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适应性金融的气候正义问题研究

从某种意义来讲,当前全球的气候问题是人类社会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排放大量温室气体所引发,而气候变化的后果却由很多没有享受到发展利益的国家来承担,因此全球气候变化风险本身就蕴含了气候正义问题。为了帮助此类国家应对气候风险,全球金融业提出了适应性金融(Adaptive Finance)理念。虽然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一些金融支持,帮助其适应和度过应对气候风险变化期,但本文认为,在维护气候正义方面,适应性金融并没有完全彰显气候正义,在一些方面存在不足:发达国家金融支持落实欠缺导致补偿性正义难以实现;发展中国家在金融资源分配机制方面难以达成共识导致分配性正义难以实现;金融治理存在不完善导致过程性正义难以实现。最后,本文立足于气候正义的实现,对未来适应性金融的发展进行了展望。

后格拉斯哥时代全球气候正义实践的理论困境与中国抉择

后格拉斯哥时代解决全球气候治理问题的有效途径,在于建立一个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机制,在于激发全球公众的责任意识共同合作来应对日趋严峻的气候环境问题,因此必须诉诸根本性的气候正义理论建构与实践指导。气候正义的应然状态,建立在多元主义法哲学理论基础之上,正是吸纳了罗尔斯正义论、内格尔的霍布斯主义理论、世界主义理论的全球正义学说,引入历史唯物主义与能力主义的思考,同时融合了国际帕累托主义理论的新发展,才让气候正义的内涵与外延更加丰富。面对全球气候正义实践的实然困境,中国面临的挑战与机遇并存,致力于树立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国家应坚持“两个共同体”思想的道德立场,以争取气候谈判话语权为宗旨,秉持两类国家区别对待的双轨思路,为解决气候正义的实践困境贡献中国智慧与方案。

气候正义的政治经济学论析

气候正义反映人类对气候治理主体间根本性的价值规范和道义准则的自觉反思与价值愿景。气候正义问题主要表现为气候禀赋的先天不平衡、碳排放量的阶段性差异、气候代价的隐蔽性转移以及气候援助的实质性缺失。从政治经济学视角来看,气候正义问题本质上是发展问题,与资本主义生产的历史与现实内在关联,由于资本主义全球扩张以及资本权力对全球气候资源的盘剥与破坏,加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气候治理问题上不负责任的态度和行为,造成了气候正义问题频发。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发展中大国,积极参与和应对气候变化全球治理,加快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推动全球气候环境共建共享,构建气候治理的新局面,为解决全球气候正义问题展现中国态度、贡献中国方案。

近30年国内气候正义研究的三个阶段及展望

气候正义是正义理念在气候变化领域的延伸与扩展;它不仅是一个环境问题,也是一个哲学问题,更是一个与人权和发展权交织在一起的伦理与法律问题。近30年来,国内学者对气候正义问题的研究不断深入和完善,大致经历了三个研究阶段,即聚焦碳排放权分配的研究阶段、气候正义研究的提升阶段以及气候正义研究全面深化的阶段。通过这三个阶段的研究,我国学者系统地探讨了碳排放权分配原则、国际国内各种碳减排方案、气候正义的内涵与外延、气候正义的伦理原则、气候正义的实践路径等问题。

气候正义的跨地域性对国际气候变化机制的贡献

在科技的不确定与未知性盛行的风险社会中,国际气候变化机制的监管效力面临着严峻挑战。鉴于此,国际社会已多次召开会议以应对气候变化带来的生存危机。但是,由于该监管机制将国际与国内两方面割裂开来,使得机制应对危机的力度不够,有效性存在巨大的缺陷。国际与国内间的管制空白催生了气候正义跨地域假想的出现,也使得相关思潮、共同价值观及世界观不断涌现,进一步激发学者探求跨地域性合作及通过传统的制定国际法以解决问题。本文将气候正义与提升国际气候变化机制监管有效性中的因果关系作为假设前提进行研究,指出法律是跨地域流动监管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气候正义层进关系及其对《巴黎协定》的意义

气候正义多维度的类型化不利于气候正义内涵的深入探究,而应以不同位阶的价值确立气候正义的层进关系。气候正义层进关系的结构可整合为:气候分配正义→代内气候正义→气候矫正正义→国际气候正义(→国内代际气候正义→国内禀赋气候正义),这为分配正义和矫正正义的实现创设了清晰的路径,对于我国学者提出的"人均累积碳排放预算"方案的改进,《巴黎协定》后在"国家自主贡献"下有效实现"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相结合的减排,以及小岛屿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可不承担减排义务存在正当性的解读,都具有重要意义。

气候正义：何以可能，何种原则

气候正义概念的提出可以看成是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政治伦理回应。从气候变化引致的正义情境来看,气候正义已经成为一种合理的价值诉求,亦可论证为应对气候变化的最根本性的价值规范和道义准则。然而,不论是坚持气候资源与责任公平分配的分配正义抑或坚持溯及既往的矫正正义,还是强调世代公平的代际正义抑或强调种际之间和谐相处的种际正义,都只能在单一维度上得以阐释和解读,而无法涵纳时空向度上的所有正义关系。而将气候"类正义"作为气候正义可能的最高伦理形态,它所具有的包容性与系统性,所涵纳的方法论与价值观,可谓是为应对气候变化而做出的有益的政治伦理尝试。

全球暖化与气候正义:一项科技与社会的分析——环境正义面面观之二

全球暖化的问题是当今人类面临的最大考验。科学家进行科学研究,希望证明地球的温度正在快速上升。他们指出,如果我们现在不赶紧行动,之后可能会有灾难性的后果。然而,暖化的问题牵涉的层面不只是科学而已,同时也关系到社会、政治以及哲学观的歧异。对此,社会学家认为我们应该挑战以往相信科学是完全客观的看法。传统看法认为:科学是在陈述事实,哲学则是在讨论价值,两者互不相干。本文针对全球暖化的问题,来观察价值如何被隐藏在科学讨论里,并探讨暖化科学背后蕴藏的正义观。

气候变化与气候正义

最新证据显示:北方长期大规模排放温室气体所引起的全球变暖正在富国与穷国、富人与穷人之间制造生存不平等和发展不公平。在此情形下,旨在确保国家间平等分享气候惠益并公平分担相关责任的气候正义正式生成。为了促进气候系统的正义之治,有必要创建三大国别性的气候指数,并在此基础上设计气候正义的实践模式,以在气候变化时代促进国家间和个人间的发展公平。

气候正义与无害环境技术国际转让法律制度的困境及其完善

气候正义是应对气候变化的基本诉求。它在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条约中最集中的表述就是"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原则;其中有关无害环境技术转让的规定是缔约方应予履行的重大实体义务之一。然而,由于国际技术转让法律制度缺乏强制性的制裁约束机制、相关条约规定过于原则和抽象等原因,技术转让并不充分。因此,为实现气候正义,应完善现有国际制度,增加制裁性约束机制,细化、明确有关规定,促进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通过多层面合作来促进无害环境技术转让,改革和完善现有知识产权法律制度,便利环保技术的专利申请、授权、转让、运用和推广。

气候正义视域下的气候变化损失与损害救济路径分析

气候变化对生态环境和人类健康造成的影响一直受科学家和国际组织的广泛关注。在现有的科学技术无法确切论证气候变化对环境的总体影响及对小岛和低地国家带来损害情况下,该议题自提出至今的进展都举步维艰。本文对议题谈判进展及各方立场进行梳理,提出未来谈判和规则的制定应以全球气候正义为价值衡量标准,树立整体观上的气候正义理念。并对气候正义内涵进行具体解读:一是以人权保护为维度,指出保护小岛和低地国家的基本人权是实现气候正义的逻辑前提;二是指出应当基于分配正义与矫正正义的传统分析视角,将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原则作为设定权利与义务分配机制时的基础标准;三是气候正义要求一国在行使权利时应遵循领土无害使用原则,负有不污染和破坏他国环境和生态的义务,如违反便可能引发国家责任或惩戒。本文进而以气候正义为价值指引提出三种救济路径:一是国家责任路径,以国际人权法、国际环境法的规则或原则为法律依据,根据一定的规则,来判断当事国的损害行为或结果是否构成国际法上的国家责任;二是国际环境规制路径,即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以下简称《公约》)所确立的遵约与履约机制下解决问题,利用市场机制和激励手段如基金和保险支持制度来救济或补偿损失与损害;三是国际环境争端解决路径,主要以磋商、协商、和解、谈判等非强制性方式及国际仲裁、国际司法的法律手段解决气候争端。在救济路径上,应以全球规制路径为主,以国家责任路径为补充,以环境争端解决方式为程序性保障。中国基于全球气候治理的积极推动者,应表明立场,以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原则为谈判基础,加强南南合作,履行国际气候承诺,发展低碳经济,积极推进该议题的国际谈判。

风险分配与气候正义

现代社会的分配逻辑正发生着从财富分配向风险分配的转型,正义分配实质是风险分配。气候正义是风险分配的关键议题,目的是实现认知和应对气候风险能力的公平分配。实现气候正义除了依靠罗尔斯的平等原则和差别原则外,还需要扩充到全球正义原则。全球化与民族化、共同性与个体性、环保与发展的冲突构成了气候正义的问题背景,实现气候正义离不开全球治理,但也遇到伦理、制度和行动的三重困境。

气候正义与气候变化的国际法律应对

气候变化问题的解决需要全球气候治理,而全球气候治理的基础是气候正义。因此,气候正义应成为气候变化国际法律应对的核心考量。在气候变化国际法律应对中落实气候正义应坚持区别对待,但现有气候变化国际法律应对存在不足,为此应加以完善以实现气候正义。

再议气候正义中的历史责任追究——历史责任的界定、合理与限度

在气候正义研究中,清晰界定历史责任是分析的前提。"历史责任"应当特指在发达国家开始不公正排放且发展中国家并未超过基本排放额度的时段产生的,发达国家应该承担的不公正排放责任。基于罗斯显见义务论中的赔偿义务,追究历史责任是合理的,任何试图反对追究历史责任的论调都是逃避责任的借口。历史责任是有限度的,澄清历史责任的限度需要从两个角度出发:在时间层面上,历史责任仅包括"历史"时段中的不公正排放责任;在义务层面上,历史责任是个人对其所有排放物的清理责任。

论全球气候正义中的差异原则

气候正义所关注的核心是:在碳排放空间有限且各方对"应得"多少有不同诉求的环境下,找出一组合理的道德原则,界定各方的权利和义务,并决定每个人应得多少排放空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确定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体现了"平等待人"的道德理想,这一原则要求在碳排放空间的分配上应该根据不同境况区别对待每个人,将个人的自然和社会禀赋这些在道德上任意的"因素"排除出对分配的考量,做到"钝于禀赋,敏于志向"。

联合国官方微博内容的气候正义状况分析

全球传播与气候正义伴随全球化一体化进程,媒体内容越来越呈现去地域化趋势,众多议题开始涉及跨国和洲际层次复杂流动关系①。在此背景下,新西兰学者霍华德·弗里德里克提出“全球传播”概念,认为全球传播在立场上应以价值中立为取向,强调“多元性倡导”,平等、公正、客观是其基本遵循,在内容上坚持“去政治化”和“去意识形态化”,议题聚焦经济一体化、政治格局、气候变化等,从而能够满足不同国家和文化背景受众的信息需求②。

国际投资法实现气候正义之理论路径与实践原则

国际投资法应对气候变化的必由之路是实现气候正义,然而在国家间体系仍以无政府为特征、国际主体利益诉求与意志格局错综复杂的当下,如何实现气候正义是理论通往实践的难题。"作为公道的气候正义"是必须一致的价值目标(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与极不和谐的国际体制之间的契合点,是国际投资法应对气候变化理论路径上的导向标,"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正符合这个契合点的现实需要,因而成为实现这一理论目标的实践原则。

风险社会下国际气候正义的困境与出路——以哥本哈根气候峰会为视点

国际气候正义及国际气候治理机制是各国的追求目标和必然选择,但为什么各国对它有不同的偏好以致任何一方都不愿意为人类长远环保利益而牺牲现实利益?究其根本,在于全球气候的公共物品属性,以及基于公共物品所采取的集体行动的必然困境和主权国家在采取一致行动时所固有的缺陷。由于各国对国际气候正义的理解分歧妨碍了国际气候谈判进程,阻碍了国际气候治理机制的达成,因此,必须建立为各国接受的国际气候正义理论,并确实采取有效措施来促成国际气候治理机制。

气候正义与国际法

对新自由主义正义观的批判,可以发现,当前并不存在一个为国际社会所认可的全球气候正义。相反,气候变化谈判更多地走向了权力的合法化。运用理性选择、交往行为以及自由秩序三种理论的交叉分析,可以看出,未来国际气候制度的构建将凸现出一种逐级层进的发展路径。

超越西方中心论的气候正义路径探析——评《气候治理与气候正义》

气候问题为何产生?人类又该如何应对?为了获取这些问题的"标准答案",我们似乎不得不向西方问道。究其根源,是因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西方发达国家凭借经济和科技优势垄断了话语权。《气候治理与气候正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年12月出版)一书的作者陈春英博士,以自如的叙述和论证对这一时代课题作了深刻阐发和大胆建议,可称新时代气候正义问题研究的佳作。首先,作者从当前气候问题的复杂性出发,指出了气候治理的困境。气候变化既是一个科学问题、伦理问题、政治问题,也是一个生态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