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美对全球气候治理体系的重塑——从“气候俱乐部”到“碳边境调节”

“气候俱乐部”和“碳边境调节”是欧美发达国家为应对后疫情时代全球气候治理有效性不足而提出的解决方案。“气候俱乐部”通过对其成员给予排他性报偿和对非成员实施惩罚性措施得以运行,“碳边境调节”通过碳定价调节国内生产和国际进口产品的碳减排成本。两者在政策目标、类型、工具和政策扩散等方面存在一定共性和差异性特征,并对全球治理体系产生重要影响。它们不仅削弱了联合国框架下多边气候治理合作的有效性,引发气候领导力争端,加剧治理碎片化和复杂化趋势,也通过单边主义方式改变既有气候外交和全球治理的互动模式,形成国际贸易与全球气候治理的兼容性困境。中国既是“气候俱乐部”和“碳边境调节”的施压对象,也是相关国家不可缺少的合作者。中国坚持多边合作机制和“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抵制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倡导公平、公正的碳中和秩序,有效推动了全球气候治理体系的改革和完善;加快建立国内碳市场,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论气候俱乐部的理论嬗变、实践动向与现实困境

气候俱乐部是一种不同于多边气候治理进程的治理模式。早期气候俱乐部的相关理论将重点放在提高谈判效率上,而晚近的理论发展则日益强调气候与贸易议题的绑定,推崇碳价格的应用。气候俱乐部的实践动向与理论演进方向基本一致,例如,美欧正在推进的“全球钢铝安排”就代表了气候俱乐部的新实践。当前,美欧主导的气候俱乐部仍面临诸多困境,包括效率与公平的矛盾、大国博弈的干扰、目的与手段的反转以及与WTO规则的兼容问题等。为了让气候俱乐部更好地发挥治理功能,中国可在理念引领和制度设计上贡献智慧,积极探索构建包容、合作且合法的气候俱乐部。

国外学术界关于气候俱乐部的研究述评

气候俱乐部是当今全球气候治理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国内的研究比较缺乏。而国外学术界的相关研究则比较成熟,其主要进展体现为,在气候俱乐部的界定与类型划分、特点与优势分析、绩效评估及其影响因素三方面开展比较深入的研究。这些研究的基本结论是:气候俱乐部是一种低成本、高收益,兼顾效率、意愿、参与度和平等性的气候治理新模式。中国要在全球气候治理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应深入研究气候俱乐部的相关理论和实践。

气候俱乐部的理论内涵、运行逻辑和实践困境

“搭便车”是全球气候治理的核心问题,导致全球减排缺口难以弥合,而气候俱乐部被视为重要的解决方案之一,但其实施也面临诸多挑战。首先,本文通过比较传统经济学中的俱乐部理论与气候俱乐部理论更为清晰地阐释了气候俱乐部的理论内涵,并指出气候俱乐部成果运行需要内部统一的国际目标碳价、有效的惩罚机制、稳定的成员规模、透明的监管体系和仲裁机构。其次,本文从内生和外生两个视角分析了气候俱乐部机制的实践困境,内生缺陷包括产品的非排他性、内部标准难以统一、各国收益存在差异以及可能会导致全球消费者的福利损失和财富再分配,外部挑战则是其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基本原则、国际贸易规则、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相矛盾。最后,本文基于中国的一贯立场和原则提出,中国应积极稳妥推进“双碳”工作,把自身的碳排放问题解决好,同时要坚持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发展中的问题,从容应对气候俱乐部可能带来的挑战。

国际气候治理政策发展、影响及我国应对

作为目前国际上应用最广泛的两类气候治理政策,碳定价和碳减排补贴易产生出口竞争力减弱、碳泄漏、补贴竞赛等负效应,为此,欧美发达经济体开始探索“碳边境调节机制”和“气候俱乐部”。文章对这两种气候治理政策新机制的内涵、积极影响、局限性、实施中面临的挑战以及两种机制比较等方面进行梳理,并就我国如何加强对国际气候治理政策新机制的合规性应对,以及如何从根本上推动我国经济绿色转型等,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气候俱乐部的政治可行性与必要性

建立气候俱乐部的想法,曾经只是一个学术讨论的话题,如今正迅速在国际政策圈获得一席之地。设立俱乐部是为了实现什么目的,我们对其政治可行性和必要性了解多少?文章通过建构一个不同气候俱乐部模式的类型学分析来澄清相关概念,认为现有的俱乐部模式在拟议的规模、目的、运作原则、法律力量以及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关系方面各不相同。其中,规范型气候俱乐部面临较低的设立门槛,缺乏法律效力,但有助于提升政策雄心。旨在协商目标和措施的谈判型气候俱乐部可以增加讨价还价的效率,但难以处理公平和分配冲突问题。寻求通过俱乐部福利和制裁改变激励机制的转型气候俱乐部面临最大的实施障碍,它们解决搭便车问题的承诺仍有待检验且很难实现。气候俱乐部总体上面临国际合法性赤字。任何俱乐部提案都需要考虑如何加入而不是分散多边气候机制。

《巴黎协定》下全球气候治理的俱乐部模式及其功能和风险

气候俱乐部是国外常年关注的气候合作方案,但很少有人直言俱乐部式治理能否创新性补充和完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的多边体制。规范型、论坛型、联合行动型等开放包容型俱乐部较能保障政治可行性、制度合法性,可缓解《巴黎协定》“大而弱”所导致的治理规制困境,实现国家间的合作增效,但分别存在沦为空谈、大国操纵、透明度低的风险。封闭排他的布坎南俱乐部政治可行性和制度合法性都比较低,制度设计要求高,较难建成,并存在背离多边规则、与协定相冲突的风险。总体来说,俱乐部式气候治理或能成为协定和公约框架的有益补充,但需警惕其弱化“共区”原则的风险,避免其沦为发达国家弱化和逃避气候责任的迂回手段。从引领气候治理和应对国际气候政治变局的角度出发,中国有必要关注俱乐部式气候治理,对开放包容型俱乐部保持开放态度,积极参与和创建;对封闭排他型俱乐部保持警惕,有所防范。

论全球碳定价的碎片化发展及其管控路径

碳定价是气候变化治理的一种市场化手段。当前关于碳定价的研究大多聚焦于某个具体的碳定价机制,较少从宏观上考察碳定价的发展态势。在宏观层面,全球碳定价总体上呈现多层次、无中心、少协调、弱连接的碎片化发展特征。从生成机理上看,这种碎片化发展状态是碳定价机制差异化发展的结果,若不加以有效管控,可能会减损全球减排效率、破坏全球贸易体系。当前,管控全球碳定价的碎片化发展有四条可能路径:碳定价机制连接、碳市场单边延伸、“气候俱乐部”和多边主义路径。国际社会应坚持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治理进程为内核的多边治理理念,运用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相结合的治理思路,采取标本兼治的治理方法,进一步完善多边主义治理路径。

关于全球气候治理若干问题的思考

当前全球气候危机日益深重,对人类生存与发展构成前所未有的挑战。全球气候治理的发展前景备受世人关注。本文就全球气候治理中的一些重要理论和实践问题,包括如何评价过去32年全球气候治理的成败得失、如何理解“全球气候治理是全球治理的一面镜子”、如何认识气候俱乐部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作用、如何看待气候变化问题日益“安全化”的现象、如何看待碳中和目标以及俄乌冲突背景下全球气候治理面临的新形势、中国应如何引领全球气候治理,等等,进行初步分析和研判,旨在引发更多的讨论和思考。

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设计的环境有效性研究

欧洲议会和欧盟理事会于2023年4月先后投票通过碳边境调节机制,标志着立法程序的正式完成。降低碳泄漏率是欧盟宣称提出碳边境调节机制的动因之一。该机制的实施将改变中国面临的国际气候政治环境,亦将对中国的国际贸易带来潜在的影响与挑战。因此,研究该机制设计的环境有效性,有利于中国加深对机制的理解,把握未来的发展方向,为应对机制实施后的变化做好准备。本文基于GTAP-E模型,设定了包括只有欧盟采取减排措施的参考情景在内的五个政策情景,除更新模拟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最新政策的两个情景外,还引入考虑能源的碳税方案和气候俱乐部方案,以探寻碳边境调节机制的未来走向。通过模拟不同情景下碳边境调节机制实施前后的碳泄漏率,验证环境有效性。结论表明,碳边境调节机制的环境有效性有限,碳泄漏率在一定程度上被夸大了;碳泄漏对碳价水平较不敏感,从减排的角度来看,基于碳价格制定税率缺少现实意义;而气候俱乐部方案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高碳边境调节机制的环境有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