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唐求法僧梵文学习之特点及其社会影响浅论

汉唐求法僧之热衷梵文学习,乃古代中、印文化交流之产物,亦是中国人首次群体性学习异域语文,由于学习主体为虔诚的佛教僧人,因而其学习目的极具宗教实用性;其学习方式则主要为游方参学式;其对梵文“声明学”既深感兴趣而又怀排斥心态。求法僧的梵文研究热潮,对中国社会、中国文化以及当时士大夫阶层的风气产生了一定影响,特别是对悉昙学的形成和传播起了直接的推动作用。

入唐求法僧最澄和圆仁对日本禅宗的影响

唐时来中国的日本僧人络绎不绝,他们取经学禅,把中国禅宗传入日本,对日本的佛教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研究日本入唐求法僧对日本禅宗的影响,对研究和认识入唐求法僧以及日本佛教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通过入唐僧最澄和圆仁学习以及接触的中国禅来考察其对日本禅宗的影响,认为最澄和圆仁对禅宗在日本的确立影响巨大。

楚石禅师赠来华求法僧送行诗研究

楚石禅师擅长诗偈,留有大量诗篇,流传广泛,在日本、高丽等求法僧中亦十分有影响力。在《六会语录》中收录了其36首赠予日本、高丽来华僧侣的送行诗。诗风独特,不拘格套,雅俗兼具,随心无碍,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和诗歌史意义。

汉唐求法僧梵文学习之特点及其社会影响浅论

汉唐求法僧之热衷梵文学习，乃古代中、印文化交流之产物，亦是中国人首次群体性学习异域语文，由于学习主体为虔诚的佛教僧人，因而其学习目的极具宗教实用性；其学习方式则主要为游方参学武；其对梵文“声明学”既深感兴趣而又怀排斥心态。求法僧的梵文研究热潮，对中国社会、中国文化以及当时士大夫阶层的风气产生了一定影响，

崔彦撝与罗末丽初僧侣塔碑撰述——兼论求法巡礼僧侣的往返线路问题

罗末丽初僧侣塔碑的撰述,是当时朝鲜半岛国家用佛教拯救摇摇欲坠政权、奉行佛教治国策略的集中表现。作为在唐宾贡及第、罗末丽初著名的文章大家,崔彦撝撰写过大量的诗文,但现在看到的却只是他撰写的13篇僧侣塔碑文。同时,学界对崔彦撝生平及僧侣塔碑撰述研究亦有诸多可资讨论的地方。文章中对崔彦撝撰写的僧侣塔碑涉及僧侣们入唐线路、登陆地点及朝鲜半岛与唐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

东亚镜像中的“国清寺”

陈隋之际是中国重新走向统一的重要时期,也是中国佛教界经过各宗长期的教理探索与传教实践,谋求各种学说融合与统一的气运日趋高涨之时。由中国人独自创建的第一个佛教宗派天台宗,便在这个历史关键时刻应运而生。天台宗的大乘思想、中国元素、兼容并蓄等特点,使其在汉译佛教圈内迅速传播,日本与朝鲜先后创立本国的天台宗。日本与朝鲜的天台宗信徒不仅视中国天台山国清寺为祖庭,历代巡礼求法者不绝于途;而且把国清寺移植到本国,通过这些镜像传递中国文化基因的同时,在本土化过程中萌生出新文化元素。

“五天竺”“国—城—村”概念与中国古代的印度社会研究

“五天竺”或“五印度”不是印度人的固有概念,而是中国古代求法僧所创制的一个独特的区域概念。法显《佛国记》、玄奘《大唐西域记》都用“国”“城”“村”这样的汉语概念来分析“五天竺”各国的社会结构层面,成为我国古代印度社会研究的基本概念,并且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以佛学为中心的独特的古代印度研究。在“印度人无历史”的情况下,中国求法僧以其真实可靠的观察记述填补了公元5至7世纪印度历史记述的空白,作为信史的价值远远超过此前希腊人的那些道听途说、走马观花的印度记述。以“五天竺”及“国”“城”“村”概念对印度社会加以分析,至今仍不失其社会学方法论上的价值。

日市僧转智轶事考

宋人叶绍翁《四朝闻见录》所录"五丈观音"一则,提到日本僧转智的传奇事迹,由于孤证而学者疑之。西冈虎之助从《金石契》辑出《胜相寺记》,转智其人其事得一旁证。然而,《金石契》所录《胜相寺记》仅为片断,作者从宋人程珌《洺水集》找到全文,始知转智来华求法全貌。追踪史料,发现人宋僧裔然《在唐记》提到的"传智",推测与"转智"系同名误写,由此得知转智的家系及终焉西天求法途中细节。五代时日本来华求法僧稀少,而转智在吴越国造观音巨像,又矢志西天求法,故为南宋以后历代皇帝崇信,民间则信其灵验而香火不断,实为中日交流之美谈佳话。

惠觉禅师碑再考

惠觉禅师碑原立于河北省沙河市广阳山漆泉寺,是关于新罗入唐僧人惠觉的重要资料。在已有学者对之展开相关研究的基础上纠正谬误,提出新的观点。认为惠觉禅师碑并非《沙河县志》中记载的唐漆泉寺碑,惠觉禅师碑的刻立时间在贞元十年之前,邢台开元寺中出土的两块与惠能有关的残碑都是惠觉在参拜神会以后刻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