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犬儒主义式抗议:元宇宙的民间理论研究——来自河南省B市X县城的调查证据

元宇宙概念风靡国内学界后,既存研究往往强调定义元宇宙应以人为本,却忽略以人为本的实质是以群众为本,遂普遍基于“学者想象”重返强效果论窠臼,把群众抽象为“被进化”的超人或“被操控”的末人,极难聚焦概念热潮所遮蔽的真实民生问题。研究引入民间理论视角,考察河南省B市X县城这一基层社会的典型样本,对44名群众开展半结构访谈,发现四项元宇宙的民间理论:(1)元宇宙最符合体制内需求;(2)元宇宙是发展的负担;(3)元宇宙对寒门学生不友好;(4)“元宇宙,咱走着瞧”。其中,(4)在(1)(2)(3)的认知—情感基础上传达行动意向、构成理论纲领,反映了一种本土特色技术政治学现象:技术犬儒主义式抗议。此类抗议呈现技术犬儒主义的表面形式,但内核是报应观;它既证明被剥夺“未来定义权”的群众仍保持着作为理性行动者的主体性,又证明元宇宙概念本身与其说是补救时弊的技术解决方案,不如说是正在基层社会加剧阶层隔阂、矛盾的触媒。

民间理论视角下用户偶遇式接触新闻的影响因素

以往,人们在固定时段、特定的报纸或电视频道上接收新闻资讯。随着互联网技术的迭代升级,各种智能设备、非媒体类应用承担了媒体功能,人们的新闻消费习惯随之发生改变,逐渐依赖偶遇式接触新闻。基于民间理论,从新闻消费者的视角感知新闻环境,发现用户的社交网络、媒介使用习惯、既有的认知水平、兴趣以及偶遇新闻时的情境、个人状态等因素都对偶遇式接触新闻这一过程有或多或少的影响。多主体采取措施畅通信息分发渠道,提高偶遇新闻的概率和接收效果,对凝聚社会共识有重要作用。

民间理论与写作在1990年代的互动发展

应对1990年代陈思和教授提出的民间理论的价值与意义进行分析。从这一视点出发,1990年代的文学创作,民间理论与写作互动发展,共同创造出了蕴含着民间文化精神的艺术世界,民间文化成为作家生命精神的一部分,但文学创作中出现的"泛民间化"倾向,则可能导致民间世界及其精神的平面化,因此,作家应该在民间生活的体验中,获取民间大地上滋生出的民间精神。

智媒时代受众研究的新路径:“民间理论”

“民间理论”对受众主体性的突出,对受众认知、行为及二者关联性的强调,对已有的制度化、权威化受众理论的挑战,可以为多元媒介环境下的受众研究带来新的可能。当前,欧美学者将“民间理论”用于受众研究大致涉及:受众的新闻回避和反新闻(媒体)行为及其认知、新媒介环境下受众对新闻信息获取行为的认知、受众对网络社会系统的推测、受众对“算法操作”的认知与推理等。中国学者可以借鉴欧美经验,就四个议题展开研究:以中国样本为基础的欧美受众“民间理论”检验,中国受众对中国特有问题所持的“民间理论”调查,中国特殊受众群体对某一具体问题所持的“民间理论”调查,“民间理论”用于中国受众研究的观测指标、方法选择及理论参照。

从传统到现代:建构具有本土化特色的民间文学理论

白话:日常生活的自由权利——民间文学的理论与实践概念的先验逻辑“正位论”吕微我想结合李小玲先生的新著《二十世纪初民间文学研究及当代意义——以胡适民间文学理论为例》~①进入我的讨论。李小玲先生的新著受美国电影评论家汉森(Miriam Bratu Hansen)的启发,用Vernacular这个词翻译胡适的“白话”,并承认汉森等人基于后现代性文化多样性-相对主义立场将Vernacular用作白话现象的直观-描述性概念的正当性。我不知道当年胡适自己是否曾把“白话”译作Vernacular,因此曾就这个问题请教过李小玲先生,李小玲先生回信告诉我:胡适本人好像没有过这样的译法。

新时代中国民间外交理论初探

中国民间外交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进入新时代后,民间外交在中国外交体系中的地位与作用愈益提高,理论创新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新时代中国民间外交理论可概括为“三个支柱”和“一个中心”。“三个支柱”中的经济支柱是指中国与世界人民共享经济发展成果,共同把经济蛋糕做大,妥善处理竞争与合作的关系。与西方基于零和思维的地缘经济理论不同,中国全面开放合作的经济理论不仅有益于世界各国的发展,而且也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升级,增进了与各国人民的友谊。文化支柱强调中国与世界各民族加强文明文化的交流、借鉴和融合,推动人类的共同进步。目前,中国人民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前所未有的自信,以平等、开放、包容的心态与世界沟通,培育人类共同价值观。情感支柱强调民心、民意对各类国家都有巨大影响,而心理情感对于人民之间的关系至关重要。民间外交理论对于克服刻板印象、偏见与歧视进行了新的探索,这不仅是为了应对美国等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抹黑、诬蔑,而且也是中国作为世界大国、强国去争取天下人心的必经之路。“一个中心”即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它意味着中国民间外交将以各国人民的福祉为出发点,增进集体认同,增强与各国人民的团结,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贡献。

论陈思和文学性研究的理论创新与探索

陈思和始终致力于在时代的喧嚣中发现真正的艺术创作,其在文学性研究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理论创新与探索。在“民间”审美立场层面,陈思和提出于主流文学标准之外的“非文学性”中存在着另一种“文学性”,莫言、余华小说中的粗鄙、怪诞是民间的美学与力量,应放到民间文化立场下去理解;民间隐形结构、“法自然”的现实主义、“历史·家族·神话”叙事模式、恶魔性、中国文学的世界性因素,是陈思和以审美为标准重建文学性的几种理论创新与批评实践;文本细读是抵达文学性的有效途径,也是陈思和秉持和倡导的理念与方法;以文本为依据,以文学性为标准,以理论为方法,以世界为视野,讨论中国的问题,也许是解决当前文学界焦虑的一种有效途径。

具身认知理论下广西民间童谣中儿童音乐剧创编探究

广西民间童谣是广西独特的民俗文化表达形式,代表了广西人民丰富多彩的文化传统和生活方式。具身认知理论强调了身体与思维的密切关系,强调通过身体的参与和体验来促进学习和理解。本文通过具身认知理论的应用,对广西民间童谣的特点与儿童音乐剧的结合方式进行分析,旨在探究以广西民间童谣为元素的儿童音乐剧创编过程和方法,并探讨其在音乐教育中的价值和意义,为儿童音乐剧的创作和教育提供思路和参考。

缤纷中的绽放——读于东新、王金双的《民间文学理论基础》

民间文学理论的著述,佳作迭出,在此背景下,2007年岁末于东新、王金双两位博士推出了《民间文学理论基础》是缤纷花坛中绽放出的令人一新耳目的草原"萨日朗"。展现出的是思想的鲜活魅力与理论的炽热温度,将那些久被遮蔽的文学生命以民间文学的视角向我们一一揭示开来。作者视野开阔,见解深邃,将民俗、文化、历史等知识融会贯通,做到了相得益彰。出于对蒙古民族文化的强烈认同和热爱,专著还以专章的形式对科尔沁民间文学作详尽的观照与论述,这是本书最出色的华彩乐章。

信息化背景下民间文学理论体系重构的思考

中国民间文学的发展经历了近百年,其研究却遭遇了困境。信息化时代的到来,给民间文学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民间文学理论体系亟需重构,民间文学的本质特征、价值论、现代化和发展论等命题需要重新审视和思考。

模棱两可的民间——质疑陈思和的“民间”理论及其运用

“民间”是一个极其复杂、充满内在矛盾的概念 ,本文所要探讨的是 ,在陈思和的“民间”理论中 ,民间的客体世界和主体世界能否统一 ?“民间”能否以独立于“庙堂”、“广场”之外的形态存在于 2 0世纪文学史之中 ?自由自在是否是民间最基本的审美风格 ,民间的自由自在是否任何文明进步都无法涵盖 ?

中国当代民族民间美术理论研究趋势

中国当代民族民间美术理论研究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20世纪80年代,民族民间美术研究得以复兴;20世纪90年代,研究向系统性、学术化方向发展;21世纪以来,民族民间美术理论研究得以深化、拓展。在实际研究过程中,既有理论上的探索,又有具体的实践措施,并逐渐与当代设计艺术并轨,以一种互补性关系促进共同发展。

岭南土著多声音乐形态及其民间口头理论解读(下)

四 "高音"的"跟"法,可解读为跟腔法、分声法、分层法等."低音是腔口,高音跟着走."这是个辩证原则.一方面,低音腔口的构成形态及其在"双声"中的地位和作用,是肯定的;另一方面,高音声部的"跟"也并非无关紧要、可有可无的.老歌手们常说,唱"双声"歌好比种玉米,腔口是母本,还得父本配.

岭南土著多声音乐形态及其民间口头理论解读(上)

中国多声部民歌,大多流布于五岭之南。这里原为古代越人住地,其中西越(西瓯)一支聚居岭西,这就是今人所称壮语北部方言区的地方,至今盛传不衰的北路“双声”歌,是岭南文化最古老最本色的有声载体。这里的歌手,唱歌、传歌、编歌、用歌,乃至对歌的称谓、腔调的命名等,都有自己传统的谚语、口诀、行内话,约定俗成为民间口头理论,世代相传。解读这些理论,并用以解读其多声音乐形态,对于发掘和创造中国特色多声音乐,很有学术价值和实用价值。通过本文,也兼为民歌研究提供一种方法。

交流与融通:外国民间文学理论百年译介考察

中国民间文学在20世纪对包括人类学派神话学理论、类型学理论、心理分析学派理论在内的诸多外国民间文学理论进行了译介,不仅引进了不同学派的学术思想、学术概念、理论方法,而且促使中国学人主动运用这些理论工具研究中国各个时期的民间文学和民俗事象,产生了丰硕的理论和实践成果。反思百年译介过程可以发现,中国民间文学领域注重外来理论的译介,但缺少中国本土理论的对外译介,究其原因,在于缺少本土化理论构建意识,缺少对外传播与翻译意识。反思百年译介的成就和不足,能为21世纪中国民间文学研究和翻译研究提供新的思路和方向。

“都市民间”与当代叙事的现代性

“都市民间”理论的提出,表明1990年代以来文学“无名”格局中的知识分子参与中国都市小说叙事的一种新的观照方式。知识分子的审美分析与精神启蒙构成当代都市叙事现代性追求的核心。

整体研究与建构中国特色民间文艺学——专访民间文艺学家刘锡诚

刘锡诚简介1935年生于山东昌乐。文学评论家、民间文艺学家、文化学者。195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任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编辑研究人员,新华社翻译、编辑、记者,《人民文学》编辑部评论组长,《文艺报》编辑部副主任、主任,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驻会副主席兼党的领导小组组长、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研究员,《民间文学》《民间文学论坛》《评论选刊》《中国热点文学》主编。主要社会职务:历任中国俗文学学会副会长。

与算法为友:平台创意劳动者的算法情感与战术实践

本文置于人机传播视域,以算法民间理论与媒介可供性作为理论镜头,通过网络民族志与创作者深度访谈收集经验材料,分析了平台创意劳动者与算法互动时的情感认知与战术实践。研究表明创意劳动者对算法系统持正面情感,提炼了“益友”“良师”“助手”三种情感隐喻。他们积极学习、管理、共享算法知识,发展出平台算法的可教育性,并通过可见性游戏完成劳动阶层分化与再生产。创意劳动者对算法系统持正面情感的背后,需关注算法的黑箱设计及不透明性,这暗含了人与机器的权力关系及协调问题。研究启发了传播学者在技术、资本等宏观理论之外,关注更细化的、视野更多元的劳动者情感空间。

继往开来、查漏补短,完善民间器乐曲曲式理论——两次民族民间器乐曲曲式学术讨论的回顾与启示

在我国民间器乐曲曲式理论研究事业初期,存在简单套用欧洲曲式理论开展分析的情况。20世纪60年代初,学界针对民族民间器乐曲曲式理论研究开展了学术讨论;80年代初,学界再次讨论江南丝竹的曲式结构。两次讨论探讨了民族民间器乐曲曲式研究方法与理论体系化等问题,为后续研究奠定一定基础,学者们的一些思想和观点对当前乃至以后的研究仍有借鉴意义。为挖掘其学术价值,本文全面整理了两次讨论所涉之议题,通过参照比较民间器乐曲现有成果,揭示当前研究之不足,提出以“查漏补短”为重心的曲式理论建设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