间索赔案件数量逐渐增加,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战争犯罪的民事赔偿责任开始引起了全社会的关注。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至今中国原告没有在一起案件中获得完全胜诉。本文从国际法角度,对截至目前提起的对日民间索赔案件进行了分类梳理,并针对日本法院驳回原告诉讼请求的理由和依据予以剖析解读,以求分辨曲直,澄清责任。

对日民间索赔诉讼的法理分析

六十年前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曾给中国平民带来了深重的苦难,随着人权意识的逐步觉醒,自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对日民间索赔诉讼屡有提起,但由于日方的阻挠,整个过程并非一帆风顺。本文旨在就对日民间索赔诉讼的权利基础进行论证并对日本加害方的抗辩理由进行深入剖析,以期为对日民间索赔运动建言献策。

“船王”讨船77年 对日民间索赔胜诉第一案始末

离世两年多后,＂民国船王＂陈顺通的长孙陈春终于不必为面对祖辈而心怀愧疚了。2014年4月19日,在陈春骨灰下葬的前一天,上海海事法院扣押日本商船三井株式会社的轮船＂BAOSTEEL EMOTION＂号,迫使三井履行法院在7年前就做出的判决,赔偿中威船运公司和陈震、陈春两人1.7亿人民币。1936年,＂三井＂的前身＂日本大同海运株式会社＂租走了中国＂船王＂陈顺通家族的两艘轮船，自此拒绝归还。77年间，为追回家业，船王家族历经四代，辗转日本本土和中国大陆开始一场漫长的对日民间索赔诉讼。

日本对华民间赔偿法律依据辨析

由于日本把国家赔偿与民间赔偿混为一谈,不承认中国受害者具有索赔请求权,并以“超过诉讼时效”为由驳回受害者的诉讼请求,致使对日民间索赔诉讼鲜有胜诉或以救济金、慰问金应付了事。根据公认的国际法准则,中国放弃国家赔偿不等于也没有放弃民间赔偿,民间受害索赔请求权是多项国际条约明文规定的,受害者的诉讼请求是不受诉讼时效限制的,救济金或慰问金不具有国际法律责任意义上的赔偿性质。日本政府只有对侵华战争的受害者作出实质性赔偿,才能对受害国、受害者及其亲属有一个合情、合理、合法的交待,才能走出历史的阴霾。

国际法视野下“重庆大轰炸”民间索赔的困境与出路

2015年2月25日,日本法院对中国战争受害者提出的"重庆大轰炸"民间索赔案作出驳回赔偿请求的一审判决。从军事、历史、法学等多个角度,特别是运用国际法和一般法律原则对这一判决进行分析,我们不难发现日本政府的顽固态度、诉讼双方地位的不平衡以及日本法院设下的重重法律壁垒已成为目前"重庆大轰炸"对日民间索赔面临的主要困境。我国应有针对性地寻找新的出路,通过行使外交保护、加强国内立法、敦促日本出台相关赔偿立法等多种方式,以期最终解决战争赔偿问题。

曲折的和平之路——访“对日民间索偿”专家管建强副教授

中国劳工对日民间索赔,自1989年“花冈惨案”幸存者致函日本鹿岛公司,到1995年6月28日向日本东京地方法院正式起诉,中国劳工为了和平,已经斗争了13年,这期间,很多劳工幸存者未能等到正义得到伸张之时就含恨去世,至今,劳工诉讼有结果的仅3件:所谓的“花冈和解”、刘连仁一审胜诉和三井矿山劳工在福冈地方法院一审胜诉。 2002年5月11日笔者利用现代传媒采访了华东政法学院国际法系“对日民间索偿的法律研究和实践”课题学者管建强副教授。管建强副教授是既了解日本,又精通国际法的学者,就在笔者采访的当日,《人民网》日本版刊发了管建强的《三井矿山劳工索赔案与花冈和解之比较》一文,该文充满了理性的思考,涉及的有关日本法律问题深入浅出,能让人对整个对日民间索赔有一个不左不右比较清醒的认识,让人既看到了和平的进步,又看到了和平的曲折和阻力。

民间战争受害者权益救济的权利与义务主体研究——以韩国启动国内救济手段为视角

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期间,对占领地国民实施各种反人道的罪行,产生了各类民间战争的受害者。20世纪90年代起各国民间战争受害者竞相抵达日本起诉日本政府或日本加害企业,他们遭遇的"法理障碍"有:个人不是国际法上救济的主体、国际条约被拒绝适用以及受害者国籍国已经放弃了个人的赔偿请求权。因此,民间对日索赔步履维艰。厘清受害者国籍国在救济民间战争受害者权益中的权利与义务的关系有着极其重要的历史意义。在以国际人道法救济民间战争受害者的实践方面,韩国从过去单一的权利主体逐渐转变为现在的权利与义务兼有的主体,韩国的救济战争受害者的实践为其他受害国提供了新的模式。通过分析韩国启动国内救济途径的法理基础,进而论证国家保护民间战争受害者不仅是一项权利,也是一项义务。

试论日军遗留化学武器问题

2003年齐齐哈尔“八·四”侵华日军遗留化学武器毒剂泄漏事件,使侵华日军遗留化学武器问题以及对日遗留化武诉讼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遗留化学武器的现实危害性及其广泛性、长期性使其不同于以往对日民间索赔案件。本文将从介绍侵华日军遗留在华化学武器问题入手,联系日军遗留在华化学武器伤害索赔案,探讨解决这一问题的途径。

“中国对日民间索赔第一案”始末

“中国对日民间索赔第一案”又称“中威轮船案”,源起于1936年,一代船王陈顺通相继将“顺丰”轮和“新太平”轮出租给日本大同海运株式会社运营。抗战全面爆发后,大同公司不再继续履行两轮的租船合同,既不按时支付租金又不按约定的时限归还两轮(两艘轮船先后于1938年和1944年沉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