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现代化中的道德经济及其理解——来自捕捞渔业的人类学案例

近些年来道德经济逐渐成为社会科学的重要概念,这与底层、边缘群体生计方式变迁引起学界的关注有关。在时空切换中,道德责任与经济活动的嬗变关系调节了人们的互惠义务与行为。传统的捕捞渔业带有家长制和生存安全的特征,保障了渔民的生存权利与水上社会的赓续。随着市场机制的引入和生产形式的变迁,渔业趋向工业化生产,而渔民则通过财富积累来抵御个人及家庭的生存风险。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渔业生产推崇自由与公平的竞争伦理,以及对利润追求的理性化,形成了以发展主义为核心的捕捞经济。然而,过度捕捞不仅折射出在生态环境和经济增长方面的道德失败,也严重损害了渔民自身的生存利益。在“人与自然的脱嵌”全面转向“人类与自然和谐共生”过程中,水生动植物得以恢复生息,渔民也从渔业捕捞中抽离出来,处于“渔与非渔”的转型阈限中。为此,倡导生态系统正义与社会正义并举的道德经济既是增强退捕渔民生计韧性的伦理基础,也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水域政区化:新中国水上民主改革的历史透视(1950～1955)年

新中国成立后,水上社会的民主改革与治理工作逐渐提上日程。1950年至1952年11月,全国部分地区开展了第一次水上民主改革,新中国水上基层组织的雏形基本形成。1952年12月至1955年,全国普遍开展了第二次水上民主改革,其工作重心逐渐转向水域政区化建设。建立专门管理机构的目标贯穿于水上民主改革始终。水上民主改革根治了长期以来旧社会形成的水上社会诸多弊病,理顺了水上社会的各种关系,实现了水上社会的良性、健康发展。水域政区化建设保证了水上民主改革深入进行,推动了国家基层政权建设,水上社会逐步纳入新中国行政管理体系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