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水平开放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着力点

中国式现代化是开放型经济的现代化,只能在高水平开放中实现。高水平开放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规律,能够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维护开放型世界经济,营造推进现代化的良好外部环境。高水平开放包括生产力高水平开放、生产关系高水平开放和国际经济关系高水平开放三个层面的内容,具有较大的国际贸易、国际投资规模,国际贸易投资质量高等典型特征。未来推进高水平开放,需要提升外贸质量,建设国际贸易强国;稳定外商投资,打造国际投资强国;强化特殊经济区制度创新功能,升级开放区域平台;对标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推进制度协同改革创新;积极参加全球治理体系建设和改革,推动建立以规则为基础、共同发展为导向的新型全球化。

以高水平开放助推新质生产力发展

新时代以来,中国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高水平对外开放不断跃上新台阶,成为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高水平开放同样是助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动力:制度型开放,有助于吸引全球优质资源要素为新质生产力发展赋能;对“一带一路”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有助于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环境保护等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新议题谈判,将倒逼绿色生产力发展。未来,以高水平开放助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重点路径包括: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为吸引全球优质资源要素营造良好投资环境;推进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走向新阶段,赋能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推进自由贸易协定向更高标准迈进,促进经济发展全面绿色转型。

国际环境演化新特征、影响与中国高水平开放的对策建议

近年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化,中国对外开放的国际环境发生了深刻复杂的变化。理论界和实践中已有的认识存在明显不足,对其主要领域和特征的本质及其影响分析不透,由此可能导致对战略机遇和挑战把握及应对上的偏差。本文通过对当前世界经济不景气、不确定性的超长期性、超强度性和超常规性本质特征进行剖析,研究其可能的影响,进而对中国稳步扩大高水平制度型开放提出若干对策建议。

以金融业高水平开放助力金融强国建设:实践基础、现实困境与策略进路

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明确提出金融强国建设的战略目标,金融业开放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金融业高水平开放通过助力打造中国特色现代金融机构体系、促进金融高质量发展、提升全球金融资源配置和链接能力,以及完善金融监管体系四个方面推动金融强国建设。金融业经过四十多年的开放历程取得了阶段性成就,如初步形成金融业领域外资市场准入型开放制度、金融机构“引进来”和“走出去”的双向开放格局、依托开放平台的先行先试机制以及逐步融入全球经济金融治理体系,但同时也面临着国际金融规则话语权缺失、中资金融机构“走出去”存在梗阻、外资金融机构“引进来”存在壁垒、配套措施尚未跟进以及形成多维度金融风险等现实困境。我国需要从稳步扩大金融业领域制度型开放、提升中资金融机构“走出去”的能级、消除外资金融机构在华展业壁垒、协调推进资本账户开放和人民币国际化、统筹金融业高水平开放与金融安全五个方面入手推进金融强国建设。

高水平开放背景下推进中国与东北亚国家服务贸易的对策研究

服务贸易是全球扩大开放的关键领域,对经济增长有重要推动作用。东北亚区域具有重要区位优势和合作潜力,但是由于多种原因,中国与东北亚国家服务贸易进展相对较慢。RCEP的全面生效和共建“一带一路”的持续推进为深化中国与东北亚国家服务贸易提供了新的契机。在此背景下,中国可借鉴发达国家服务贸易发展经验,结合自身发展特点,通过采取先易后难合作战略、拓展新的合作领域、加强共同市场开放等推进与东北亚国家服务贸易,拓展中国服务贸易发展空间。

论高水平开放与新质生产力的辩证关系

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背景下,高水平开放是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强力支持与发展保障,新质生产力也构成了高水平开放的目标导向与内在依托,二者相互促进、协同发展,其辩证统一成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持续动力。理论层面,高水平开放能够通过集聚优质生产要素、利用国内国际双市场优势、完善技术合作与引进机制以及搭建创新人才流动与合作新渠道等机制,激发并促进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活力。实践层面,需从深化制造业与服务业开放、构建高标准市场体系以扩大制度型开放、促进开放政策创新、优化创新人才激励机制等,以高水平开放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

高水平开放自贸区政策是否提升了城市绿色创新效率——基于中国276个城市的准自然实验

使用2009—2022年中国276个地级市的平衡面板数据,以高水平开放自贸区政策的实施为准自然试验,采用多期DID方法和空间杜宾模型,探讨高水平开放自贸区政策对城市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效果、作用机制和空间溢出效应。结果显示:①中国高水平开放自贸区政策通过规模效应和结构效应,显著提高了城市绿色创新效率,有利于城市高质量可持续发展;②沿海城市相对于内陆城市受惠于自贸区政策的绿色创新效率提升程度更大,并且城市等级越高,越能从自贸区设立的高水平开放实践中把握发展机会,进而有效提升城市绿色创新效率;③从空间创新溢出效应方面,高水平开放自贸区政策对城市绿色创新效率产生了正向的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同时存在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

全面落实中央金融工作会议精神 深入推进金融高水平开放

我国正处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局起步的关键时期,扩大对外开放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文章从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分支机构履职实际出发,从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实践逻辑三个层面,深化对推进金融高水平开放的认识,以实际行动贯彻落实中央金融工作会议精神,担负好时代赋予的光荣职责使命。

职业教育高水平开放合作:立意、要点和路径——以中国—东盟职业教育合作为考察对象

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是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的重要要求,稳步推进中国—东盟职业教育高水平对外开放是深化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和“一带一路”倡议走深走实的重要方式。理论上讲,中国—东盟职业教育高水平开放合作是建设职业教育强国的必然选择,也是提升中国职业教育国际影响力的重要手段。实践中要以完善一体化政策体系为逻辑前提、创建高质量对外开放平台为立足基础、构建多元协同的育人共同体为核心任务,构建一体化中国—东盟职业教育对外开放体系。据此,中国—东盟职业教育实现进一步高水平对外开放需要立足系统思维,构建制度型中国—东盟职业教育合作政策体系;优化国际化平台建设,稳步拓宽中国—东盟职业教育合作新场域;注重生态塑造,打造开放协同的中国—东盟职业教育合作生态圈。

高水平开放视角下的新质生产力发展

高水平开放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动力,也是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的重要着力点。当前,我国对外贸易展现出较强韧性与活力,正以高水平对外开放吸引更多全球要素和创新成果进入中国市场,塑造适应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高水平开放可通过推动技术创新与跨国合作,提升资源配置效率和专业化分工,优化供应链结构和创新生态系统建设,助力新质生产力发展。但国际形势日趋复杂,不稳定不确定性因素增加,我国的开放发展仍面临国外打压、制度型开放空间有待进一步拓展以及高端要素短缺等挑战。对此,可通过深化国际合作、扩大制度型开放、在全球范围内优化资源配置以及加快对外贸易数字化转型等措施,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

高水平开放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内在机制探析

新质生产力是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催生的先进生产力质态。高水平开放是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有效路径,通过集聚全球先进生产要素、优化资源配置、提供创新的制度环境,促进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反过来,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能够扩大外贸规模、增强对外商投资的吸引力,从而促进贸易结构转型升级。当前,在以高水平开放推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过程中,还存在对外开放仍需扩大、开放领域有待拓展、制度型开放不足等问题。需要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打造更大规模、更宽领域、更深层次对外开放的新格局。同时,加快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发挥政府的宏观调控作用,形成与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制度体系,实现高水平对外开放和新质生产力的相互促进,推进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积极打造中国式现代化高水平开放窗口

北京市朝阳区被称为“中国涉外第一区”,汇聚了使馆区、国际组织、国际商协会等大量涉外资源,集聚起一批国际化专业服务机构、国际金融企业等现代生产性服务业机构,形成了独特的国际化禀赋。作为首都对外交往的重要窗口,朝阳区紧盯北京国际交往中心的城市战略定位,抓住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历史机遇,主动融入新发展格局,在提升国际化环境、推进制度型开放等方面持续发力,积极打造向世界展示中国高水平开放的窗口。

在高水平开放中锻造软硬实力兼备的金融市场——提升金融市场国际竞争力和规则影响力新思路

提升中国金融市场国际竞争力和规则影响力,是建设金融强国的重要内容,也是实现金融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保障。实施金融开放以来,我国金融市场国际参与程度虽不断提升,但依然受限于金融市场软实力和硬实力不足,导致竞争力和影响力较弱。面对国际支付清算能力不足、全球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较少以及金融监管引领不够等挑战,要完善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助推人民币国际化;逐步放开外资金融机构准入限制,培育具备国际竞争力的境内金融机构;加强金融科技应用,赋能金融产品和制度创新;提高风险防范精准度,保障金融稳定,从而不断提升中国金融市场国际竞争力和规则影响力。

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与高水平开放

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是实现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方略。首先,以高水平开放倒逼深层次改革,通过深化经济体制、科技体制改革为新质生产力发展营造良好的制度环境,通过建立高标准市场体系完善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激励约束机制,通过吸引全球先进优质生产要素优化生产要素配置。其次,以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培育新质生产力,通过深层次改革实现国内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的双向互联,以构建高标准市场体系高效利用全球先进优质生产要素。再次,深化国际经贸合作为培育新质生产力提供发展基础,通过内外贸一体化拓展新质生产力的市场空间,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延伸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路径。

高水平开放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逻辑、瓶颈与路径

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我国培育和增强经济发展新动能、新优势的重要着力点,而高水平对外开放可以为新质生产力的培育和发展,提供有力支持,发挥推动作用。高水平对外开放通过竞争完善创新激励机制、技术融合与再创造机制、创新要素跨境配置机制和人力资本迭代赋能机制,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与此同时,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重塑下新质生产力面临脱钩挑战、服务贸易结构性失衡的系统性制约与转型需求、制度型开放的深化瓶颈与新质生产力的制度协调难题,以及复合型高端人才匮乏对新质生产力跃升的阻滞效应等重大挑战。高水平开放更好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需要增强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实现新质生产力需求的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可控;深化服务贸易市场准入与改革,驱动新质生产力结构性转型;构建国际化制度创新生态,提升新质生产力的全球竞争力;打造高水平开放型人才体系,增强新质生产力的创新驱动力。

高水平开放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效应及机制研究

制造业是中国实体经济繁荣的中坚力量,政府报告指出要“以高水平开放推动高质量发展”,实现“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也需要加强“高水平开放”的助推作用。通过测算2005—2020年30省市高水平开放指数和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着重分析了中国高水平开放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并讨论了其中的影响机理。研究发现:高水平开放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有显著的促进效应;制造业转型升级效应和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效应是高水平开放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2个重要渠道。研究为进一步促进我国高水平开放和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实践参考。

高水平开放下保障饲料粮供给的新举措与展望

近年来,中国以大豆、玉米为代表的粮食品种进口规模屡创新高,饲料粮短缺问题再次引起社会广泛关注。为缓解饲料粮短期供需紧张问题,政府出台了一系列重要举措增加国内供给,同时持续构建多元化进口格局。一方面,本文以推广玉米大豆带状复合种植、推进玉米豆粕减量替代两项重要举措为例进行分析,确保其取得预期效果的关键是如何通过完善补贴政策,提供农机、农技解决方案和强化技术培训及示范推广,来调动农户、企业等市场主体的参与积极性。另一方面,本文通过对中国饲料粮进口市场现状及剩余空间的分析认为,在主要饲料粮品种(大豆、玉米)进口市场高度集中的情况下,应通过继续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的农业合作、积极加入高标准自由贸易协定来多元化布局进口市场。展望未来,中国进入以制度型开放为标志的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新阶段,农业缺乏比较优势的问题逐步显现,包括饲料粮在内的粮食进口压力将进一步加大,国内要继续深入实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并优化农业支持政策设计,不断提升农业可持续生产能力和农产品竞争力;国际上要主动参与全球粮食安全治理与制度变革,推动公平、公正与包容的全球粮食安全治理规则磋商。

现代化建设新时期高水平开放与高质量发展:理论分析与实践路径

对外开放是中国的基本国策,也是国家繁荣富强的必由之路。传统的开放发展模式在推动经济高速增长,进而助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作出了巨大贡献,但难以适应现代化建设新时期高质量发展的要求。以更大范围、更多领域、更深层次开放为主要内容的高水平开放,同时具有推动创新、协调、绿色、共享发展的重要作用机制,对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无疑具有重要作用。中国要坚持经济全球化正确方向,继续放大向东开放优势,做好向西开放文章,不断扩大服务业领域开放,构建高标准自贸区网络,推动形成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

高水平开放战略下自贸区创新政策纵向挖掘与横向比较研究——基于江苏自贸区视角

作为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自贸区提升战略的落实需进一步发挥创新发展政策的支持引领作用。以江苏自贸区及城市创新政策为研究对象,运用内容分析、频次统计、节点编码技术等可视化工具方法,纵向挖掘创新治理政策的重点领域,并从制度创新、产业布局、载体建设、创新投入四大维度开展横向比较研究。结果表明:“企业”“项目”“人才”等政策语义呈高频分布,反映了自由贸易试验区创新发展的市场主体、重要抓手及重要基础;“管理服务”“支持与激励”等体现了自贸试验区创新发展的主要路径,这一结论在不同自贸片区略有差异,表明自贸片区发展方式具异质性特征;江苏自贸试验区产业布局主要集中在高端装备制造、数字经济、生命健康、金融创新等领域,三大自贸片区及所在城市产业略有重叠。

扩大保险服务业高水平开放的方向

扩大保险服务业开放是实现金融业和服务业高水平开放的重要内容,也是保险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本质要求。扩大保险服务业开放有助于优化保险市场资源配置、促进保险服务业的创新与发展,进而提升我国保险服务业的国际竞争力。但同时,一定程度上会对国内现有保险市场和业务造成冲击,加大相应的跨境风险,同时对相应的法律监管和行业人才培养也提出了更高要求。需要“引进来”和“走出去”协同发展、稳步扩大保险服务业制度型开放、防范和化解相关跨境风险以及不断增强本土保险企业国际竞争力。为此,要在优化市场准入制度、提升保险服务业的创新能力与服务水平、培养高素质专业人才队伍、完善保险服务业的监管体系与政策环境等方面提供政策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