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苏北地区水神信仰的历史考察——以运河沿线区域为中心

明清时期苏北地区黄、淮、运在此交汇,既是漕运和河工重地,也是水神信仰较为盛行的地区。黄河水患、繁忙的漕运和频繁的河工是导致苏北运河区域水神信仰盛行的主要原因。在明清两朝的倡导和推动下,苏北地方官员和民众修建了众多祭祀水神的庙宇和祠堂。崇祀水神在成为明清国家治理黄运水患的重要手段以及黄运沿岸民众精神慰藉的同时,也使得明清时期苏北运河区域民间信仰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趋势。

宋代荆湖北路的水神信仰与生态环境

宋代荆湖北路的水神信仰呈现出鲜明的地域特点:崇拜对象多元,水神庙主要分布在河道险要处与水患频发处,水神的职能以平息水患、守护航道为主,以祈求风调雨顺为辅。这些特点反映出在宋代这一本区历史时期开发的重要阶段,水患、泥石流、滑坡等灾害日渐影响人类活动,人们通过兴修堤防、疏通河道等治理活动来应对生态环境的变化;也反映出当时大规模的开发活动尚处于起步阶段,应对灾害的能力显得不足;同时,官方与民间共同推动了水神信仰的发展。

水系、船帮与景德镇水神信仰

水系是景德镇瓷业生产的重要前提条件和主导力量之一,在瓷业生产和运输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消失的船帮是景德镇城市瓷业发展的记忆和历史见证。景德镇是典型的瓷业生产手工业移民城市,其水神信仰有地域和历史特点,不同地区的船帮有着不同的信仰,也代表了不同的利益集团;瓷业水神信仰体现了功利、政治、文化和灵魂等方面。

明清宁夏平原水利兴修与水神信仰初探

明清旱灾频繁,地处内陆的宁夏平原亦不例外。官民一方面在前代的基础上兴修水利工程,另一方面为了心理慰藉的需要求助于水神,新建或重修相关水神庙宇。故明清两代,宁夏平原的水利工程与水神庙宇数量都大为增加。不同社会应对方式,应是明清宁夏平原旱灾严重时在官民行动和心理上的体现。

水神信仰与洞庭湖渔业文化

洞庭湖水神信仰历史悠久,我们可从相关文献记载和民歌中了解洞庭湖水神信仰的源头。渔民信仰与崇拜水神的活动,贯穿于洞庭湖渔民生产、生活的整个过程当中,湘妃、洞庭王爷、杨泗将军等三位水神在渔民中影响最大。渔民祭祀水神有固定的祭祀仪式,并形成了各种禁忌。

明清时期宁夏地区水神信仰探析

人们的日常生活和生产与水息息相关,尤其在古代农业社会,水量的充足与否关系到农业生产的丰歉,进而影响到人们的生活乃至生存。明清时期的宁夏地区处于传统的农业社会,水神信仰多元化,包括自然神、龙神、人格神。在自然条件、地理环境、政治、文化等因素的影响下,水神信仰呈现出神灵种类多样性、信仰阶层广泛性、南北方明显差异性、政治色彩浓厚等特点。

从龙神到贤人:明清时期地方水神信仰对象的演变——基于碑刻资料中崞县五峰山圣母信仰的考究

明清时期水神信仰对象的多元化特征明显,不同地域空间水神信仰的对象也不同。明清时期崞县五峰山圣母形象的演变,经历了明代正统雨神形象的龙神时期、清代由龙神向贤人的转型时期和清末以来贤人地方化时期的转变,体现了信仰内容由国家控制走向地方自主化、信仰对象由模糊转向具体化、信仰主体进一步明确化、信仰地域范围逐渐固化等特点,而经济基础、自然环境、社会结构、信仰范围等因素的变化系推动水神信仰变迁的内在动力。

试论明清鲁中地区水神信仰

水是生命之源,与人们生产、生活息息相关,在以农业立国的中国,早在原始社会后期就已经产生了水神信仰。明清鲁中地区是一个典型的农业社会,其水神信仰具有地区和历史之特点,主要表现为:参与者广泛,神灵体系完备,祈雨行为功利化,政治、道德色彩浓厚、具有地域特色等,既对前代有所继承、发展,又与周边地区有所不同,这些无疑与当地的自然、地理环境,政治、文化传统息息相关。

明清时期徐州地区水神信仰初探——以徐州府辖区为中心

水神信仰作为古老的自然崇拜形式,在中国古代民间信仰中占有重要地位。黄河水患的严重危害以及徐州繁忙的漕运和频繁的河工是导致徐州水神信仰兴起的主要原因。明清时期在国家的倡导和推动下,徐州地方官员和普通民众修建了众多用于祭祀水神的庙宇和祠堂。水神信仰的盛行使明清时期徐州的民间信仰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趋势。

明清时期苏北运河沿线区域的水神信仰

明清时期苏北地区黄、淮、运在此交汇,地理位置极其重要。黄河水患的严重危害以及繁忙的漕运和频繁的河工是导致苏北运河区域水神信仰盛行的主要原因。在明清朝廷的倡导和推动下,苏北地方官员和普通民众建立起了众多用于祭祀水神的庙宇和祠堂。水神信仰的盛行使明清时期苏北运河区域的民间信仰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趋势。

历史时期洪洞水神信仰问题初探

历史时期的洪洞、赵城两县,因霍泉之利、旱灾之扰而长期存在着水神信仰,承载者就是霍山脚下的霍泉水神庙——明应王庙,从唐代建庙以来,一直受到由官府到百姓的正式崇祀,发挥着祈求风调雨顺、维护水利秩序、实施有效社会控制等方面的功能。

水患与水神信仰:荆州万寿宝塔的见证

万寿宝塔是在观音寺所在地理环境变迁、水神信仰发展演变的背景下修建的。作为水神信仰的崇拜对象,宝塔具有世俗性、功利性、公众性的特征。宝塔的修建反映了明代社会区域整合的需求,对区域经济(包括城市扩张)产生了重要影响。

明清时期聊城地区水神信仰述略

明清时期的聊城既是漕运必经之地,同时也是水神信仰较为盛行的地区。水神种类众多,其中既有官方崇奉的金龙四大王、晏公、漳河神等运河水神,也有民间信仰的龙神、二郎神赵昱、羊使君等水神。漕粮运输的现实需要是导致金龙四大王等运河水神信仰盛行的主要原因,频发的水旱灾害则导致了当地治水神和祈雨神信仰的盛行。水神信仰对明清国家及当地社会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在漕粮运输和地方水旱灾害防治中,水神信仰起到了组织动员、安定人心的作用。通过为治水名人或河漕有功官员修建祠堂,撰写碑记,亦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崇德报功的功能,水神信仰还有文化娱乐的作用,演剧酬神在娱神的同时,也达到了娱人的目的。

明清时期淮安地区水神信仰初探——以淮安府辖区为中心

明清时期淮安地区黄、淮、运在此交汇,地理位置极其重要。黄河水患的严重危害以及繁忙的漕运和频繁的河工是淮安地区水神信仰盛行的主要原因。崇祀水神既是明清国家治理黄运水患的重要手段,也成为黄运沿岸民众的精神慰藉。水神信仰的盛行使得明清时期淮安地区的民间信仰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趋势。

一部探索湖湘民俗文化的力作——评《洞庭湖水神信仰研究》

民俗是地域文化的核心,湖湘民俗文化中的水神信仰文化真实地反映了湖湘民众对水的感恩与敬畏,反映了人类的生存发展与水的息息相关。洞庭湖水神信仰历史悠久、形态万千,伴随着漫长历史发展进程,已成为湖湘民众历史记忆、精神气质、祖先崇拜、艺术审美的复合体,成为湖湘的文化血脉与精神品格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过去学界对此重视不够,很少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

明清时期济宁地区水神信仰史考

明清时期的济宁是典型的运河区域,也是水神信仰较为盛行的地区.从功能角度看,水神信仰包括两大系统,即与运河有关的官方河神系统和与祈雨有关的民间水神系统.治运、保漕的政治目标以及神道设教、崇德报功的文化控制手段是正祀河神大量存在的原因.由于济宁是明清河道总督驻地,故以祭祀治河有功之臣的治水人格神信仰极为盛行.频发的水旱灾害也导致了当地治水神和祈雨神的盛行,地方先贤和历史人物成为祈雨的主要对象.当地特殊的自然和社会环境造就了水神信仰的多样性和复杂性,这种差别和对立成为运河区域特有的社会现象.

治水与教化:明清时期德州地区水神信仰的历史考察

明清时期的德州是典型的运河区域,也是水神信仰较为盛行的地区。在官方"治水"、"保漕"与民间"祈雨"、"自保"的观念和文化传承之中,水神系统逐渐形成和确立。从功能角度看,水神信仰包括两大系统,一是与运河有关的官方河神系统,二是与祈雨有关的民间水神系统。治运、保漕的政治目标和神道设教的文化控制手段是正祀河神大量存在的原因。当地特殊的社会结构、文化传统又使得区域水神信仰呈现出显著的地域特色,崇祀神灵成为地方官员和士绅实施社会教化、维护地方社会秩序的重要手段。两者之间的差异和不同成为运河区域特有的文化现象。

民初五台大建安伏水会与水神信仰

五台大建安伏水会是一种特殊的庙会,民初达到了极盛。伏水会的实质是水神信仰,核心是对龙王龙母等神灵的祭拜,是群体性的水神信仰实践。伏水会的传说是水神信仰的集体记忆,伏水会的流程体现了水神信仰的仪规化,伏水会的影响是水神信仰功能的体现。伏水会的水神信仰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当地农业、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也改变着百姓的日常生活,影响着百姓的社会交往,但也含有一些＂封建迷信＂糟粕,对地方社会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在全球化的今天,既要重视伏水会的经济功能,更要注重挖掘和创新伏水会的文化内涵和社会功能。

水神信仰影响下的“洞庭渔歌”研究

湖南省洞庭湖流域的"洞庭渔歌",是洞庭湖区渔民、船工在生产生活中形成的,兼有娱神、娱人功能的艺术表演形式,至今仍然保留着完整的曲谱和严格的程式。

清至民国时期平定地区的水神信仰初探

清至民国时期,天灾人祸不断,为了满足民众祈雨时的多重需要,平定地区水神信仰的类型增多,不仅有传统的龙神信仰,自然神、古代先贤和本地传奇人物也都进入水神的行列。此时的水神信仰达到顶峰,信仰范围广泛,功利性和农事性极强。人们不仅在水旱灾害多发的时段举行定期祭祀水神的庙会,还在发生严重旱灾时举行特殊的祈雨庙会。作为地方文化,水神信仰有助于整合地方社会秩序,发展地方经济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