闽南民间的节庆时令——漳州木版年画的艺术特色及社会教化功能

作为一种节庆时令的民间风俗画,漳州木版年画历史悠久、影响深远,在我国民族民间艺术中具有重要的地位。2006年5月20日,国务院公布的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与天津杨柳青、河北武强、苏州桃花坞齐名[1]。与其他地区的木版年画相比较,漳州木版年画融合了北方年画的粗扩雄沉和南方年画的秀美雅丽,是典型的中原文化与闽南民俗相结合的产物。

民间的力量——民间社团与第三次康藏之争考论

不同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促生各种不同的民间社团,第三次康藏之争未发生之前就有传统意义上的民间组织“西康总商会”“教育会”“西康国民协进会”。但因第三次康藏之争的发生而成立的民间组织则具有鲜明的地域性和时代性,包括以八百名民众代表为基础的“西康特区汉夷全体民众保固国防后援会”;临时性质的请愿团和难民团;同乡组织“西康旅京同乡国防救亡会”;民意机关“西康民众代表驻京办事处”。各类民间组织或直接参与“纠纷”的调解,或以电文和呈文的方式为各级政府提供康藏之争的信息和解决纠纷的方案,或以请愿的方式催促政府尽早解决康藏纠纷。而“民意机关”则长期驻京,互通京康消息,提交各种提案。这些民间组织维护边疆稳定、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其与各级国家机关、其他民间组织紧密互动,形成强大的反分裂力量,使分裂势力图谋分裂国家的阴谋落空,促进了现代多民族国家的构建。

《燕食记》:在民间的历史

葛亮在长篇小说《燕食记》呈现的历史,既具有地域性,亦立足民间立场,具有微观史学的特征。葛亮书写的在民间的历史,既有地域经验,亦有民族经验,兼有个体经验。相较于宏大历史叙事,《燕食记》涉及新经验,将会使其成为新经典。葛亮将故事置于抗战背景,省略了对激烈战争的正面描写,更多的笔墨留给战时图景下的日常人生,反映抗日战争给人们的饮食起居带来的变化和影响,描摹居于历史中的意外,从历史链条书写饮食世界。通过《燕食记》可知作家的历史关怀,而一切有意义的历史关怀,都与现在有关。从《朱雀》《北鸢》到《燕食记》,葛亮讲述历史的方式发生变化。作为一部以食物为中心的小说,《燕食记》蕴含丰富的岭南饮食文化,读者能感到食物的香气扑面而来,能见到日常生活的烟火气袭袭,颇有《红楼梦》遗风。

收集民间的文学资料的必要性与艰巨性

在任何时期,都有一些由基层民众所创作的文学作品,在当代,则由于电脑打字技术的应用,这样的作品集的存在更加容易。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看,这些作品对于构建和谐社会和繁荣地方文学,无疑都具有很重要的影响和作用。但目前的各级图书馆还未能充分认识到这些意义,因而在收集和整理中,还存在态度不够积极主动、措施不够合理有效等问题。我们从理论上理解收集民间的文学资料的必要性和艰巨性即显得非常有意义。

论民族地区传统文化保护中政府与民间的互动——以长阳土家族自治县为例

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以长阳为例,从政府与民间互动的角度,论述了民族地区民间传统文化抢救、保护与发展的现状与措施,并对政府与民间在传统文化保护的互动实践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建议和展望。

边地民间的人性风景——评迟子建长篇新作《群山之巅》

《群山之巅》是迟子建最新推出的长篇小说。该小说聚焦于北中国的边地民间,展示了时代大潮冲击下的众生相,历史和现实互相纠缠,人性善恶交织。执着于发掘民间小人物的人性之光,展开较为严厉的现实批判,捕捉乡村传统文化最后一缕光芒,是该小说的主旨所在。不过,该小说在精神探索方面尚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

论当代中国官方与民间的法律沟通

本文对我国法制现代化进程中作为大传统的国家法与作为小传统的民间法之间的冲突及其沟通机理进行了探讨。文章认为：大、小传统间的冲突具有必然性，这种冲突的必然性取决于大、小传统各自所依赖的主体──国家与社会、所代表的利益——权力与权利、所表达的人性——社会性与个体性之间的对立。以往，对两者沟通的学说及政策主要有三种，即：“地方性知识”与放任性沟通；“威权意识形态”与强控式“沟通”和“党派化政策”与劝教式沟通。这三种沟通方式虽然各有其效用，但都存在着明显的形成某一传统的霸权可能。只有国家与社会、官方与民间的各自自治及在此基础上的契约性法律，才是中国法制现代化进程中沟通大、小传统的最高理性。

德宏傣族民间的饮食文化

傣族的饮食文化是傣族多姿多彩的民族文化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傣族地区的自然条件和社会条件都对傣族的饮食文化产生了各种影响。综合而言,傣族以稻米为主食,菜肴则喜好酸味,喜好凉食,少食肉类。其传统的饮食文化与现代科学的养生之道有许多相合之处。

宫廷奢雅与瓦肆风韵——宋代从皇室到民间的审美文化与休闲风尚

宋代是中国传统休闲文化兴起和繁荣的时期。不但文人士大夫普遍地追求生活的艺术化、艺术的休闲化,使宋代的审美文化充满了休闲的旨趣和风貌;而且从皇室到民间,宋代社会普遍崇尚和追求休闲的情趣。皇室的休闲活动体现出"奢"和"雅"的特点,民间的休闲进一步世俗化,并体现出"狂欢"和产业化的特征。

明代民间的节日旅游

本文从岁时节日旅游、宗教节日旅游、烧香之旅三个方面对明代民间的节日旅游作了系统的探讨。文章指出,由于经济的发展,民间大众的闲暇时间更趋增多,进而形成了明代民间大众一种“好游”之习。明代民间的节日旅游,正好反映了士大夫精英阶层与民间大众之间文化传统的雅俗之别。

唐代民间的自助与互助救荒

唐代自然灾害常导致饥荒,对灾民的生存和生活造成严重威胁。由于官方赈灾手续繁琐,且具有滞后性,迫在眉睫的饥荒使得百姓必须奋力自救。在唐代民间,百姓自助救荒包括灾前的备荒及利用一切可食之物充饥,宗族互助和乡里义举、佛教徒的慈善救灾等则是民间互助、他助救济的重要形式。唐代民间百姓自助与互助救荒,及时方便有效,是官方救灾的重要补充。

神明之下的结合:论清代民间的神会——以徽州“神会”文书为线索

神会是人们以祭祀公共神祇为主要目的组成的一种组织共同体,通过神会的运行,来完成对于神明的共同祭祀。神会有经营会产与日常管理两个主要职能。在经营会产方面,有买卖、租佃、典、出借会资等交易方式;在日常管理方面,有处罚违规、调整经营规范、神庙维护、杂务处理、举办迎神赛会、接受捐献等职能。内部关系上,会户是按股出资,按股获得收益,会股可单独交易;外部关系上,相对方视神会为人的组合整体。若神会向大型组织发展,它的财产聚合性显现,独立性增强。

《中国文言小说家评传》前言:文化的·民间的·传说的——中国文言小说的本质特征——兼论文言小说观念的历史演进

从分清中国文言小说与通俗小说暨西方小说观念;小说文体起源与小说因素起源;小说起源与小说渊源;小说主源与小说支源的不同入手,钩稽史料进行论述,指出文化的视角、民间的、传说的特点乃是中国文言小说的本质特征。古人本来把文言小说当作一种单纯的文学艺术门类,今人却强以文学的门类衡之,故难与古代文言小说的实际合拍。同时也论述了中国文言小说观念的历史演进。

戏养神:金代北方民间的戏曲观——山西稷山金代段氏“戏养神”砖铭论

关于宋金杂剧的相关史料,只有个别笔记小说有零星的记载,但也仅限于剧目及其演出。对于宋金杂剧作为一种戏剧本体的认知,除了封建士大夫把这一新兴的通俗文艺样式作为“词余”、“末技”加以鄙视和排斥的文字记录外,宋金时期,特别是金代普通民众的戏曲观念,记载阙如。山西稷山段氏金代“戏养神”砖铭的发现,极具价值。“戏养神”作为金代北方民间的戏曲观念,既反映了当时杂剧、院本的流行对民间百姓思想观念的深刻影响和深厚的群众基础,也表明了民间戏曲观与正统观念的对立和冲突,从而促使我们进一步思考戏曲形成的内在动因。

中国民间的月经隐语与文化变迁

中国民间有许多关于妇女经血为恶液或污秽之物的说法,并要求人们注意回避经期妇女以避其不洁。嫌恶与避忌经血是中国不论文野的普遍戒律,甚至连提起"月经"这个词都很忌讳。妇女来月经本是正常的生理现象,但人们都不喜欢直说,因此使用月经隐语成了一种常见的民俗文化现象,并长时期在民间流传。随着妇女社会地位的不断提高,有关月经的表述已逐渐往积极的方面转变。

山西剪纸在民间的应用种类及民俗功能研究

文章通过对山西剪纸的用途与种类的汇总分析,研究探讨了山西民间剪纸与山西民俗的密切联系及其功能性运用。

先秦时期中国民间的色彩民俗

本文简要地论述了先秦时期中国民间的色彩民俗 ,认为其重要特点是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逐步发展 ,民间对各种色彩的使用较前更为广泛 ,尤其是新的思想观念对社会各阶层的社会行为的选择产生了重要而深刻的影响 ,尤其是阴阳五行学说出现 ,从此对国人的色彩观念和习俗将产生广泛。

荨麻属植物在民间的药用情况调查

调查了我国荨麻属药用植物在多个民族中的应用情况 。

略论先秦两汉民间的灶神崇拜

灶神崇拜是从原始社会火崇拜发展而来的,早在周代,灶神就已从火神的煊赫地位降至“居人间司察小过”的小神。汉代的灶神既能给人们带来富贵尊荣,同时又司察人过,上白于天,是上天派驻各家监视人们行为,并主一家祸福吉凶的特派员。汉代灶神的形象已脱离了先秦时期半人半兽的特征,不但以人的形状出现在神坛上,而且又从老妇演变为有名有姓、拖妻带子的男子,是一个人间气息十分浓郁,完全人格化的家庭神祗,已完全融入中国的世俗社会生活中,成为家家户户必不可少的神灵,相沿至今的腊月祭灶习俗即始于汉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