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礼书的社会构建——以清初《礼俗权衡》为中心

以往学者大多把民间礼书视为礼仪、礼学或仪式语境下的文本进行研究,而对其产生、传播和演变的社会构建过程关注不够。我们应重视民间礼书的“社会文本”特性,考察在其生成过程中,人与文本、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本文通过对清初山东益都县颜神镇赵执信所作《礼俗权衡》的讨论,指出该文本产生于具体的社会情境之中。基于赵氏宗族内部围绕宗子祭祀礼仪发生争论的经验和自己南北游历的亲身体验,赵执信希望借助《礼俗权衡》重塑新的礼仪秩序。他在该书中分“门内”“族党、乡邻”“国家”3个层次表达了自己对礼的多重想象。此案例向我们提示了从社会性书写视角研究民间礼书的可能性。

民间礼书:仪式叙事与礼俗实践

民间礼生作为礼仪传承中介,深度、持续影响着民间礼俗生活,长期以来其使用民间礼书指导具体的仪式实践,以文本书写为仪式实践的基础,又不断地更新民间礼书的内容,从而传承礼仪传统。湖南安化的《礼文汇》是传统的民间礼俗书写,用于指导仪式实践,并在实践中不断修订,而《儒礼仪文新编》则是当代礼生在传承礼仪的过程中结合生活实践尝试的新书写。礼生对民间礼书的使用和撰述是与日常生活中不断变迁的仪式实践互为因果、共同推进的,民间礼书在书写与实践的流动中承载着动态的礼俗生活。

晋南民间礼馍的文化内涵初探

晋南民间礼馍文化是黄河流域独特而灿烂的麦黍文化中最绚丽多姿的一种。它以其独特的礼俗形式折射出了黄河中下游汉民族民众所独有的民族心态及其生活审美的艺术风格。它的意义应当起源于远古生殖崇拜,以后逐渐增加了对生命的守护和关照涵义,而晋南民间礼馍的审美艺术风格应该属于既重视精神享受又重视物质享受的实用性审美艺术风格。

《酬世锦囊》与民间日用礼书

福建四堡邹氏父子编纂的《酬世锦囊》,是一种非常特别的民间日用类书。它大约成书于1771年,由《书启合编》《家礼集成》《应酬宝要》《类联新编》四集组成。由于简明实用,该书在18世纪晚期至20世纪早期广泛流行,不断翻印。从编纂体例、适用对象来看,此书不同于其他综合型民间日用类书,它是礼类类书从综合型类书中"分离"出来的表现,可以视为"民间日用礼书"的开端。该书之所以出现在清代前期的四堡地区,与邹景扬的个人经历、四堡地区的刻书倾向和民间礼仪基础有关。同时,清代社会广泛的礼仪需求和重视"日用应酬"的礼学文化,与《酬世锦囊》的产生和民间日用礼书的流行,也有着直接关系。

《宋史·礼志》与《朱子家礼》的不同命运探源

《宋史·礼志》与《朱子家礼》成书后各自的命运迥异。原因主要在于以下几个方面:结构上内容和仪节编排的不同;内容上所载礼仪的倾向性和多寡不同;特点上前者多从古,反对民俗,且极奢侈,而后者则多从今,一定程度上顺从民俗,且很俭约;对后世的影响方面,前者基本表现在著述上,而后者则对士庶生活、著述及东亚部分地区均有影响。

宋代礼制与基层社会控制相关性探析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礼仪之邦”，“礼”不仅仅是礼仪，同时还是一种社会控制的基本规则。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是中国“以礼治国”的核心内容。然而，在不同的时代，礼制有所不同，因而其对基层社会的控制也有所不同。文章选取了宋代官方礼制以及民间丧葬、祭祀礼制及其实施过程之中对基层社会的控制为研究对象，探讨宋代的社会控制方式的变革以及国家权力与基层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从而期望通过这种研究加深对宋代社会历史的认识。

近四十年来宋元明清朱子《家礼》、乡约及民间家礼文献研究

改革开放40年来,学界对宋元明清朱子《家礼》、乡约及民间家礼文献的研究取得了长足进展,对《家礼》的真伪基本达成共识,版本研究告一段落,其中的冠昏丧祭礼典研究正在展开。乡约的研究则从区域社会史角度展开,具体内容集中在某些区域性乡约的贯彻对基层社会产生的治理效果,以及其加入国家制度,作为其末梢所产生的充填作用上,目前的研究处在积累个案的阶段。民间家礼文献在改革开放后作为一种新资料进入学者视野,对之的整理结合了社会调查进行,今后随着个案的积累和研究范式的多样化,这方面有广阔的研究空间。

朱子《家礼》的特质——基于社会教化的视角

本文从三方面概括了朱子《家礼》的特质:第一,《家礼》按照"礼有本有文"的原则,系统地规定了"家日用"之通礼,突出了"纪纲人道之始终"的冠婚丧祭之礼,从而将作为"天理之节文"的"礼"广泛贯彻到百姓日用常行之中,最终实现了化民成俗的目标;第二,《家礼》遵循"礼者履也"的基本理念,制定简便易行的家庭(族)礼仪,使之能够普及到社会底层,成为影响至今的民间通用礼;第三,《家礼》借鉴宋儒对家庙以及宗法制度的构想,创造性地改造了原有的"祠堂"概念,通过设定宗子在"家礼"中的核心地位,从而发挥宗法制度在维护家族秩序中的作用。历史证明,祠堂及其宗法体系在后世的运用中确实发挥了敬宗收族、凝聚家族力量的重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