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发展的基本需要分析及其在国际气候制度设计中的应用——以中国能源与碳排放需要为例

人文发展的基本需要途径从满足基本需要和限制奢侈浪费性排放出发,充分利用技术在实现低碳发展方面的潜力,保障气候目标的实现和代内与代际公平。本文在讨论发展所面临的消除贫困、城市化和工业化挑战的基础上,区分了生存水平和体面生活水平的基本需要,依据国际数据和科学研究成果,对基本需要进行了量化界定。并在此基础上,对满足13亿中国人体面生活水平的基本需要的能源和排放含义,进行了案例研究。最后探讨了基本需要途径在国际气候制度设计中的应用和前景。

多维视角中的国际气候制度研究综述

全球气候变化问题日益突出,构建并完善国际气候制度已经成为国际社会的大势所趋。由于国际气候制度是一个涉及政治、经济、法律、环境、科技等跨学科的综合性问题,因此受到学者的普遍关注。本文主要就近10余年来国内学者对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研究成果作了简要的梳理,以便进一步推动对日益重要的国际气候制度的研究。

国际气候制度在中国内化的表现、动力及其影响

作为全球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进程中的角色至关重要。在中国与国际气候制度的互动中,归口单位的设立调整、政府议事日程的调整变化、具体气候政策与实践应对是国际气候制度在中国内化的具体表现,利益获得、制度压力和生态损益是国际气候制度在中国内化的重要动力。国际气候制度在中国内化对中国产生了重要影响,促进了中国生态理念的变化、环境治理方式的调整和低碳行为的树立。

国际气候制度框架的建立与发展趋势

本文从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工作组第四次评估报告的科学结论出发,介绍了气候变化对亚非发展中国家的不利影响,回顾了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的历程,并对2012年后国际气候新制度进行了展望。

后京都时代国际气候制度的发展趋势

《京都议定书》生效是国际社会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重要里程碑。议定书生效后,议定书的实施成为当务之急。这一急务的完成不仅需要从国际层面上对相关法律程序进行完善和运行,而且需要附件I缔约方制定和实施新的减排政策措施,完成议定书规定的减排义务。后京都国际气候制度谈判启动在即,国际气候制度的发展面临重大变革。

国际气候制度的“中国烙印”及其影响

国际气候制度是中国在国际社会治理体系中为数不多的,以缔约者身份与其他国家合作创建而非后续调整加入的国际制度。国际气候谈判之所以在联合国框架下进行、以"公约+议定书"的方式逐步推进、与发展问题紧密相连、以人均原则为碳排放衡量标准、以"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为基础建构原则均离不开中国的努力和作为。国际气候制度的"中国烙印"对中国以非附件I国家身份承担义务,获得相对充足的经济发展空间,获取国际社会资金和技术支持以及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结成战略联盟意义重大。在后《京都议定书》国际气候制度安排中,中国能否按照自己的意愿和步调来应对气候变化,不仅取决于国际社会对中国所持原则理念和利益认知的吸收和采纳,而且取决于中国将其理念认知转化为制度实践的能力和技巧。

国际气候制度下的林业政策研究

围绕国际气候谈判中已经出现的一系列与林业议题相关的国际和国家林业政策,结合各国为实施国家低碳发展战略而制定的林业政策,对目前国际气候制度下的林业政策存在的问题及其发展趋势可能对我国的潜在影响进行了分析,从宏观政策、项目管理政策等方面对我国现有林业政策与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战略的适应性进行了研究,提出了我国参与国际气候林业议题谈判及实施国家适当减缓行动框架的林业政策建议。

中国参与构建2012年后国际气候制度的战略思考

2009年将是构建2012年后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制度的关键时期,而除了温室气体的减排目标和责任分摊之外,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以及相应的技术和资金支持都将会是最为关键的影响要素。在对国际气候制度的关键影响要素进行梳理并对其进程进行分析的基础上,结合不断变化的国际国内政治、经济、环境和社会形势,对中国在2012年后国际气候谈判以及中长期应对气候变化的策略进行了探讨。

国际气候制度的现状研究综述

气候制度成为热点问题，本文简要对气候制度的概念，现状以及与贸易的关系加以总结，梳理归纳在国际气候制度领域中的主要研究内容以及观点。为进一步研究提供基础性帮助。

理解国际气候制度变迁:超越制度主义的视角

多边合作机制成为解决环境问题的重要方式之一,为全球气候变化问题提供了政治框架。因而国际气候制度变迁的理解与制度设计日益迫切,是把握全球环境政治的关键。制度主义者假设国家在全球环境事务合作中是理性的,却并未充分探究非国家行为体在国际气候制度变迁与设计中的角色,特别是跨国行为体。事实上国内、国际层次上的非国家行为体与国家之间存在着复杂关系,而且多国公司、商业与产业协会、跨国网络以不同方式影响着国际制度谈判与变迁。制度主义的国家中心论者往往忽视更为广泛的政治与经济力量。正是这些力量限制国际气候制度变迁的环境。

探讨建立有效和不断完善的全球温室气体减排国际合作机制——《国际气候制度与中国》介绍

《国际气候制度与中国》一书于2005年12月由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发行，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庄贵阳和陈迎研究员。2011年，该书被中国社会科学院评为第七届科研成果三等奖。

碳预算方案:一个公平、可持续的国际气候制度框架

全球温室气体减排已有一定的科学认知和国际政治意愿。由于涉及经济代价和发展权益,全球温室气体减排的国际制度框架均难于兼顾公平与可持续性双重目标。以气候安全的允许排放量为全球碳预算总量,设为刚性约束,可以确保碳预算方案的可持续性;将有限的全球碳预算总额以人均方式初始分配到每个地球村民,满足基本需求,可以确保碳预算方案的公平性。根据历史排放和未来需求进行碳预算转移支付,设计相应的资金机制,使碳预算方案具有效率配置特征。不同于分时段、临时目标的《京都议定书》途径,这样的碳预算方案是一个全面涵盖的整体性一揽子方案。然而,由于气候变化问题已泛政治化,许多技术性问题需要国际政治与外交谈判才能解决。

国际气候治理的制度分析

气候变化是21世纪人类社会前所未有的地缘政治与经济议题,它将改写有关和平、发展与繁荣的全球方程,应对气候变化需要国际社会的共同行动。当前,在国际气候治理的制度化趋势日益明显的背景之下,全球气候变化的严峻形势已经对国际气候制度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由于气候制度本身存在诸多的"先天缺陷",导致推动气候制度改革与气候治理深化的过程异常艰难。针对当前气候治理现实与国际政治经济形势,在全面分析影响气候制度建设的国际环境因素之后,对推进未来国际气候制度的发展提出若干建议,这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国际气候制度的演进及对中国谈判立场的分析

国际气候制度的演进经历了艰难坎坷的历程。当前,后京都国际气候谈判已经启动并面临严峻的挑战。随着经济发展,能源需求和温室气体排放快速增长,中国在国际气候谈判中的立场备受国际社会的关注。作者应用三种国际关系决策分析模式,研究了影响国家气候谈判立场的基本要素,并以中国为例,尝试对中国的谈判立场进行分析和解释。

“认识共同体”与全球气候制度

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气候变化为核心的全球环境问题开始成为一项国际政治议程。本文简要叙述了公众的关心、科学的发展和经济的繁荣三个促使全球环境问题成为国际政治问题的因素,分析了全球气候制度谈判中出现的问题及其原因,最后根据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着重分析了“认识共同体”如何影响政治领导层的偏好,促使其重新定义收益,旨在阐明,要建立真正行之有效的全球气候制度,必须改变传统的理性主义收益观,而建构主义则可能是一种可行的思维。

浅议国际气候制度在中国的内化

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在全球气候治理进程中的角色至关重要。在参与国际气候谈判的过程中，中国的利益认知和所承受的制度压力是国际气候制度在中国内化的重要动因，而中国的理念变化、制度改革、立法支持以及政策实践则是国际气候制度在中国内化的具体表现。通过对上述四项指标的实证分析可以发现，国际气候制度在中国的内化，促进了中国生态理念、环境治理理念以及低碳行为理念的变化和调整，带动了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归口单位和政府议事日程的建立和变化，催生了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法律法规的确立和完善，推动了发展方式、能源结构的转变和提升。可见，国际气候制度在中国产生了较高程度的内化，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气候治理中的负责任大国。

合法性还是有效性?——中国参与国际气候制度的路径选择

现有国际气候制度的目标、公平性和效率方面均存在严重不足,导致各国无足够动力实施减缓行动,进而引发了国际气候制度改革的要求。强调国家减排责任分配的公平与强调减排结果,产生了以合法性为导向和以有效性为导向这两条不同的气候治理路径。合法性根本上联系着＂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这一规范,有效性则联系着资金技术政策工具。对中国来说,坚持IPCC方案的同时全力推进资金技术转让,＂在有效性中累积合法性＂的路径是最佳选择。

论我国应对气候变化的适应性制度构建

"减缓"与"适应"为应对气候变化的两项基本策略,但相关实践和理论研究多集中于"减缓",适应气候变化制度的构建并未得到其应有的重视。气候变化的广泛性、复杂性导致了应对气候变化效果产生的滞后性,因此,适应气候变化是缓解当前气候不利影响的重要措施。适应气候变化涉及多个行业和领域,适应性制度体系的构建应具有宏观性和系统性,其内容应当包括适应气候变化规划制度,气候变化影响评价制度,气候变化监测、预测和预警制度以及适应气候变化的保障制度。

从民间视角看国际气候制度转型

国际气候制度处于从京都体系向后2020体系转变的一个“转型期”。在这期间，全球气候问题将日趋严峻，世界将更为期待全球合作。从民间视角来看，这样的合作有赖各个国家．特别是大国．能够以一个开放心态，更主动地承担起各自在全球治理中的责任。而民间组织自身．在参与气候谈判的同时，也要在国内的主战场做好推动民众意识的“家庭作业”。

气候资源产权制度初探——基于公共池塘资源理论的分析

气候资源具有不同于其他自然资源的复杂特性,既不是纯粹的公共物品,也不同于纯粹的私人物品,具有"公共池塘资源"的典型特征。气候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与保护,首先要明确和建立气候资源产权制度,清晰界定国家、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所有权以及开发与利用、使用与收益等权利与义务的边界。公共池塘资源的混合产权表现为共有产权和私有产权在某一资源系统和单位中并存,治理公共池塘资源的关键在于建立起连接共有产权和私有产权的制度性桥梁。可持续发展理念下的气候资源产权制度设计需要体现公平与效率相统一的原则,充分发挥政府、市场和社会多方治理气候资源的力量,可以采取切合实际的混合产权形式。国家一方面应成为全民气候资源所有权的代理人,对气候资源履行保管和看护等职责;另一方面,对气候资源开发利用的私人行为和市场行为,承担必要的行政管理职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