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灌溉水费承受能力测算初步研究

应用2006年5个省份110份农户调查问卷,结合农业水价综合改革试点工作,分析了农民灌溉水费承受能力研究的现状及存在问题,提出传统方法不能全面真实反映农民的承受能力。通过调查数据分析,农民灌溉水费承受能力的影响因素主要包括经济因素和心理因素,据此提出了在不同类型地区应测定不同的心理承受能力系数和经济承受能力系数的新承受能力测算模型的初步设想。

河北地下水超采区基于农户水费承受能力的水价提升空间

基于农户视角,采用水费承受指数方法计算灌溉水价,分析两种情景下的水价提升空间及农户可接受的比例。研究结果表明,在“以电折水”方法计算的实际灌溉用水量情景下,水价提升空间很小,而河北省灌溉用水定额情景下,水价具有一定上涨空间,其中小麦的水价提升空间为0.02~0.33元/m 3,玉米的水价提升空间为0.03~0.54元/m 3。基于“以电折水”农户对于水价提升可接受的比例为9.46%~20.43%,基于灌溉定额农户对于水价提升可接受的比例为24.53%~60.84%,这揭示水价提升不仅与生产投入和产出有关,而且与灌溉用水量有着密切关系,据此提出减少灌溉用水量的对策和建议。

黄河下游引黄灌区农民用水户水费承受能力分析

通过对黄河下游引黄灌区典型农民用水户收支情况调查,从水费占生产成本、水费占农业产值、水费占净收益、水费占灌溉增产效益的比例4项指标分别分析农民用水户水费承受能力,从中得出黄河下游引黄灌区农民用水户水费承受能力尚有一定潜力。

黄河下游用水户水费承受能力的调查分析

通过对黄河下游用水户水费承受能力的调查 ,并进行科学合理的水价决策分析 ,得出不管是农业用户还是工业及城镇用户对水价的上调均有一定的承受能力的结论。

中山市农业供水成本核算及农民水费承受能力分析

农业用水是用水总量的重要组成,推动农业节水对促进水资源可持续开发利用意义重大,水价作为经济杠杆对水资源管理和农业节水具有重要作用。该文对中山市粮食作物、经济作物和水产养殖供水成本进行了核算,并具体分析了农民水费承受能力。结果表明,农业供水终端水价:粮食作物运行维护成本水价为95.730元/(亩·a),经济作物完全成本水价为135.545元/(亩·a),水产养殖补偿成本水价为317.647元/(亩·a),均在农民承受能力范围以内。考虑到农民缴费意愿和财政补助的可能性,中山市国有骨干农业供水工程水价继续由政府财政全额补贴,末级渠系和小型灌区等农业水价实行协商定价管理。

农民用水户的农业水价承受能力研究

基于对3个典型地区68户农业用水户入户调查数据，采用支付意愿评估法分析农民用水户的水价承受能力问题。分析调查从家庭特征、水费支出情况、水费承受意愿以及对水价变动反应等方面分析和探讨了农业用水户面对不同水价政策变动的态度和应对措施。分析结果表明：水价变动对农民用水户的用水意愿和实际用水行为均能产生显著作用，其应对农业水价改革的决策行为是“理性的”和“利己的”，国家制定的相关政策只有在能够充分考虑到农户的实际反应时才能发挥最大的政策效应。

宁夏用水权基准价格测算及政策建议

为了避免用水权交易价格过低,并引导宁夏回族自治区用水权市场良性发展,基于模糊数学法、熵权法及水费承受能力对宁夏黄河水、地下水和山区地表水三类水源的用水权基准价格进行了测算。研究结果表明:三类水源中,地下水用水权基准价格最高,山区地表水次之,黄河水最低,其用水权基准价格的综合评价指数分别为4.500、4.406和3.791;从不同用途的水权基准价格来看,工业用水权基准价格最高,经济作物次之,粮食作物最低;水源类型和用途分别通过评价因素和水费承受能力影响用水权基准价格。

成都城市居民累进阶梯式水价结构与政策效果分析

水价改革是近年来政策变革和学术研究的热点问题。由于水资源本身兼具资源产品、民生产品和普通商品的特征,居民水价改革需要兼顾资源配置效率和居民的水费承受能力的同时,也需要关注对收入分配的影响以及节水效应。本研究针对成都市拟议中的累进阶梯式水价改革,基于全社会成本定价原则,通过设计不同的全社会成本水平和对应模拟不同的阶梯式水价结构,选取能够刻画居民用水需求特征的二次近似完美的需求体系,并利用相关计量经济学方法,实证分析价格结构的差异性设计对不同政策方面的影响。首先,横向比较分析的结果表明,总体而言,累进阶梯式定价有助于兼顾效率与公平,但不同的价格结构会影响到收入分配效果和节水效应。两阶梯价格水平差越大,收入群组间的交叉补贴相应越大。阶梯价格差越大的设计反映出的结果是,通过对高收入群组奢侈性部分用水征收更高的费用,从而使得所有居民能以更低的费用满足生存性的用水需求,即实际上体现为基本和奢侈性需求这两部分用水的成本在收入群组间不同的分担比例形式。同时,不同价格结构下的人均用水量也有所不同。这些差异的客观存在,表明阶梯式水价政策改革需对各种可能方案进行评估,以确保在各种政策效果间进行合理的权衡。此外,当较高收入群组的奢侈性用水量较大时,可考虑三阶梯甚至更多阶梯数的结构设计。阶梯数设计越多,可以对不同奢侈性用水制定不同的价格,以更加灵活的方式分担奢侈性用水的成本。但需要注意的是,更多阶梯数的设计可能会导致更大的交易成本(例如居民对价格结构的认知成本、计费的会计成本等)。该结论同样提示政策制定者需要权衡不同阶梯数设计的利弊以做选择。其次,针对不同水平的全社会成本所进行的纵向比较发现,当全社会成本水平越高,不仅表明水价综合水平的提高,同时也需要设计更多阶梯以及奢侈性用水阶梯需要设计更高价格水平的要求,该结论表明阶梯定价水平和价格结构都必须根据全社会成本水平的变化进行适时的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