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震对程朱“气质之性”的批判与重释

戴震以批判程朱“气质之性”为基础提出气质之性是人的本然之性。程朱以“理”为人之性善的本体论根据,将人性“恶”的来源归于“气质之性”。戴震论性的思想模式不同于程朱,力主“气质之性”为善。天道观上,他在“天道—天德”中建构“气”与“善”之间的内在联系;性命论上,他从人性结构内部推导出由“血气”之自然到“善”之必然;心知论上,他以“血气心知”为人性的基本实体,通过对“心的本质为气”“心能扩充”的诠释,揭示心知觉道德的能力来源于气,“心”通“事物之则”不惑乎所行。他强调“气质之性”不仅为“善”而且有创造善的能力,彰显了道德主体在道德实践上的能动性。

一元而非二元的理学“性”论--论“气质之性”非“气质的性”

理学的“性”是本体化的概念,其“性”论解释了人与物、人与人、物与物的种种差别,不是狭义的人性论,而是其本体论之一部分。“气质之性”不是指气质本身的“性”,而是指本体意义的“天地之性”透过人物所禀的具体气质而在经验世界呈现出来的具体状态,“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是体用关系,而非并列的二元关系。

张载“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思想的主要内涵与价值意义

源于“太虚之气”的“天地之性”是先天的纯善,是人的本性所在;而同样源于“太虚之气”的“气质之性”则昏明晦暗,含有恶的成分,会蒙蔽先天的善。纯善的“天地之性”在人类社会中具有超越性的价值追求指向,人们通过“善反”使“气质之性”归于“天地之性”,并不断追求最高的人生修养境界,使道德境界不断提升。

自然之性、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儒家忠德视域下朱熹人性论的三个维度与表征

忠德思想和人性论是儒家伦理思想两个重要的议题。朱熹作为理学集大成者,将此两者纳入了他的理学体系之中。在儒家忠德视域下,朱熹的人性论具有三个重要的维度和表征:一是自然之性。它是人性本能,有自然和义理双重性质,但主要还是体现为人的本能性,无所谓善与恶。二是天命之性。它是纯善的,是人们应当追求的。在朱熹之前,天命具有"人格化"、"德性化"、"规范化"、"宗教化"的表征,朱熹将天命"天理化"、"规律化",使得他的"天命之性"走向了一条道德经验主义和道德先验主义的路径。三是气质之性。它有善有恶。朱熹认为,人性本善,但是人在经历人生体验和社会经验过程中,用朱熹的话说,就是人在社会上"衮来衮去",会受到善与恶的双重影响,最后形成人性的善与恶的气质之性。因此,为了追求人性的善即天命之性,就要做到"存天理、灭人欲",将人性的善性彰显出来。朱熹的人性论为后世儒家知忠、修忠和行忠提供了理论的可能性和可行性的基础。

“气质”与“气质之性”——陈淳对朱子的绍述及其与朱子之异趣

"气质之性"说起于张载、程颐,朱子一方面从"气质"的角度承袭了张、程的"气质之性"说,另一方面又对"气质之性"这一概念的内涵做出了许多重要的修正。其论"气质之性",所着眼的并不在于"气质",而在于张、程所说"气质之性"的对立面,即本然之性上,认为"气质之性"不过是本然之性夹杂了一些气质而已。而到了朱门高弟陈淳那里,朱子的这一学说亦被悄然修正,朱子在"气质之性"中占主导性的"理",在陈淳那里再次被转移到了"气"上。

论朱子哲学中的气质之性

气质之性的说法起源于张载和二程,朱子对此又有所发展。朱子哲学中的气质之性首先指具于气禀之中的天地之性,即仁义礼智;其次,朱子所说的气质之性还包括了程颐在解释恶之来源时所说的"才"在里面;再次,朱子之气质之性还包含了张载和程颐所说的刚柔缓急之性。在朱子哲学中,这几种性不是相互独立的,而是交织在一起的。朱子早年的时候受张、程哲学的影响,将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看作是相互独立的,认为气质之性是由天地之性加气质构成;但在后期,朱子认为性只是一个性,即气质之性,而淡化了天地之性的说法。

晚明大儒黄道周人性论思想——基于对宋明儒“气质之性”论的批评的考察

晚明时代,"气质之性"一元论蔚为潮流。而黄道周则提出"性本"论,与之相抗。黄道周人性论思想建基于对宋明儒"气质之性"论的批评之上。在黄道周看来,"性"与"气质"乃是截然分判之事,论"性"则应从本体上看其为"常善""至善",实质上属超善恶论,且极力反对王龙溪之"无善无恶"论;至于经验层面中之"恶",乃由后天"习"蔽之所生。黄道周人性论思想异乎宋明儒学之主流而独标一帜。其在对于晚明社会道德秩序危机所进行的反思中产生,表征了黄道周作为儒者的一种道德严格主义意向。

宋明理学中“气质之性”的考察

宋明理学是一个学术传统,其所讨论的问题,使用的术语,有着鲜明的特色。“气质之性”在宋明儒学中是一个很突出的观念。这一观念在北宋提出,后被朱熹特加表彰,以为极有功于圣学,之后的学者则对气质之性提出了与前人完全不同的看法。这些学者认为性即是气质之性,而“气质之性”即是气质的“性”。

气质以言性:朱熹“气质之性”概念的哲学分析

"气质之性"这一概念并非朱熹首创,但朱熹在他理学思想的语境下对它进行了重新的理解、使用和讨论。通过对朱熹"气质之性"概念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朱熹以"气质"言"性",在其理学视域下突出"性"之本义("生"),并使他关于"性"的诸问题的思考在上贯形上层面的同时也始终着落于现实世界,着落于实处,这彰显出其理学思想的实践品格和迥异于佛老人性论的理论特质。

宋明理学中“气质之性”的考察

关于宋明理学与明清哲学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及宋元明清哲学的现代价值问题的讨论,是20世纪中国学术界的一件大事。肯定明清哲学具有启蒙性质,并将其看作是中国现代文化的活水源头的部分学者,借用西方近代文化与现代性的话语,努力发掘明清哲学中的新思想因素。而肯定宋明理学的理论价值与现代意义的部分学者,则强调宋明理学对现代中国道德意识培养与人格境界的提升所具有的正面价值。双方又都能言之成理,持之有故,而且都有自己的学术名家。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我们如何重新反思宋明理学与明清哲学之间的错综复杂的关系,准确把握宋元明清哲学的现代价值,仍然是一个有着广阔学术前景的话题。本组笔谈,既有吴根友教授就宋元明清哲学研究的范式及其方法诸问题作的深入思考,也有明清哲学研究知名专家许苏民、蒋国保二先生对"明清启蒙说"在学理与史料两方面做出更为新颖论证的作品,还有在宋明理学、明清哲学贯通研究中的新锐郭晓东、魏长宝、姚才刚、张丽华、陈敏荣等人对宋明学说的现代价值,"明清启蒙说"的学理困难等进行新的论证的文章。这些观点对于我进一步思考宋明理学与明清哲学的关系及宋元明清哲学的现代价值等,提供了新的思路。

朱熹评胡宏《知言》“善不足以言性”——旨在批评将“本然之性”与“气质之性”分成两截

对于胡宏《知言》所谓“性也者,天地鬼神之奥也。善不足以言之,况恶乎哉”以及胡安国所言“孟子道性善云者,叹美之词,不与恶对”,朱熹作了深入分析。他依据程颢所言“善固性也,然恶亦不可不谓之性”,既讲“本然之性,固浑然至善,不与恶对”,又讲“气质之性”之有善恶,认为胡宏所谓“善不足以言性”,是“本然者是一性,善恶相对者又是一性”的“两性”,是“分成两截”,只是讲“本然之性”之至善,而没有讲性之有善恶,因而具有“性无善恶”之意。换言之,朱熹并不是批评胡宏主张“本然之性”无善无恶,而是批评他只讲“本然之性”之至善,而没有讲“气质之性”之善恶对待。尤其是,朱熹明确认为,胡宏讲“本然之性”之至善,在根本上不同于告子讲“性无善无不善”。

朱子的“气质之性”及其工夫论意义

张载和程颐的"气质之性"是气性,它与超越的"天地之性"相互独立互不隶属;朱子的"气质之性"和"本然之性"则根本是同一种性,"气质之性"是"本然之性"在气质之中呈现出来的样态,亦即现实中只存在"气质之性"。相应于对"气质之性"涵义的改变,朱子尤其重视气质对本然之性的影响,反对直接把握大本,以免认粗气为妙理,因此,朱子更加注重格物穷理的过程。

本体论视域中的“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以张载、朱熹为代表的分析

宋代理学家对人性论的论述是以其本体论为前提的,张载、朱熹作为宋代理学的代表人物,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从他们的思想中建立并走向成熟和完善。相对于理气关系来说,理决定气,由理产生的天地之性就成为由气产生的气质之性的地位本体。这种人性论导致了"存天理灭人欲"理论的产生,对宋代以后的思想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人格的不完满性及其先天根源——论朱子气质之性的核心内涵

在朱子那里,仁义礼智之性是主体的内在本性,而气质之性则是主体的现实品格,即人格。人的现实品格总是表现为种种差异性;这种差异性,相对于圣贤那种理想人格而言则是不完满性。气质之性形成是由于每个人生来所禀之气的品质不那么清明纯粹,从而使得主体内在的仁义礼智之性的功能受到抑制,因而是气禀这种先天因素造成的。因此,气质之性与人格在内涵上的等价性,也就意味着现实人格的不完满性并非简单地是由家庭环境、社会风俗、学校教育等后天因素造成的,而是存在着其先天的根源。

“气质之性”在明代的转变与发展

在朱子哲学中存在着一个深层的两难问题,即至善之天理何以开出恶浊之气,这源于朱熹没有对形下之气质和形上之性作出严格的区分。后来诸儒如王阳明及其后学、东林学者以及心学殿军刘蕺山等,都从不同的角度试图解决这一两难问题。"气质之性"在明代儒学中逐渐演化为"性气合一"的一元人性论,并推动了明末清初实学思潮的发展。

王船山对理学“气质之性”说的检讨与重释

王船山针对程朱将人之不善归于先天“气禀”或“气质”的观点,提出了一种兼具普遍共通性、特殊个体性以及动态发展特征的人性论。然而,船山在不同的诠释文本与论说脉络下,因择取“重释”与“批判”的不同取径,因此对于理学“气质之性”说,表现出复杂分歧的论述。本文结合具体的诠释语境与问题指向,对于这些诠释观点之间的同异作出了细致解读与分析。进而指出不能将船山这些论说分歧简单理解为观点论述之内在矛盾,或仅依著作时间即认为其观点主张发生了截然转变。笔者认为,王船山依不同之文本诠释脉络与论说重点,展现出一种融会经典诠释与理论建构的卓越灵活的哲学创造能力。

论陆世仪“气质性善”人性论思想

在复兴"朱学"的思潮中,明末清初思想家陆世仪不唯力推"朱学"的流衍,而且还改造和完善了"朱学",于人性论方面尤为突出。陆世仪立足于气质论性,提出不少新的观点:"义理即在气质",义理是"气质中之合宜而有条理者","即恒处便是善","性兼理气";人与物之根本区别在于"人可以学问",可以"变化气质",而"物不可以学问"。陆世仪实现了对程朱"义理、气质"人性二元论的系统改造,从而建立起"气质性善"人性一元论体系,丰富和发展了儒家人性论思想。

张载论性——兼论牟宗三对张载性论的阐释

张载认为,性可以从体、用两方面来理解。体之性是太虚之气所具有的“虚而神”的本性,是万物统一的根源、变化的动力,表现为神妙不测的变化性能;用之性是太虚之气所具有的大化流行之妙用,表现为天道流行过程。人之性是体之性、用之性在人伦社会中的呈现,可区分为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天地之性是纯粹至善的,气质之性是恶的来源。人性修养的目的就是要根除气质之恶,复归纯粹至善的天地之性。要回归天地之性,使天地之性统率气质之性,既要“继善成性”,又要“变化气质”。

王夫之的气质人性论

王夫之作为宋明理学史上具有总结性特征的思想家,在理气论上,坚持以气为本的气本论,理是气之理,理气不分先后,理是气之节文的主张,以理气论为前提,在人性论上,他细致分析了气、质、性的关系,认为气质之性乃是气质中之性,气日生日成,性也日生日成,并提出理欲统一,情欲非恶的观点。

从“变化气质”谈张载的“成性”观

张载认为“人性”本于“天性”。他把“人性”分为两个层次,即“气质之性”和“天地之性”。“气质之性”是善恶混杂的低层次状态,“天地之性”是久大永恒的完美状态。要达到理想的人性就应该从“变化气质”出发,不断祛除“气质之性”中的恶,使“天地之性”充分发展。由“气质之性”向“天地之性”发展的过程就是“成性”的过程。从实践层面讲,这一过程的主要途径是“知礼成性”和“学至成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