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免义目的小句的句法语义分析

现代汉语里,求免义目的小句的标记,绝大多数时候居于句首,偶尔位于句中。求免义目的小句通常负载新信息,这使得它几乎总是后置于行为小句。求免义目的小句的主语论元存在显性编码和隐性编码两种形式,但大多数时候采用后者。不管采用何种编码,它们在语义上大都受行为小句的主语、宾语或定语的约束。求免义目的小句表达的事件或状态常常是人们不希望发生的,正是语义上的这一限制,求免义目的小句呈现出肯定与否定的不对称:不论行为小句是肯定句还是否定句,目的小句绝大多数为肯定句。

康有为《大同书》中的免苦求乐哲学

苦乐哲学,自古有之。早在先秦时期,孔子便流露出对乐的欣欣向往。岁月变迁,近代的康有为亦表达出对乐的孜孜以求。康有为把对乐的追寻与对大同社会的建构合而为一,故本文以《大同书》为蓝本,着重探讨康有为的免苦求乐哲学。具体说来,《大同书》以论述人类诸苦为起始,以构建极乐的大同社会为终极追求。去苦求乐的过程是大同理想逐步建构的过程,乐的实现是大同理想美梦成真的表征。免苦求乐哲学作为《大同书》的原理,既体现了康有为一贯秉持的哲学理念和价值诉求,又与康有为追寻的至平、至公、至仁的大同理想一脉相通。在由苦至乐的逻辑结构中,康有为通过对苦难根源的分析,提出了破除九界的大同策略,以期谋求全体人类的快乐。探讨康有为《大同书》中的免苦求乐哲学有助于进一步挖掘康有为大同之梦承载的历史意蕴与价值诉求,有助于为求乐的现代人提供精神上的致思方向与反思借鉴。

意向性视角下的禁忌语研究

禁忌语属于言语行为规范的范畴,是社会文化的组成部分,与各民族基本的价值观大体一致。其运作过程中,心智的意向性作为先导,话语主体出于"利己"的动机,在具体言语活动中基于求得或求免原则进行价值判断和选择,决定意向态度和意向内容,即什么不能说,应该避讳,进而调整具体言语表征形式。此外,禁忌语也表现出一定的动态性和相对性。

中国近代新公德观略论

中国近代新公德观略论·关健瑛公共生活领域是人类社会生活三大领域之一。为了维持公共生活的正常秩序，人们总是要遵守一些最基本的准则，来规范人在公共生活中的行为，使整个社会生活正常运转。社会公德是一个社会文明程度的标志。本文拟对中国近代的新公德观作一番回顾...

中日近代新学“人”范畴比较

中国近代新学是中国资产阶级的哲学运动,也是中国近代哲学的主流。它的实质是反对封建,开启蒙昧。它的表现是抨击封建专制,宣传“天赋人权”;反对封建礼教,提倡“人性平等”;揭露封建愚昧,鼓吹“开启民智”;批判封建体制,实践“三民主义”。其中,“天赋人权”是从人道主义出发,对人的本质的阐述;“人性平等”是从伦理道德出发,对人的尊严的赞美;开启民智是从人类文明出发。

近代求乐免苦幸福观浅论

在中国近代的社会背景下,西学东渐的局面使中国人的价值观、幸福观发生改变,一些思想家以批判三纲、提倡自由、平等为前提,自戊戌维新时期开始,尤其在五四运动期间,逐步出现了带有西方功利主义倾向的求乐免苦思想,进而以自然人性论为理论前提,形成了注重利群且倾向合理利己的求乐免苦幸福观。在近代,求乐免苦幸福观充分展示了其重要作用及其历史局限性。

康有为的人生哲学

康有为以自然人性论为基础,借鉴西方的自由、平等、博爱、人权学说,主张人性平等、个性解放,开启了中国近代人生观的革命。他构建了一个具有浓厚乌托邦色彩的人生乐园——大同世界。他早年激进,晚年保守,自信自负,言不顾行,是中国近代史一个既有传奇色彩又颇有争议的矛盾人物。

中国近代化通途的理性先知——析康有为思维深层的现代性价值理路

中国近代史上有一个耐人寻味的历史趣相 :由中国共产党人开拓的民族近代化的实践道路———从解决人民的生存问题入手 (以土地革命为开端 ) ,通过完成民主革命 ,转向社会主义的前途 ,事先竟以不成熟的理论雏形存在于康有为的进化论学理之中 ,并合逻辑地表现为 :“求乐免苦”的人本质论 (解决民生问题的思考 ) ,“以群为体 ,以变为用”的政治创见 (解决近代民主问题的思考 ) ,“大同”的社会主义远景说 (解决民族终极前途的思考 )。由此可见 ,康有为的思致在质底上代表了中国近代化的“社会期待” ,———某种潜在的禀有必然性的社会要求。因此 ,它迟早会扩延为普遍的社会心理 ,并以不可遏止之势最终决定近代化实现的路向。在这个意义上 。

康有为情欲心理学思想探要

康有为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资产阶级维新运动的领袖,他不仅以救亡图强为己任,倡导变法改革,而且在许多人文科学中也颇多建树.他思想敏锐深刻,言论惊心动魄,被称为晚清思想界的“大飓风”、“大地震”、“火山大喷发”①.本文是对康有为情欲心理学思想的初步探索.

无善无不善:中国近代伦理学说的基础和前提

东方文化的认识传统是伦理道德与哲学的水乳交融,自成一体。这个文化规则使中国哲学不仅一经产生便接纳道德伦理为其主要内容,而且往往归缩于关于人性善恶的这个牵动千古、恒提恒新的热点上。 到了近代,人性启蒙、道德重建的政治契机和现实需要不仅重提而且加强了这一主题。探讨之活跃、论题之广泛,较之从前都有过之而无不及。有人主张人性博爱、利群,有人断言人性利已、自私;有人宣称人性为“求乐免苦”,有人则信守人性苦乐相伴、无乐可求……总之,各抒己见,蔚然大观。这其中,既有对中国传统人性论的弘扬和继承,又有对西方资产阶级人性论的借鉴和发挥。不论是其来源还是其内容,都给人一种庞杂无序的感觉。然而,如果我们进一步寻根问源,则不难发现:这些貌似对立、牴牾的言论之所以能够同时并行,甚至出于同一人之口,除了理论上的矛盾和困惑之处,还有更深一层的根源。

戊戌前期康有为理欲观之探析

义利,理欲之辩历来为中国人所重视,且一度成为维护封建专制统治的理论工具。戊戌前期,资产阶级维新派领袖康有为针对宋明理学家们所提倡的“存天理、灭人欲”的禁欲主义论,较系统地提出了反映资产阶级意志和要求的理欲观,在当时的思想界引起了极大震动。这个问题很值得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