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政策法治战略论:永久性收入假说的逻辑推论

从永久性收入假说出发 ,弗里德曼否认了经济的内在不稳定性 ,否定了财政政策的极端重要性 ,通过强调财富作用增强了货币政策的重要性 ,同时还论证了货币需求的稳定性和货币流通速度的稳定性 ,由此得出的政策结论是 :财政政策作用非常小 ,“唯有货币最重要” ,货币政策应执行法治战略。

陕西省居民收入与消费的研究——基于永久性收入假说模型的分析

本文利用永久性收入假说模型(Permanent income Hypothesis)对陕西省城镇、农村居民的收入与消费的关系进行了定量分析。发现当居民永久性收入增加10%,消费就会增加9.8%。因此,带动陕西经济发展的一个方式就是政府可适度扩张性财政政策,完善与建立社会保障体制,给居民一个收入持久增加的预期,从而增加消费,实现地区经济增长。

陕西省居民收入与消费的研究——基于永久性收入假说模型的分析

本文利用永久性收入假说模型(Permanent income Hypothesis)对陕西省城镇、农村居民的收入与消费的关系进行了定量分析。发现当居民永久性收入增加10%,消费就会增加9.8%。因此,带动陕西经济发展的一个方式就是政府可适度扩张性财政政策,完善与建立社会保障体制,给居民一个收入持久增加的预期,从而增加消费,实现地区经济增长。

永久性收入对城镇居民消费的影响有多大?——基于相对重要性分析的方法

文章在永久性收入假说基础上建立计量模型,采用中国30个省1996-2013年的面板数据研究永久性收入对中国城镇居民消费支出的影响。研究发现,暂时性收入、永久性收入以及金融发展水平对城镇居民消费水平都有显著影响。为了进一步探究永久性收入对城镇居民消费的解释能力,我们使用R2分解方法对回归结果进行相对重要性分析。分析结果表明,暂时性收入是影响我国城镇居民消费水平的最重要因素,永久性收入的相对重要性远远低于暂时性收入的相对重要性。暂时性收入对城镇居民消费的解释力达到38.08%,而永久性收入的解释能力则仅有8.13%。

中国居民预防性储蓄与财富积累研究——基于2010-2016年CFPS数据

利用CFPS2010-2016年数据分析收入不确定性对中国城乡家庭财富积累的影响,结果证实了预防性储蓄动机的存在。为了进一步探究预防性储蓄对家庭财富积累的贡献度,本文从数理模型推导上得出收入不确定性对家庭财富积累的贡献度,并对预防性储蓄的重要性进行量化分析,结果发现预防性储蓄占家庭金融性财产的18%-28%。并从财产水平和生命周期两个视角探究预防性储蓄对家庭财富积累的作用机制。

财富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基于微观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根据生命周期假说和永久性收入假说,利用2009年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问卷(China Health and Nutrition Survey,CHNS)的微观数据,采用ordered probit计量模型,从实证的角度重点考察永久性收入和房产财富如何影响居民的主观幸福感。研究发现,与当期收入相比,永久性收入和房产财富是居民主观幸福感更为重要的影响因素,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永久性收入和房产财富的相对值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要大于这二者的绝对值。总体来说,永久性收入财富的幸福效应强于房产财富,但是这一结果存在城乡、性别及地区差异。这些经验发现可以为政府逐步改善人民生活水平、提升生活幸福感提供了可靠的政策依据。

深入认识消费现状,提高农村居民消费水平

分配和消费一直都是影响经济发展的两个重要因素,同时分配和消费又相互影响着对方。尤其在现在爆发全球性金融危机的情况下,我国的经济发展面临着国外需求萎缩,国内需求有限的艰难局面。因此如何扩大消费,促进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成为当前经济工作的重点。本文主要通过分配和消费两者关系的论述来分析通过分配扩大消费促进经济的理论依据。

略论“二分法”的发展和演变

是否承认货币经济与实物经济的“二分法”,而今已成为划分宏观经济学派的重要标准之一。古典学派认为 ,货币经济对实物经济没有任何影响 ,二分法总是成立的。维克塞尔借助于价格变动说明二分法只有在货币利率与自然利率相等时才成立 ,而通常情形下是不成立的。凯恩斯直接利用产量与就业的决定及其变化彻底破除了二分法。

收入冲击、社会网络与消费平滑——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的分析

采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2010—2018年5轮面板数据,将收入冲击分解为暂时性收入冲击和永久性收入冲击,测算了不同收入冲击下互惠网络和宗亲网络的消费平滑作用.研究发现:当面临暂时性收入冲击时,互惠网络和宗亲网络均可平滑90%以上的收入冲击,是一种可靠的短期消费平滑机制;当面临永久性收入冲击时,互惠网络的消费平滑作用减弱,但是宗亲网络仍能发挥明显的消费平滑作用.分城乡看,暂时性收入冲击对农村家庭消费的负面影响更大,永久性收入冲击对城市家庭消费的负面影响更大,农村家庭比城市家庭更倚重社会网络的消费平滑机制.未来,应继续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和大力发展金融市场,激发居民消费潜力,促进居民消费高质量发展.

江西省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的影响因素分析

消费、投资和出口是扩大总需求从而保证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2008年后世界经济的疲软使得中国的净出口显著减少。改革开放后的持续高投资使得想要单纯的靠继续提高投资来拉动经济增长已不太现实,中国不得不重新审视扩大内需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农业大国,农村居民消费市场潜力巨大,但长期的农村居民消费却明显不足,故缩小城乡消费差距、扩大农村居民消费是实现内需拉动国民经济稳定增长的重要途径。本文正是基于这样的背景下,对江西省2000—2013年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发现江西省农村居民消费受永久性收入影响较大,受短暂性收入影响较小。除了受收入影响外,还受商品零售价格和存款利率的影响。笔者根据结论提出了相应的建议以改善江西省农村居民消费水平。

消费平滑、收入波动和局部保险——基于农村居民数据的分析

本文运用农村固定观察点的面板数据,研究了农村居民在暂时性收入冲击和永久性收入冲击下的消费保险问题。我们发现,中国农村居民能够通过消费平滑机制抵消部分暂时性收入冲击对消费的影响。而绝大部分的永久性收入冲击,都能传导到消费波动。进一步的细化分析发现,亲友间的转移支付比财政转移支付更能增强农民平滑消费的能力,户主从事非农就业活动、具有较高的教育水平和户主处于青年阶段等因素都能提高农村家庭对永久性收入冲击的保险程度。深入分析农村居民面对收入波动时的消费行为,对于当前促进农民消费,释放农村消费潜力,具有重要政策意义。

如何更准确地预测贫困脆弱性:基于中国农户面板数据的比较研究

如果能够预测未来将要发生的贫困——贫困脆弱性,那将对扶贫战略具有重要意义。遗憾的是,尽管不少研究提出了一些预测方法,但其准确性如何却不得而知。基于中国1995—2005年的一组农户面板数据,本文将比较不同方法的预测结果与后续3年内实际发生的贫困,以检验其准确性。结果表明,使用越长的面板数据并不一定能够得到更高的预测精度;利用自导法推断未来收入的分布,并不能显著改进预测效率;而与通过回归或简单算术平均方法获得永久性收入的方法相比,加权平均法能够明显带来更高的预测精度。本文的一系列结论对于贫困脆弱性研究以及根据贫困脆弱性来确定反贫困政策都具有重要意义。

我们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准确预测贫困脆弱性?

贫困脆弱性自从被作为一种前瞻性的理念由世界银行正式提出来之后,便迅速成为发展经济学的一个研究热点。然而,不同的研究者对它的定义和度量方法并不同。本文利用来自中国的农户调查数据检验预测贫困脆弱性的精确性的决定因素。我们发现:预测的精确性与贫困线和脆弱线的选择、家庭未来收入均值的计算方法密切相关。本文的发现为我们理解贫困脆弱性的度量方法以及政府从贫困脆弱性的视角制定反贫困政策提供了参考。

转轨时期我国居民消费行为的区域特征与城乡差异

本文在对凯恩斯消费理论和永久性收入假说理论进行分析的基础之上,利用样本数据在数据平稳与非平稳两种情况下对我国不同地区城乡居民的消费行为特征进行了经验实证,并分析了所得结论背后的经济学成因。

居民消费行为特征及其含义:总量分析与地区比较

关于消费的决定，不同的理论采取了不同的表述方式，古典宏观经济学认为消费函数具有如下的形式：

中国消费不平等演变趋势及其原因

探究消费不平等对于理解中国居民经济福利不平等具有重要意义。利用1992-2010年城镇居民调查数据,本文考察了居民消费不平等的演变趋势和原因。结果发现:1992年以来,中国居民总体消费支出不平等呈上升趋势;分类看,教育、娱乐和交通通讯消费支出不平等程度上涨幅度更大,而家庭设备用品和医疗保健消费不平等则呈下降趋势。通过分解收入不平等,我们发现临时收入不平等对消费不平等具有重要影响。这表明政策制定者应进一步完善消费信贷市场和社会保障,减少临时收入波动对居民消费不平等的冲击。

玛格丽特·里德对家庭经济学和消费行为学的贡献--著名女性经济学家学术贡献评介

著名女性经济学家玛格丽特·里德将其一生无私地奉献于经济学研究事业。本文追溯了里德的学术人生:她首先提出家庭生产的定义,并列举四种衡量家庭生产活动价值的方法;在消费行为学研究领域,她总结了永久性收入的概念和计算方法;晚年的她专心地投入到人口健康领域的研究工作中,重点研究关于收入和健康之间的关系。最后,文章综述了里德学术贡献的独特价值。里德的贡献不仅推进了家庭经济学和消费行为学的理论研究,而且对相关学科领域的理论研究产生了直接影响。

中国宏观经济运行:从现象到规律

本文对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的规律进行了深入的剖析,发现尽管1952-2013年中国的经济体制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宏观经济运行的规律性却贯穿了大半个世纪。文中我们用计量的方法证实了消费的永久性收入假说和投资的加速原理的有效性,并检验了财政支出和货币供给对国民收入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