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难中诞生的求是书院——浙江大学溯源(1897-1927)

1月22日,在全省档案局长会议上,省档案局局长鞠建林部署了今年及十二五期间全省档案工作任务,并将大力推进档案文化建设,实施"浙江记忆"工程列为重点工作之一。为了配合做好相关的宣传报道,从今年起,本刊将结合"浙江记忆"工程,陆续推出浙江名校、名人、老字号、代表性家谱、典型家庭等系列文章,以飨读者。

辛亥革命前期蔡元培与求是书院事迹述略

通过考察辛亥革命前期(1899-1906)蔡元培与求是书院鲜为人知的事迹,包括蔡元培广交求是师生,艰辛探索中国教育向近代转型之路;奔走求是"罪辫文案",声援求是学生风潮;呼应求是留日师生革命运动,共同走向辛亥革命等,不仅为补遗蔡元培生平传记,也为"浙江是辛亥革命重要策源地之一"一说提供一个有价值的历史佐证。

求是书院与辛亥革命

1911年11月,浙江响应武昌爆发的辛亥革命,并光复省城杭州,不到两个月全省实现光复。据当时参与光复浙江的革命党人马叙伦的观点,求是书院对于＂浙江光复＂具有＂直接的历史影响＂（马叙伦《关于辛亥革命浙江省城光复记事的补充资料》,见存萃学社编集《辛亥革命资料汇辑》第3册,大东图书公司1980年版,第81页）。那么,求是书院与浙江光复及辛亥革命关系究竟如何呢？笔者认为,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求是书院传播革命思想。甲午战争以后,时任杭州太守的林启深受维新思想影响,主张变革,开办新式教育,创立了求是书院。在求是书院中,不少师生思想先进,倾向维新和变革,在课堂内外传播民主思想,反对清朝专制。

求是书院“中学教习”考述

求是书院是中国人自己创办的最早的新式高等学堂之一。本文通过对求是书院＂中学教习＂这一职务的担任者、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等的考述,展现中国近代教育在这一时期＂兼课中西＂、救亡图存的文化特色。

宋恕在求是书院任教时间考辨

宋恕是鲁迅挚友许寿裳的“四大护法”之一，曾在杭州求是书院担任国文总教习，许寿裳在《（宋平子先生评传）序》中称赞宋恕：“掌教杭州求是书院，余幸得亲炙，虽为时仅四月，而获益之大，受知之深，毕生不能忘也。……其教法重个性，主自由，‘取法象山，限规不立，经史子集，任择从事’。循循善诱之功，非庸师所能企及。”

求是书院界碑

在浙江大学玉泉校区大门内右侧第十一教学大楼前的香樟树丛中，卧着一块“求是书院界”碑。这块石碑原立在求是书院原址——杭州蒲场巷（今大学路），标志着书院的边界。1992年，石碑因城市改造被移至浙大玉泉校区。浙大举行了“求是书院界”碑文化景点落成典礼。

晚清1897——求是书院

杭州求是书院的创办至今已有一百十个年头。之所以后人还在说道．其因缘是我国近代维新运动的产物和书院的旧址还在（普济寺的大雄宝殿）。

求是书院：务求实学 存是去非 浙江大学：求是创新 雄鹰腾飞

浙江大学的前身求是书院创建于1897年，是中国近代史上效法西方学制最早创办的几所新式高等学校之一。求是书院自创建之日起，就提倡“务求实学，存是去非”。并在师生中逐渐形成了“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以尽一己职责”的“求是”校风，这种校风一直延续到以后的浙江大学。

“求是”岂能忘“育英”?——兼论杭州育英书院的文化遗址保护

在浙江大学西溪校区的大门口有四个大字颇为吸引过路人的眼球——"求是育英"。它们时刻提醒我们,除了求是书院之外,还有一个历史更为悠久的书院跟浙江大学校史密切相关,那就是之江大学的前身育英书院。但是关于育英书院和其前身育英义塾这段早期之江大学历史目前已经基本上被人们所遗忘,育英书院和育英义塾的遗址也已经危在旦夕。本文拟利用新发现的史料,来重新追溯这段珍贵的历史,以唤起人们对于之江大学历史和对于育英书院和育英义塾遗址保护的关注。

孙宝瑄与求是书院史事考

1901年夏秋,自创建以来一直执掌求是书院的陆懋勋因需到翰林院供职,决意辞去总理一职,由监院陈仲恕代理,后由劳乃宣接任。查《孙宝瑄日记》(中华书局编辑部编、童杨校订《孙宝瑄日记》,中华书局2015年版,以下引文出自此书者只标注页码)可以发现,在劳乃宣之前,孙宝瑄一度被其在求是书院的友朋推荐为总理人选,然终因得不到杭州士绅的支持而落选。此事颇能反映求是书院当时的运作情形。

求是书院诸生上书浅议

时任浙江巡抚廖寿丰、杭州知府林启等人创建的求是书院于1897年5月21日开学，是年10月24日，上海的《萃报》刊登了《求是书院诸生上总办林迪臣太守书》，学生邵孝义等针对院中利弊，提出了如下“心历身受之言”：

求是书院时期的钱均夫

钱均夫是著名科学家钱学森的父亲,毕生以教育救国作为己任。考察钱均夫的生平,其教育救国思想形成于1899年至1902年求学求是书院之际;其间,他在近代教育体制的氛围和熏陶中,不仅学习新知识和新文化,而且在思想上受到启蒙,树立起教育救国的志向。

万松岭上话书院（上）——一位财税工作者关于教育的札记

古人曰：“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也许与身材魁伟、四方脸上常常架着一付黑色窄边树脂眼镜的浙江大学校长潘云鹤有着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共同兴趣，每年参加人代会，我们几乎都要天南地北地聚道交谈对此类问题的认识。云鹤先生作为著名大学的校长，当然忘不了浙大的前身－－求是书院及其沿革。所以2001年3月4日我们所议论的主要内容即是书院教育，作为一名财税工作者，我认为中国政府和人民向来有尊师重教的良好风尚，舍得在教育上投资，若以公元2001年教育经费的财政邓算支出为全,名央本级为219.63亿元，占中央全部财政支出5845.17亿元的3.76％，浙江省达88.20亿元，占全省财政支出468.50亿元的18.82％。即使在衽教育实行私塾制度的古代，国家财政对教育的支出也有一定,吧清代为例，根据《嘉庆会典》记载，中央政府每年科场财政支出即达白银30万两，约占全年财政支出的1％（嘉庆十七年财政总支出为3150万两），若加上各级地方政府支出（浙江省本级即逾2.39万两）至少40万两，两者合计应不少于70万两。另外,吕央的国子监、省级书院、府学、县学等近2000个教学单位的开支和近3万名官学生员的生活补助（相当于现代的助学金、奖学金）若以50万两计，全部财政开支将超过120万两，倘将各地私学学田田租和生息银（相当于现代之教育基金）利息收入估计80万两也包括在内，全国教育年支出合计逾白银200万两，相当于全国财政支出的6.35％。

1946—1949年的浙大学生爱国民主运动

解放前,浙大学生爱国民主运动连绵不绝,具有丰富的爱国民主传统,以＂东南民主堡垒＂享誉史册。其发展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即＂从求是书院到五四运动＂、＂从五四运动到抗日战争＂、＂从抗日战争到浙大西迁＂、＂从解放战争到新中国成立＂（钱永红、吴大信、高亮之等《浙江大学学生运动史研究》,2011年6月,浙江大学档案馆馆藏档案）,

略述浙大治校模式的历史演进

浙江大学源于1897年创办的求是书院，在不同的办学历史时期采用了不同的治校模式，虽历经曲折，但总的发展方向则是建立现代大学制度，支撑一流大学建设。

浙江大学创建的若干史实考辨

浙江大学创建至今已有百余年,由于年代已比较久远,建校时的大部分原始档案早已散佚,导致后人在叙述校史时,于时空人事方面多有误判。根据当时的报刊、原始档案、当事人的信件和日记等资料,结合时人回忆,对浙江大学创建过程中诸如汪康年创办崇实书院与求是书院创建的关系、廖寿丰与林启在求是书院创办过程中的不同作用、求是书院创办初期是新式学堂还是新式书院、求是书院之后有没有改称过"求是大学堂"等重要问题,可以得出更为可靠的结论,澄清浙江大学创建的一些历史过程。

鲁迅“走异路,逃异地”考述

1898年鲁迅赴江南水师学堂求学,标志着其从传统读书人向现代知识分子转型的开始。关于这一人生选择的记述,最早见于鲁迅《呐喊·自序》并称之为'仿佛是想走异路,逃异地'。随后鲁迅又在《俄文译本<阿Q正传>序及著者自叙传略》《琐记》等文章中将家境贫困、衍太太制造流言、厌弃S城人、求是书院学费贵、不满意绍郡中西学堂课程设置等作为“走异路,逃异地”的原因。

竺可桢与浙江大学迁贵州

临危受命 1936年竺可桢被当局选中出任国立浙江大学校长。这在竺可桢一生事业中是一个重大的转折，也是引起他思想转变的契机。浙大前身是求是书院，由清末杭州知府林启创办于1897年，是有识之士图谋变革而兴的新学。1902年改称浙江大学堂，几经易名，于1927年建制为大学。随后，蒋介石约见了竺可桢，并点出了浙大校长这个话题。浙江大学当时虽然也是国立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