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法与国家法的关系探究——一种基于法律渊源视角的考察

通过法律渊源之视角,发现国家法与民间法的关系尤为密切。近代以前,不少国家的成文法典完全就是民间法的汇编;近代以后,虽然立法技术不断提高,立法群体专业化、组织化水平不断改进,但国家法中还是予以民间法一定的认可。民间法与国家法共生、共长于同质的文化土壤,二者有着共同的对于和谐秩序的价值诉求。因此,只有理性把握好二者的关系,才能更好地服务于中国的立法、司法实践。

民间法与国家法的关系——兼论乡村社会法治秩序的建构

在"政府推进型"的法治道路上,我们往往忽视另外一套在乡村社会发挥调控、规制作用的规范----民间法。而民间法的存在已是不争的事实。通过论述国家法与民间法的四种关系情形,认为民间法与国家法共同构建着乡村社会的法治秩序。乡村社会法治秩序建构的关键应当是实现民间法与国家法的良性互动。

再论民间法与国家法的关系——一种民间法哲学视角

从民间法哲学视角来看,民间法与国家法之间的关系,不仅仅是国家层面民间法与国家法之间的关系,而且亦包括国际社会层面民间法(即国际民间法)与国家法(即国际官方法)之间的关系。民间法与国家法之间的关系主要呈现为三大维度:首先,一般意义上民间法与官方法(包括国家法)之间的关系呈现为一种并行的独立存在;其次,一般意义上民间法与官方法(包括国家法)的关系呈现为一种结构性的独立存在;再次,一般意义上民间法与官方法(包括国家法)之间的关系还有其国际向度表现。

民间法与国家法的关系及其对中国法治之路的启示

国家法由民间法发展而来。但由于国家的加入,民间法和国家法出现了分野,同时产生了冲突、互动和融合。研究国家法和民间法、法律原理的分合关系,能够得出结论:中国要实现法治,可以通过国家法和民间法双轨制构建模式进行。

论行政程序违法所致国家赔偿中因果关系的认定

在法学界,程序一直是司法实践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法律规定如果违反相应的行政程序会有相应的责任。我们不仅仅要关注行政结果的处理,同时也要关注行政过程的运行。一个国家关于相关程序规定的方式可以看出一个国家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的规定。本文列举了两个案例“检验站强制拆除案”“程某治安拘留案”来解释重视行政程序的重要性。损害结果与损害行为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是形成赔偿的主要条件之一,也是本文探讨的重点。

法经济学视角下国家法的限度——民间规则与国家法关系的重新定位

当下法学界存在一种较为普遍的看法,即民间法具有"乡土性"、"依附性"及"弥补性"特征。然而从法经济学的视角看,民间规则是通过私人自主博弈而实现的最优产权安排,只是由于存在交易成本而妨碍了利害关系人自主博弈的效果,国家立法的有限度地干预才成为必要。因此,依赖于利害关系人自主博弈和自我实施的民间规则,才是产权安排的理想状态,是整个社会规则的根本基础。国家法不应介入低交易成本条件下的私人自主博弈,在高交易成本条件下不可替代利害关系人自主博弈,并应避免公共选择对集体选择的替代和排挤。

论民间法及其与国家法的关系

法律乃是一种使人类事业受规则治理的事业。完整的法律是国家法和民间法的有机统一。在现代社会中,无论是国家法还是民间法,都不是自足的规范体系,它们各有其存在的价值和局限性。在法制现代化过程中,我们绝不能忽视民间法有效调整社会关系的社会功能,要充分认识其存在的现实合理性,在保证国家法的权威和尊严的同时,逐渐消解国家法和民间法的矛盾与冲突,实现两者在法制现代化这一历史前提下的互动整合。

放宽法律的视界:国家法与民间法关系解读

在中国乡村社会,大量的民间法在实际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国家法以“法治”名义强行介入乡村是困难的,或者说,往往是失败的,两者之间呈现出一种复杂、深沉的张力,这是中国法治现代化进程中不可回避的现实问题。法学工作者应该放宽“法律”的视界,深入乡野,关注法律运行的实然性,寻找真正解决问题的方法。

“活法”视域下国家法与民间法的关系

自埃利希提出"活法论"之后,国家法与民间法就成为法的重要分类。如果从法律实效和法社会学功能论的视角审视,近代中国移植西方的法律制度在很大程度上存在因不适宜本土社会而沦为"纸上的法"的问题。但与此同时,长期以来中国广泛存在着以"活法"姿态发挥作用的民间法资源。深入发掘尚存活的、有价值的民间法,实现国家法和民间法的有机契合是中国法学与法制建设走向独立与自觉的必由之路。

从法律移植视角看民间习惯与国家法关系之协调

自清末转型以来,大量移植西方发达国家法律制度成为我国国家立法的常态。从文化角度讲,移植法承载着更多西方法律文化的基因,而本国的传统法律文化资源在国家法治特别是立法中没有得到充分的利用。但与此同时,法治实践证明,作为传统法律文化资源重要组成部分的民间习惯实际上一直是我国民法的重要渊源,在法治实践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就民法中的各种制度而言,是否可以考虑在制度设计中更多体现本国的传统习惯,以处理好移植法与国家法、国家法与民间习惯之间的关系,以强化现代法律制度的民族性、科学性与合理性。

中国乡村社会法治秩序的建构——从国家法和民间法的关系考察

法治秩序在乡村的建立是依法治国的必然要求,但是乡村社区的风俗、情理等民间法的普遍存在是转型期乡村社会的客观现实,因此,乡村社会法治秩序的建构,无法撇开民间法来谈论乡村的法治建设。

论国家法与民间法的关系

法律作为一个变量在不同的社会关系中具有较大的差异。而在法律分布数量较少或不均衡的地方,恰恰是民间法生存与发展的空间。这就决定了民间法与国家法既有相协调的一面,又有相矛盾的一面。因此,在法治建设中应当谨慎权衡,尽可能的消除规范适用中的冲突,从而实现法律的和谐。

警察执法中国家法与民间法的关系协调

民间法在我国法治建设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在警察执法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在警察执法时,应当准确把握法治的精神意蕴,充分认识民间法的地位和作用,正确处理国家法与民间法的关系,既要切实保障国家法的权威又要充分吸收民间法的合理因素,以保证执法的有效性。

清代回疆地区国家法与民间法的互动关系探析

清代回疆地区地处东西方文化交汇处,同时受到中原文化和伊斯兰文化之影响。文章通过分析史料及典型案例,对新疆建省前后,回疆地区"国家法"与"民间法"在刑事法律领域和民事法律领域的适用情况及二者关系作出说明,从而揭示出在回疆地区刑事法律领域的内地化趋势,以及在民事法律领域的多元化趋势。

实然与应然：法治回归生活世界的两个向度——基于对民间法的认识及其与国家法的关系视角

法治回归生活世界是法治建设和发展的必由之路和必然归宿。用生活世界的两种不同意义,即经验实在的现实生活世界和纯粹先验现象的主观生活世界来认识国家法与民间法,法治回归生活世界就包括实然和应然两个向度,前者指向的是民间法,后者指向的是国家法,国家法所侧重的是应然性,民间法所侧重的是实然性,二者在法治建构有其各自的功能及局限。当前,法治实践在应然的层面已经取得长足的进步,而对于归宿性的回归则刚刚起步的现实情况,需要给予实然向度更多的重视和研究。

试论乡土社会纠纷解决中的国家法与民间法的相互关系——以湘南一起民间纠纷的解决为例

对国家法及民间法在解决纠纷中各自的作用进行了具体分析。指出现代化进程中的乡土社会既有着乡土本色的底蕴,又有着法制化的内涵。在其纠纷的解决中虽然民间法的作用仍然功不可没,但是国家法日益发挥着主导性的作用。国家法强调人们和平共存、相安无事,民间法则要求人们友好相处、互相帮助,国家法可以通过民间法更好地发挥作用。

民间法与国家法共治视域下贵州乡村治理体系研究

贵州传统乡村治理中的民间调解与司法诉讼,体现出一种民间法与国家法共治的乡村治理体系,这种传统治理体系背后蕴含了“情”“理”“信”的理念价值以及民间法和国家法共治的实践价值。当下贵州乡村治理体系建设的困境主要为民间法发展的不均衡性、民间法与国家法的冲突性以及其他客观因素带来的现实问题。基于此,从民间法与国家法共治的角度出发,充分认识多元并存的基层治理现状,发挥民间法在乡村治理中的积极作用,注重民间法与国家法的价值融合以及国家法对民间法变化过程的渐变式引导,探索建设贵州民间法与国家法共治的乡村治理体系。

民间法与国家法关系纬度探究——兼论中国法治建设进路

民间法作为一个渐进发展的规则集合体,由于它的自生自发性和回应性决定了它在我国由三种样态构成。基于民间法的特征,使得其与国家法存在广场效应与剧场效应的对立及两种语境之争,我国法治建设进路中存在着“双重社会”模式这样一个最大的国情,我们应当从市场经济建设、打破城乡二元结构以及加强行政执法与法官审判中的法律解释等四个方面来达致民间法与国家法在中国社会与法律的顺利转型中握手言和。

中国乡村社会法治秩序的建构－从国家法与民间法的关系视角考察

文章探析了在建构乡村社会法治秩序过程中，应着重考虑的因素及其路径选择，如何构建国家法与民间法的良性互动关系，是建构乡村社会法治秩序应考虑的关键因素，因此，文章着重探讨了在乡村社会中，构建国家法与民间法的良性互动关系及其具体路径选择。

论中国乡村社会法治秩序的建构——从国家法和民间法的关系考察

法治秩序在乡村的建立是依法治国的必然要求,但是乡村社区的风俗、情理等民间法的普遍存在是转型期乡村社会的客观现实,因此,无法撇开民间法来谈论乡村的法治建设。基于此,怎样处理好国家法与民间法的关系是构建乡村社会法治秩序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