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登政府气候政策的内容、特点与前景

拜登政府上台后,对气候政策进行了大范围、宽领域、多层次的改革,推出了一系列新措施以增强美国在绿色经济转型中的竞争力和在全球气候治理体系中的领导力。具体而言,拜登政府从国家安全战略角度制定气候政策,将清洁能源和应对气候变化作为施政重点,侧重从理念塑造和制度建设等方面参与全球气候治理,以组建小多边气候俱乐部等方式,重拾美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影响力。受国内政治极化、气候俱乐部模式固有缺陷等因素制约,拜登政府气候政策的实践前景存在较多不确定性。

气候政策协同对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影响研究

基于政策协同视角,本文以2007—2020年中国30个省(区、市)为研究对象,构建经济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熵值法测度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并运用双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实证分析,以探究气候政策对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表明:气候政策协同对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呈现先抑制后促进的“U”型影响;当气候政策协同水平高于7.9时,对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开始凸显;气候政策协同水平对中西部地区的经济高质量发展呈现出“U”型影响,而对东部地区作用不显著;后巴黎时代气候政策协同对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愈发显著。因此,要加强气候政策顶层设计,实现自上而下纵向协同;要利用政治优势和体制基础,加强政策主体横向协同;要建立跨区域、跨部门协调机制,实现信息资源充分流动,实现应对气候变化与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双赢”。

气候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绿色创新——基于新闻媒体文本分析方法的测度

采用文本分析方法构建中国气候政策不确定性媒体感知指数,研究中国气候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政府环保补贴、企业内部环境关注度对该影响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气候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绿色创新具有负向影响,该结果在处理内生性、替换变量测度方法和控制潜在的遗漏变量后仍然稳健;随着政府环保补贴和企业内部环境关注度的提高,气候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绿色创新的抑制作用减弱;并且对于融资约束程度高、管理层情绪消极以及高污染高排放行业的企业,气候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绿色创新的抑制作用更大。

气候政策不确定性变化与能源市场收益率——基于条件分位数的证据

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并向低碳能源转型的过程中,气候政策的不确定性越来越成为影响能源市场回报的重要因素。本文采用全球主要能源市场的历史收益数据和气候政策不确定性数据,通过QVAR模型构建基于不同条件分位数的溢出指数,研究了气候政策不确定性变化与能源市场收益率在整个条件分布上的关联性并分析左右尾部的溢出特征。结果表明:在不同条件下,气候政策不确定性变化对能源市场收益率存在差异性影响,极端状态下为能源市场回报溢出效应的净接收方,正常状态下则为净输出方。气候政策不确定性变化与能源市场回报总溢出效应由中间分位点向左右尾部逐渐提升,且溢出指数在整个条件分位数上呈现出U型结构。随着冲击规模增加,气候政策不确定性变化与能源市场回报的左右尾部溢出传染效应增强,且在极端上行与极端下行状态表现出非对称性影响。

气候政策不确定性下的企业ESG印象管理——基于ESG文本语调的经验研究

随着全球气候变化的加剧,利益相关者愈发关注企业的ESG信息,而政府机构也希望通过气候政策引导企业ESG转型与可持续发展,但频繁出台的气候政策很可能会带来显著的不确定性,诱发企业策略性的ESG印象管理行为。基于企业层面的气候政策不确定性指数与ESG文本语调的匹配数据,考察外部气候政策不确定性冲击下的企业ESG印象管理行为。研究发现,气候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ESG文本语调显著正相关,且该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测试后仍然成立。作用机制检验结果显示,气候政策不确定性通过强化外部投资者迎合动机和ESG业绩掩饰动机引发了企业的ESG印象管理,提高了ESG文本语调的积极性。异质性分析表明,当企业风险免疫力较差、操纵动机较强、外部监督机制较薄弱时,气候政策不确定性对ESG文本语调的影响更明显。经济后果检验发现,在气候政策不确定性较高的情况下,企业ESG印象管理策略会加剧未来股价崩盘风险,不利于企业的长期价值稳定。

巴西博索纳罗政府气候政策的新变化、影响因素及发展前景

博索纳罗政府执政以后,更加重视气候治理中的主权身份,巴西的气候政策呈现倒退的趋势,气候治理开始让位于经济发展需求,并呈现逆全球化趋势。博索纳罗政府气候政策的倒退是国内外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该气候政策面临国内外巨大压力,但在短期内难以逆转。面对新形势,中国需要继续深入推进两国在气候领域的合作。

中国气候政策扩散路径与机理

实现“双碳”目标需要依托完善的气候政策体系,良好的气候政策是应对气候变化的有力抓手。中国气候政策扩散十分迅速,但地区不均衡性突出,这意味着气候政策扩散遵循着多元路径与多元机理。为探究中国气候政策扩散路径与机理,该研究吸收垂直影响模型、水平影响模型、内部决定模型等政策扩散理论成果,结合中国实践,提出中国气候政策扩散模型,并使用2007—2019年省级空间面板数据实证检验,研究发现:①中国气候政策扩散受到“自上而下路径”与“水平扩散路径”的影响,“自下而上路径”的影响并不存在。自上而下路径与水平扩散路径还存在共同作用,但作用方向视中央政府的干预手段与同级政府间的互动关系而定。②试点推广、地理扩散与竞争扩散构成了中国气候政策的扩散机理。中央政府通过引导性的“试点推广”驱动气候政策扩散,而非强制性的“政策压力”。“地理扩散”和“竞争扩散”可以推动气候政策在同级政府间的传播。③不同扩散路径对应不同的扩散机理。自上而下路径通过“试点推广”发挥作用,而非“政策压力”。气候议程顺位较低、气候政策推行的因地制宜原则是政策压力缺失的主要原因。水平扩散路径的作用机理包括“地理扩散”和“竞争扩散”,地理扩散的实质是相似环境下的政策学习与模仿。该研究揭示了中国气候政策扩散的一般规律,不仅丰富了政策扩散理论,还为中国气候政策体系建设提供有益参考。此外,该研究将政策扩散的分析对象由单项政策拓展为多项同类政策,为政策扩散的研究提供新启迪。

英国气候政策新进展及其前景

约翰逊上台后高度关注气候治理并在国内、国际两个维度积极部署气候政策。一方面基于第六次“碳预算”提出全新的气候目标并出台一系列跨领域的气候战略,丰富国内气候政策;另一方面积极开展以COP26为主的气候外交会议、竭力推动气候融资并主张构建绿色国防网络,深化国际气候合作。约翰逊政府的气候政策呈现出以《气候变化法案》为行动宗旨、延续并强化特蕾莎·梅政府的“气候遗产”以及在“脱欧”和新冠疫情双重背景下持续加强政策力度的显著特征。未来,英国气候政策仍面临三大挑战,包括有效政策制定不足、国际外交合作能力与领导能力受质疑以及气候资金的投入与分配受阻。

国外城市气候政策实验的三种治理风格

近年来,以城市为代表的非国家行为者采取的各种可持续性治理举措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学术关注。基于以往分析社会-技术系统转型的科技社会学视角,政治学视野下城市可持续性转型研究——或城市可持续性转型的政治学——是一种探究全球范围内城市的制度安排或公共权力关系结构与可持续性治理变革之间的复杂互动关系的概念、理论探讨和实证检验。这个理论视角的一个主要面向是透视气候治理实验在内的可持续性政策实验进程带来的治理变迁。就此而言,国外特别是西方的城市气候治理实验先后出现了三种不同特征的政策风格:发端于20世纪最后十年的“市政自愿主义”、开始于20世纪之初的“战略都市主义”和最近兴起的“气候连接性城市”。总体而言,在混合多边主义的国际气候治理格局中,城市气候政策实验既带来治理机遇,也面临着诸多制度性挑战。在城市公共行政与环境政治相结合的进路上,需要进一步拓展和深化城市可持续性转型研究议程。

新古典现实主义视角下的美国气候政策的“钟摆现象”

自1992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签订以来,美国在对待几个关键附属气候条约的立场上呈现时而保守时而激进的“钟摆现象”,如:1997年美国国会拒绝核准由前任美国副总统艾尔戈尔签订的《京都议定书》,2015年奥巴马总统利用行政权力绕过国会签署了《巴黎协定》,2017年前总统特朗普总统宣布退出《巴黎协定》。这些看起来令人困惑的行为实际上反映了美国在气候政策制定中存在的矛盾与冲突。本文运用新古典现实主义理论为分析框架,探讨了几个关键变量——“领导人形象与认知”“党派政治”以及“公民社会和游说集团”如何左右美国的气候政策及其影响。

积极谋变的破局之策:土耳其的气候政策调整

土耳其特殊的地缘位置和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中的身份认定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其在国际气候谈判中特殊的利益诉求,也导致该国在国际气候协议的批准上采取拖延态度。2021年土耳其批准《巴黎协定》,在国际气候谈判上态度开始转向积极。埃尔多安政府对气候政策的适时调整,是基于内政与外交的双重考量,对内应对气候变化引发的社会和政治危机,对外则积极谋求国际气候谈判的话语权,改善与美欧的关系,获取资金。可以说,土耳其的气候政策调整与其国家发展目标表现出较高的契合度。

碳中和目标下气候政策研究的前沿问题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碳中和目标的实现不再是“就碳论碳”,而是与数字革命、新冠疫情、地缘冲突等国内外重要形势密切关联,亟需以更宽阔的学科视野、在更精细的时空格局上开展更系统的气候政策研究。基于对气候政策研究发展进程的回顾和对未来研究趋势的研判,提出气候政策研究在多维风险和效益、多主体行为响应机制、碳中和转型路线优化三个方面的前沿动向和发展需求:一是权衡系统零碳转型的风险与效益,评估气候政策实施的成本、效益及其在不同时空、不同人群中的分配差异,为把握好降碳的节奏和力度提供理论依据;二是识别需求侧行为的驱动和激励机制,设计面向福祉和公平的碳中和行为干预措施与政策,为动员广泛的社会参与提供政策牵引;三是研究碳中和关键战略性技术的定位及其路线图施工图,通过因地制宜、因时制宜的技术部署攻克转型过程中系统协调发展、产业步调一致的难题,为碳中和协同促进高质量发展提供政策方案。发挥这些关键科学认识对碳中和转型的促进作用,还需要突破新一代气候政策模型的开发,解决微观不确定性模拟与宏观综合评估模型的耦合问题,将风险感知、技术扩散、投融资与消费行为、政策影响与反馈等气候—社会—技术系统的关键过程纳入综合评估模型。

美国公众对全球变暖的认知和对气候政策的支持

利用民意调查数据,以相关研究作为补充,分析美国公众对全球变暖的认知、减缓行为和气候政策的支持等。分析表明,大部分美国民众认为全球在变暖,但很多人不了解全球变暖与温室气体的关系,把全球变暖混为大气污染和臭氧层耗竭等;不到一半的公众认为全球变暖对个人和美国是现实威胁,更多的公众认为全球变暖对后代和发展中国家是严重威胁;大部分公众认为减缓全球变暖需要改变现有的生活方式和行为,他们愿意选择较容易从事和成本低的行为减少碳排放,但不愿意从根本上改变生活方式,改变自驾车、乘飞机长途旅游这些碳排放量更大的行为;公众普遍支持政府采取措施限制温室气体排放,但不希望所采取的措施对就业和经济带来不利影响;支持通过技术进步和减免税收等措施提高能效,减少碳排放,但大部分反对为节能而提高能源税收。

气候变化影响和适应认知的演进及对气候政策的影响

通过分析IPCC第二工作组的5次评估报告对气候变化影响、适应的主要结论和方法的演进、原因以及对国际适应谈判和国家适应政策的影响,指出由于文献的迅速增加,影响评估方法和适应技术手段的不断成熟,以及思维的转变和意识的逐渐增强,IPCC进一步确认了气候变化已经并将继续对自然生态系统和人类社会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未来社会经济发展路径、适应和减缓行动以及风险治理将影响气候变化带来的风险。IPCC报告极大地推动了国际和各国适应气候变化科学研究和政策实践的进程。尽管中国各级各部门已逐渐将适应融入到相关政策中,但仍然存在认识、能力、体制机制等问题,需要进一步推进国家和各地的适应工作。

气候政策研究中的数学模型评述

按照成本分析和综合分析2个层次,分别介绍了投入产出模型、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宏观计量经济模型、工程经济模型、动态能源优化模型、能源系统模拟模型、综合评估模型等不同模型方法的特点及其在气候政策分析中的应用,指出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是应用得最为广泛的方法之一。概括了气候政策模型研究的4个发展趋势,包括加强综合评估模型的应用、扩展成本与效益的内涵、注重不同模型之间的比较、强调不确定性分析。结合中国的研究现状,分析了当前面临的问题,认为国内气候政策模型研究与中国在国际气候变化领域的地位仍不相称,强调要进一步加强研究队伍建设、扩展研究领域、跟踪国际研究前沿问题,以便为国家的气候谈判政策提供更有效的科学依据和决策支持。

全球变化研究中的“科学政治化”倾向——以美国气候政策为例

在国际社会为防止、适应全球变化的努力中 ,会涉及到国家、地方和民族的诸多利益。全球变化研究成为与国家安全、食物供应、水资源、温室气体排放、人类健康等问题密切相关的社会问题。美国为国际全球变化研究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但当国际气候框架与其国内经济发展出现冲突时 ,美国的气候政策也开始了以保障国内经济发展和企业利益的调整 ,作为国家支持的全球变化研究也需要针对这些调整而不断修正研究方向和关注重点 ,为有利于美国的政治和政策服务 ,表现出了明显的“科学政治化”倾向。本文分析了美国自 2 0 0 1年 3月退出《京都议定书》以来的一系列的政策和研究支持的调整 ,尤其对美国的《京都议定书》替代方案《晴朗天空与全球气候变化行动》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根据这些分析 ,可以对国际全球变化研究与国家政治和利益的关系有一个总体的了解 。

异质性气候政策与出口低碳技术含量

本文围绕气候政策是否促进了出口低碳升级这一主题进行实证研究,利用中国省区面板数据,从全要素维度测算出口低碳技术含量,并基于市场和制度因素考察政策有效性。研究发现:首先,不同气候政策对出口低碳技术含量产生差异性的影响效果,节能目标政策能够提升出口低碳技术含量,排污费和碳市场均未产生激励作用,新能源补贴这一鼓励性规制具有积极的升级效果。其次,从气候政策的创新作用渠道来看,节能目标和新能源补贴显著推动了低碳技术创新,另外两种限制性政策未能诱发"创新补偿效应"。再次,由于产业分布的差异,规制措施在中西部地区产生更为显著的作用。随着地区市场国有化程度增加,政策的升级效果将会增强,而随着地区财政分权程度提高,政策的升级效果将会减弱。最后,本文在完善市场机制、依法加强规制强度以及提高政策执行效果等方面给出了相关建议。

技术变化模拟及其在气候政策模型中的应用

技术变化是应对气候变化问题的关键。对技术变化的模拟和分析能够识别技术变化的作用,在评估减排成本以及确定减排目标时起到重要作用。但是早期的气候政策模型通常将技术变化视为非经济的外生变量,因而无法对技术变化的起因和效果做深入分析。近年来的气候政策模型则开始逐渐利用内生方法模拟技术变化。在介绍内生技术变化的概念及与传统的外生技术变化的区别的基础上,重点介绍和评述研发投入和技术学习这两种主要的内生技术变化模拟方法的原理、特点以及如何在不同的气候政策模型中得到应用。但是现有建模方法无法表征技术变化过程中的动态性、不确定性等特征,因而传统的建模方法需要扩展到一个更为综合的框架并需要更坚实的实证研究基础上。基于该框架介绍内生技术变化模拟方法的未来可能拓展。

欧盟气候政策的动因分析

欧盟是应对国际气候变化的推动者和引领者,即使在当前面临严重危机的情况下,仍坚守其气候政策的底线。究其原因,实现经济利益、降低能源依赖、推动一体化的发展以及社会内部各层面的积极支持是欧盟积极气候政策的内在动力;而国际体系和国际气候机制的结构性特点、应对全球化的冲击以及拓展"欧洲模式"则是影响欧盟气候政策的外在动因。鉴于相关内外因素在一定时间内不仅不会消失,反而有所凸显,未来欧盟继续奉行积极气候政策的可能性较大。

气候政策选择的七种评价准则

气候变化一个典型的全球性问题是应对气候变化具有很强的外部性。不同国家或群体对其态度不尽相同,因此气候政策的选择存在多种评价准则,包括环境有效性、成本有效性、代际公平性、区域公平性、体制可行性、技术可行性和伦理道德性等七种评价准则。国际气候变化谈判中,存在不同评价准则的竞争:首先,发达国家相对更强调环境有效性,而发展中国家相对更强调成本有效性。其次,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资金转移及技术转让方面存在区域公平性的争议。再次,各国在全球温升控制目标方面存在代际公平性的争议。理想的气候政策方案是能够综合各种准则,即充分考虑当代与后代、区域间以及人与自然间的公平,符合政治现实、法律制度和文化传统等体制约束,在可获得的技术水平下,以最低的社会成本实现最大程度的环境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