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圣能力”及其“身份构成”——以广东某地民间巫师研究为例

民间信仰中巫师身份及其构成的经典论述,大致有源自于私人膜拜、社会交换或神明灵验等类型,如涂尔干的“私人膜拜”、莫斯的“礼物模式”与桑高仁的“灵验模式”。本文基于广东民间巫师的田野调研,发现民间巫师的身份及其神圣性构成既不局限于私人领域,亦不局限于交换关系。巫师身份的神圣性来自于私人性与社会性的双重建构,其“身份”的神圣性构成的核心是民间传说的所谓“神圣能力”;而巫师通神的灵验效果即通过这种“神圣能力”来表达。此可称为巫术身份的“通神模式”,经由私人性和社会性双重逻辑构成。巫师作为人神中介的具体身份,集中体现在仪式场域和信奉者的私人交往秩序中。

论元朝职官系统中的“阴阳学”机构

在中国封建社会中,能够进入职官系统的巫师为数不多,大部分都是游离在统治体系之外。不过,他们在民间的影响却根深蒂固,封建政权难以对其进行有效的控制与管理。元朝忽必烈吸取前代的教训,设置"阴阳学"机构,专门对民间巫师进行管理,从而大大增加了体制内巫师的数量。有元一代,巫师被实施了极为苛刻的考选,他们的职责也被作了非常严格的限制。"阴阳学"机构行之有效,明清两朝相沿不改,对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政治和文化产生了比较深远的影响。

论西汉时期巫的演变

西汉一朝,任职于官府的巫师已失去了商周时期崇高的地位,君权神授理论的成熟导致其社会政治地位逐渐降低,官方巫术活动受到了排斥;由于西汉与匈奴等少数民族长期交流的原因,少数民族的巫者进入了西汉官僚体系中并进行活动。而在民间,因为巫术解决了民众的信仰问题,所以巫术活动较活跃,巫师收入丰厚,巫师敛财成为普遍现象。虽然官府巫师地位下降,但是巫术被用在了宫廷斗争、军事战争中,成为了政治斗争的工具;西汉的多数学术文化也和巫相关联,可见巫的影响形式发生了变化。西汉时期从帝王到平民都崇信巫术,使得整个社会巫风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