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碳减排贡献原则的绿色气候基金分配研究

本文讨论了"后京都"时代绿色气候基金(GCF)如何在发展中国家间分配的问题,提出一种基于碳减排贡献原则的分配方案,在此方案下一国的减排贡献越大其所能获得的资金也将越多。研究采用环境版全球贸易分析模型(GTAP-E)定量分析了GCF分配方案对各国的经济环境影响。结果发现,基于减排贡献的分配原则,所有发展中国家均能获得一定额度的减排基金和适应基金,并且在政策实施初期100亿美元和1 000亿美元的GCF能够促使发展中国家分别减排14.7亿tCO2和31.8亿tCO2。GCF分配方案对各国居民福利的影响依赖于绿色基金融资额度,只有当GCF达到一定融资水平时,才会出现所有发展中国家居民福利均改善的情况。总的看来,基于减排贡献原则的GCF分配方案,不仅能为发展中国家募集一定的适应基金,也能取得较为明显的减排效果,是对"后京都"时代全球气候变化适应和温室气体减排的一种兼顾。

绿色气候基金运作实体创建模式选择研究

哥本哈根绿色气候基金不应包含在其他基金运作实体之中,而应创建自己的运作实体。国际社会提出了几种运作实体创建模式的预想,包括通过COP常设融资委员会设立董事会的创建模式、"G77+中国"模式、美国"三步进程"模式和基于SDR运作实体的创建模式。基于绿色气候基金运作实体创建模式选择标准的权衡,一个好的创建模式应当同时具备治理结构的公平性、融资运作的效率性和COP的政治正当性。基于SDR的创建模式较为符合选择的标准,值得进一步探讨。

ANT理论视角下的绿色气候基金组建进程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行动者网络理论主要分析人类行动者与非人类行动者之间相互博弈而动态构建的异质网络过程。在绿色气候基金组建过程中,各方通过博弈,或用本国语言来表达别国利益,或成功转译别国利益,或本国利益被他国转译,体现了行动者网络中各行动者为达成整体目标利益而进行的复杂协调,从而维护整个联盟的凝聚力和向心力,这恰恰是转译模型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以转译模型为基础,各方达成共识,完成利益转译,实现联盟内部行动者之间的协商与妥协,同时积极寻求客观公正且富有社会和政治激情的联盟代言人或代言团体,正是绿色气候基金各成员国亟待解决的问题。中国要在未来的国际气候谈判中占据优势地位,就必须技巧性地转译别国利益,尽可能多地吸纳同盟者,并设法成为全球气候变化的网络代言人。

绿色气候基金基于特别提款权的融资构想评析

2011年世界气候大会已经启动绿色气候基金的运作,就绿色气候基金融资问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职员报告提出了基于特别提款权的融资构想:将特别提款权作为基金的储备资本,再借助世界银行发行绿色证券以调动私人资本资源,同时要求发达国家提供财政补贴资源,以满足基金长期稳定的融资目标。虽然对此融资构想还存在许多质疑,但是其创新性和可行性不容忽视,未来基金的创建和运作可以考虑借鉴。

基于DEA方法的绿色气候基金项目绩效评价研究

为评估绿色气候基金(GCF)项目绩效,通过构建GCF项目绩效评价指标体系,采用DEA方法对亚太地区15个GCF项目的综合效率、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进行测度,并对非DEA有效的GCF项目进行投影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亚太地区部分GCF项目绩效不佳,综合效率处于较低水平;有限的GCF资金配置不合理,非DEA有效的GCF项目普遍存在投入冗余或产出不足问题;GCF项目的联合融资规模有限,需充分发挥多边和双边金融机构的作用.

绿色气候基金在全球气候治理体系中的作用和展望

作为《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简称公约)和《巴黎协定》资金机制最大运营实体,绿色气候基金(GCF)不仅是发达国家兑现1000亿美元长期资金承诺的重要平台,亦是公约和《巴黎协定》目标达成的关键因素。文中系统总结了GCF在推进气候变化国际合作进程、为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提供资金支持、推动私营部门参与应对气候变化行动等方面的积极作用。提出在当前多边合作面临挑战的复杂背景下,GCF亦面临美国退群、缺乏有效决策机制、项目质量及秘书处能力有待提高等系列问题。文章认为,一个持续有效运营的GCF是国际社会落实《巴黎协定》实施细则的重要保障,各方应尽快凝聚政治共识,推动GCF在全球气候治理体系中继续发挥积极作用。首先,应通过引入投票权决策机制、完善政策缺口、创新业务模式等措施提升基金治理和运营效率;其次,通过尽快完成正式增资进程、拓宽资金渠道、加强剩余资金管理等方式确保充足及可持续的资金来源;最后,还应通过强化与现有气候基金的协调互补、加大与多边发展银行的合作等途径与各方资金形成合力,推动资金流向低碳和气候韧性发展领域。文章还提出,中国应在有效发挥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桥梁作用的基础上,引导GCF投票权改革以消除政治因素对GCF长远发展的负面影响,同时通过积极争取获得下届董事席位,推进与GCF全方位合作、参与GCF正式增资进程等举措,服务生态文明建设及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目标。

国际气候基金的资金筹集与 资金分配的理论探索--兼顾全球帕累托最优与财政收支平衡分析

通过构建数理模型,文章分析了国际气候基金应该如何筹集和分配资金,才能同时实现全球气候治理的帕累托最优与自身的财政收支平衡。为此,首先,构建全球气候治理的帕累托最优模型与市场均衡模型,并分别求得帕累托最优实现条件和市场均衡条件;其次,比较二者,求得使市场均衡结果实现全球帕累托最优的唯一的价格条件;紧接着,在该价格条件的基础上,纳入财政收支平衡的考虑,进而推导出兼顾全球帕累托最优与财政收支平衡下的国际气候基金的资金筹集与资金分配所需要遵循的唯一规则;在此基础上,给出了兼顾全球帕累托最优与财政收支平衡下的国际气候基金的资金筹集与资金分配的全部可选方案;最后,提出了逐步推进国际气候基金建设的政策建议。文章的创新有两点:对Baumol和Oates构建的公共外部性模型的假设条件进行修正,从而使本文的结论更加适合于全球气候治理分析;推导得出同时实现全球帕累托最优和国际气候基金收支平衡的唯一价格条件。

绿色气候基金批准智利、吉尔吉斯斯坦和尼泊尔气候变化应对计划

2019年11月12日,绿色气候基金理事会批准拨款1.61亿美元,用于支持智利、吉尔吉斯斯坦和尼泊尔的气候适应项目,150万人将因此受益。联合国粮农组织为这些项目的制定工作提供了支持,项目的实施将帮助上述3国增强抵御力并减缓气候变化的影响。"联合国粮农组织和绿色气候基金已结成牢固的战略伙伴关系,共同致力于探寻变革性的气候解决方案,并帮助各国建设抵御气候变化影响的能力。"

“绿色气候基金”启动及运作模式思考

2009年11月"联合国气候框架公约"下的哥本哈根气候会议提议成立"绿色气候基金",本文在阐述"基金"提出、决定和启动过程的背景及进展基础上,重点分析了"基金"如何解决长期和快速的巨额筹资以及"基金"运作实体与监督等现实问题,阐明了利用发达国家在IMF中的特别提款权配额融资,区分私人资金、其他来源资金与发达国家的承诺资金,建立COP机制下或者COP授权的运作实体以及建立一个COP体制之外的运作实体等观点。为"绿色气候基金"后续运行,为中国在"绿色气候基金"运作中争取主动权和话语权提供研究基础。

绿色气候基金:《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资金机制的新发展

《坎昆协议》是坎昆会议通过的一揽子决定的合称。《坎昆协议》不是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条约,而是软法性质的国际组织决议。《坎昆协议》对绿色气候基金的设立做出了较为详细的规定,但没有明确规定基金的资金来源。绿色气候基金的筹建机构过渡委员会由发展中国家掌控,管理机构董事会中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成员均等,受托人世界银行则是发达国家控制的机构。因此,发展中国家在过渡委员会制定绿色气候基金管理细则时一定要把握规则制定的机会,做出对发展中国家有利的制度安排。

绿色气候基金发展与对策建议

绿色气候基金(GCF)是为了支持发展中国家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由发达国家出资建立的基金。该基金通过发挥国际公共资金的催化效应,促进资金流向低碳领域,提高应对气候变化的韧性,推动全球实现应对气候变化的目标。目前,中国有两个机构通过了GCF国家执行机构认证,并于2019年12月获得GCF首笔1亿美元"催化气候融资",用于支持亚洲开发银行在山东的项目。虽然当前GCF的参与广度和投资力度不断提升,但仍面临较多制约和挑战,中国在吸引GCF投资方面仍有待加强。

全球绿色气候基金融资责任分摊机制研究——一种兼顾责任与能力的视角

文章基于当前全球绿色气候基金(GCF)融资不足的现实背景,从国家间融资分摊的历史责任和支付能力视角出发,并借鉴联合国会费分摊(UN)、联合国官方发展援助计划(ODA)和全球环境基金(GEF)等现存的国际资金筹集经验,对五种潜在融资机制下GCF融资责任的分摊效果进行了系统研究,并在此基础上采用投票理论对不同方案进行加权,得到一种兼顾多种分摊思想的PSC融资责任分摊体系。研究发现:(1)不同分摊方案会有不同的出资结果,如美国在GEF方案下出资份额最小,而日本和欧盟则在历史责任方案下分摊份额最小;(2)在PSC分摊框架下,欧盟需要出资43.57%,美国需要出资35.33%,日本需要出资9.10%;(3)如果GCF融资成员扩至BRICS国家,金砖国家共需出资6.32%,发达国家仍是气候基金的主要融资方,其中欧盟、日本和美国出资份额之和不低于80%。研究有助于促使气候基金落实融资承诺,其相关方案也能为当前GCF融资体系建设提供有益借鉴。

浅析绿色气候基金长期资金的来源模式

自坎昆气候大会决定建立绿色气候基金,并将其作为《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专职于国际气候领域的国际资金运营实体以来,有关其资金来源问题仍悬而未决。而发达国家承诺的长期资金出资是其主要资金来源,现承诺期已过1/3,但筹资现状却十分窘迫。因此,以长期资金来源模式所面临的现实困境为切入点,剖析造成其现实困境的内在深层原因,旨在探寻有针对性的解决方案,以破解其困局。

绿色气候基金融资的正当性标准与创新性来源

绿色气候基金长期融资除了应当遵循"新的和额外的"、公共性、充足性、可预测性、"可计算、可报告、可核实"正当性标准之外,未来还应当确立"利于发展转型"和"金融负责"的正当性标准。由于传统气候融资机制难以落实长期融资的目标,国际社会提出了几种重要的创新性融资的替代来源:利用特别提款权、金融交易税、国际民航乘客税和航海燃油税、化石燃料补贴重新分配、全球碳税、分配数量单位的拍卖进行融资。由于这些创新性融资来源立足于国际水平的公共融资,且基本符合融资正当性标准的要求,因而值得关注和进一步研究,以消除未来应用的障碍。

绿色气候基金赠款对发展中国家资本的杠杆作用研究

迄今为止,绿色气候基金动员发达国家出资的努力还未能满足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的需要,因此,如何利用GCF 有限的资金撬动更多的社会资本成为一个关键的挑战。本文在探讨了 GCF 的出资模式并定义特定杠杆率的基础上,分析绿色气候基金实施的 124 个项目,并从项目类型、国家所处地域、援助国性质以及国家收入水平等方面研究 GCF 赠款对联合融资赠款的杠杆比率,对 GCF 赠款杠杆能力进行综合评价,探究 GCF 赠款杠杆率的驱动因素,以此优化 GCF 赠款的资金分配,发挥绿色气候基金的杠杆作用,提高共同融资总额。

中国在气候变化谈判资金机制演变进程中的挑战及应对

气候变化是当今人类社会面临的最严峻的全球性环境挑战之一,气候变化谈判关乎各国在气候秩序中的权力与义务,涉及到各国经济发展的根本利益,已经成为国际政治博弈的新舞台。根据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巴厘路线图精神,发达国家应承担起历史责任,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新的、额外的、可持续的、可预测的资金支持,帮助其应对气候变化的不利影响。但是,由于发达国家缺乏履行公约义务的政治诚意,长期以来在资金问题上同发展中国家展开了艰苦的斗争。哥本哈根会议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资金呈现出资金来源多样化,资金规模逐渐缩水,资金治理机制对发达国家出资约束力近一步降低的趋势。各利益集团围绕资金机制谈判展开激烈博弈,欧盟与美国正在逐步突破"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争夺气候变化谈判领导权并力图将我国拉入出资国之列,发展中国家阵营逐步分化为"基础四国"、"小岛屿国家"、"最不发达国家"等,保持共同立场难度日渐增大。尽管绿色气候基金在德班会议后正式启动,若无资金注入,也只能为未来资金机制谈判带来不确定性。面对上述形势,我国应坚持公约基本原则,坚持发展中国家定位,加强综合研究及前瞻性判断,以积极的姿态和务实的态度参与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谈判,以争取自身的发展权益,维护国家核心利益。同时,探索在当前发展阶段下发展低碳经济和建立低碳社会的路线图,不断提高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的能力,实现自觉减排,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做出积极贡献。

国际气候资金机制的最新进展及中国对策

"气候资金"是一个全新的概念,产生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简称《公约》)之下,指为支持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来自发达国家新增的、稳定的援助资金。但随着世界经济贸易格局变迁和气候谈判进程的发展,气候资金概念与内涵,国际气候资金基础制度,资金实际运行中的效率标准都在悄然发生演化,本文在对最新的气候资金机制的法律文件、信息通报、文献资料、智库报告进行了梳理,分析了气候资金概念的核心要点和演化趋势,并对全球环境基金、气候变化特别基金、适应基金、绿色气候基金等《公约》内基金以及《公约》外基金发展的最新趋势进行了分析比较,对气候资金实际运行中效率准则的内涵和发展趋势进行了评述。分析指出,目前,公约框架内外资金体系在不断演化,目前多个渠道竞争发达国家有限的公共资金资源,公约内资金机制的规模受到越来愈多的资金机制和渠道的挤压;用款国在资金性质及资金运用上依然缺乏决定权;且多资金渠道使得运营规则多样化,气候资金基础制度被"边缘化"。据此,文章在最后提出我国应当反对"气候资金"与ODA相混同,坚持融资渠道特定性,并应进一步开辟其他多边和双边渠道,以获得更多资金和技术合作渠道;在确定受资计划和项目时,力争以我国自身应对行动规划和方案为主。国内的气候资金机制建设则一是坚持不断完善国内碳价格信号,形成稳定的碳价格的发现机制,二是要建立专门的气候基金,用于对外吸收、提供气候资金的统一渠道。

后巴黎时代气候变化公约资金机制的构建

气候变化公约资金机制是串联全球开展应对气候变化行动的纽带,也是通过国际合作实现"2℃"乃至"1.5℃"温控目标的关键支撑。多年来,由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是否依据历史责任划分履约义务上存在根本分歧,公约资金机制面临多渠道并行、运行规则多样化、资金使用分散、运行效率偏低、绩效评估欠缺等问题。本文对气候变化公约缔结20余年来各资金机制的产生和运行进行了系统梳理;对其存在的不足以及在全球气候融资体系中面临的挑战进行了剖析;并基于《巴黎协定》资金案文描述和履约要求,围绕气候资金从筹集到最终绩效产出全过程,就如何构建未来气候变化公约资金机制进行了统筹规划和设计。在机制建设层面,通过出资分摊机制以及公约下集中式管理平台的构建,确保气候资金的充足性、可预见性以及对公约的责任性;在运行操作层面,通过各渠道重点业务领域及国别资金分配体系的优化,推动气候资金的公平性和有效性;在资金使用层面,通过受援国气候资金统一管理实体和监督评估体系的建立,提高气候资金的国家主导性和环境效益。未来,公约资金机制仍将是全球开展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的主要渠道,在《巴黎协定》达成、绿色气候基金正式运行、国际气候制度重新构建的背景下,利用资金机制推动发达国家履行公约义务,切实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技术和能力建设支持,对确保公约各要素的全面性和平衡性,推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行动开展,强化发展中国家集团统一立场都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基于MRICES模型的气候融资模拟分析

气候融资是促进发展中国家获得减排资金的重要途径之一。基于发达国家成立专项资金用于国际气候融资且发展中国家将其所获得的转移资金完全用于碳减排的经济机制下,在MRICES(Multi-regional integrated model of climate and economy with GDP spillovers,GDP溢出作用下的多区域气候经济综合模型)模型的基础上,扩展了模拟国际气候融资的模块。实验分析了气候融资在全球减排中的气候保护效益和对全球各国产生的经济效益。研究发现,持续的气候融资能有效抑制全球升温,但《坎昆协议》中提出的资金额度仅能使2100年全球升温比无资金转移时降低0.01℃,全球气候保护需要制定更长期的转移计划;气候融资能使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受益,而发达国家虽然在转移初期会遭受轻微的GDP损失,但从长期看资金转移将促进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最终出现资金转移输出方和输入方双赢的局面;同时,国际气候资金适量转移至中国有助于实现资金的优化高效使用,中国在全球减排中的贡献不容小觑。气候融资是一项气候保护有效、经济效益显著的减排机制。

全球气候公共物品供给的融资机制与中国角色

气候融资问题最早源于全球环境合作,随着气候治理与全球经济、贸易和可持续发展等领域的协同演化发展,这一概念的内涵不断得到丰富,包括了来自发达国家的公共资金资源如何用于支持全球提供气候公共物品;如何管理和调控全球的金融市场和机构,为气候目标的实现提供更多的资金;以及政策、市场与机构如何应对包括气候变迁、极端天气、能源转型、碳价格在内的相关风险三个方面的内涵。本文系统回顾了全球气候融资的发展历程,概括出它在演化过程中表现的三个阶段:由碳融资到气候融资过渡、由公共部门向私人部门转移、气候风险主流化提速与气候融资体系面临重构。通过梳理最新的与气候资金相关的法律文件、信息通报、文献资料和智库报告,可以发现目前全球气候融资格局具有如下局限:(1)全球气候公共物品供给尚未形成一体化机制;(2)各种资金机制之间的低协同性降低了气候公共物品的供给效率;(3)新旧多边发展机构缺乏协同机制与模式创新。本文进一步考虑美国"去气候化"策略对全球气候融资的影响,表明美国政府的退出策略加深了各界对巴黎目标的担忧,气候融资领导力由此进入更迭期。另外,化石能源投资短期内有反弹迹象,但向新能源转型的全球趋势尚未受到明显冲击。最后,本文提出了中国在未来全球气候公共物品供给中角色定位及政策建议,包括推动建立一体化的全球气候公共物品供给机制、完善新兴多边机构在应对气候变化中的作用路径与方式创新以及以气候变化的南南合作为契机,加强我国气候融资软实力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