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与《汉乐府诗集》“孤独观”比较

本文比较了《诗经》和《汉乐府诗集》中的孤独观。两部作品都表现了不同层面的个体孤独,也都较多使用了赋比兴手法。但《诗经》多以四言为主,语言古朴、简洁,常采用回环复沓的结构,通过自然物象表现孤独感。而《汉乐府诗集》则没有固定的字数限制,散句颇多,更重视细节和情节,叙事性较强,也更为关注底层民众的疾苦。

汉乐府诗《梁甫吟》本事、作者及创作时间考

过去多认为《梁甫吟》是诸葛亮之作,并多将该诗视为葬歌。通过《梁甫吟》之本事、作者及创作时间的考证可以发现,《梁甫吟》非诸葛亮所作。而且,该诗蕴含着对东汉末年董卓迫害皇甫嵩、朱儁以及卢植3位名将的恶行的强烈批判,由此可判定其创作时间在公元191年到192年4月之间。

汉乐府《孔雀东南飞》叙事性探析

汉乐府在继承《诗经》现实主义特征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了诗歌的叙事性,产生了一大批脍炙人口的叙事诗。《孔雀东南飞》是我国文学史上最早的一首长篇叙事诗,在叙事性上有极高的艺术成就。《孔雀东南飞》以个性饱满的人物形象,曲折跌宕的故事情节,错综复杂的矛盾,鲜明的主题思想为人所称赞。以《孔雀东南飞》为代表的汉乐府叙事诗对后世叙事诗的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何用问遗君,双珠玳瑁簪”的新解——汉乐府《有所思》男女主身份解读

目前学界对为汉乐府《有所思》“双珠玳瑁簪,用玉绍缭之”的认识趋于一致,普遍认为玳瑁簪是女主赠送给男子的定情信物,但我们根据先秦男女互赠礼俗、玳瑁簪的市场价值、汉代对女性的道德要求、汉代教育以及商业发展等视角分析,发现“双珠”“玳瑁簪”与“玉”实为男主所赠。除此之外,我们对男女主进行了新的身份认定,诗中的女主是父母双亡、跟随兄嫂居住在江边的农家女;男主是漂洋过海到对岸做生意的商人。

浅析《诗经》《汉乐府诗》时代女性社会地位

我国古代女性的社会地位历来是学界关注的重要课题。无论史学著述或是文学创作、绘画艺术、音乐作品,都乐于以女性为造型题材。我国信史早期的两部文学作品《诗经》《汉乐府诗》收录较多的婚恋诗,其中可一窥女性在历史背景下的社会地位。

汉乐府诗中的寓言体

本文对汉乐府民歌中的寓言体诗作了概括分类和解说。

试析汉乐府文事相依的传播特点

根据《乐府诗集》的统计数据,发现汉乐府诗歌中本事和作品共同流传下来的占其总数的44%以上,古人"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评价其实还有其传播学意义,即汉代乐府诗歌的传播呈现文事相依的特点,有的甚至"文依事存",离开本事的诗文可能无法传播。

对汉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新阐释

根据《乐府诗集》的统计数据 ,汉乐府诗歌中本事和作品共同流传下来的占其总数的 44 %以上 ,班固“感于哀乐 ,缘事而发”的评价确是至评。汉乐府作者的创作动机以自我抒情为主 ,少数为了满足社会需要 ,其传播方式呈现出文事结合的特点 ,有的甚至“文依事存” ,诗文不具备独立传播的资格。分别从创作和传播的角度来看 ,对“感于哀乐 ,缘事而发”的古评可以赋予新的含义。

厅堂说唱与汉乐府艺术特质探析——兼论古代文学传播方式对文本的制约和影响

从汉画像石和有关文献材料分析来看,厅堂说唱是汉乐府重要的传播方式,这导致了诗歌由抒情言志向娱宾乐主功能的转化。汉乐府的叙事再现性、戏剧表演性以及世俗生活化正与此有直接关系。对不同时代不同文体和文学样式特有传播方式的考察,也应该是古代文学研究的课题。

《史记》《汉书》对汉乐府的接受

《史记》与《汉书》是汉人为我国史传文学贡献的旷世巨著;汉乐府也是汉人奉献给我国诗歌史的经典作品。这两类不同的文学样式以接受与被接受的方式在它们的时代紧密交汇,为我们留下了一段珍贵的乐府接受史。它是汉乐府接受史的最早成果,是汉乐府经典化历程中最辉煌的开端。两著接受汉乐府的方式,主要有收录汉乐府歌辞、记载汉乐府机关制作、演出祭祀乐曲的情况、交代汉乐府歌诗创作时的背景事件、记载非仪式用汉乐府乐曲演唱的情况等方式。《史记》《汉书》的乐府接受成果不仅为后代乐府接受史打下坚实的基础,亦具有多方面深远的意义。

经学观念与汉乐府、大赋的文学生成

通过分析经学与“汉乐府诗歌”及“汉大赋”两者间存在的具体关联 ,笔者认为 ,没有经学的“王官采诗说” ,就没有汉乐府的设立 ;没人去采诗 ,那些饥者、劳者的歌唱也就得不到保存 ,也就难以进入到后人的历史视野中 ;没有经学的“主文而谲谏” ,也就没有汉大赋之所以为汉大赋“劝百讽一”的特定体式 ,文化观念对“文学史”的作用甚至可以大到决定一个时代文学现象的“有”或“无”。一个关乎中国文学史全局的事实是 ,汉代经学直接或间接地培育了中国人对诗歌文学的独特兴趣。

汉乐府挽歌歌辞考论

汉乐府中存有一些当时用于演唱的挽歌曲目,如《薤露》、《蒿里》、《梁父吟行》等。这些挽歌歌辞能够在丧葬活动中实际演唱的情况,一改先秦"禁乐"的丧葬制度,佐证了汉代挽歌送葬的丧葬礼制。汉代挽歌之所以能够纳入丧葬礼制中,一是与董仲舒提出新的儒家礼乐观有关,他否定旧礼,为民间存在的丧仪风俗争得了合法地位;二是因为汉代挽歌具有一定的仪式功能,如安慰死者,规范活人的行为,维护上下尊卑的秩序等。

论汉乐府话语方式的生成——以《郊祀歌》为中心

汉武帝的人神观念表现为人神相通,主要通过神降与人陟实现。武帝为定郊祀之礼而立乐府,汉《郊祀歌》反映了武帝的人神观念,《郊祀歌》的话语内容相应地表现为神降与人陟。"感于哀乐,缘事而发"指《郊祀歌》的话语内容生成方式,也指《郊祀歌》及其他汉乐府婉转叙事与完整叙事的话语方式。"感于哀乐,缘事而发"阐释了汉乐府在人神观念与天人感应模式建立上的贡献,是武帝制礼作乐的结果与方式。从制礼作乐角度分析汉乐府的生成具有可行性,汉赋及汉代经学的生成亦可以从此角度切入。

汉乐府古辞在唐代的传播

汉乐府古辞是汉代无名氏乐府诗。它们产生于汉代,数量巨大,但历经丧乱,至唐初已所剩不多,主要保存在《史记》《汉书》《后汉书》《宋书》《昭明文选》《玉台新咏》等一些著作里。以这些古籍文献为载体,汉乐府古辞在唐代得到广泛传播。其传播的途径主要为教育、借阅、传抄、收购、研究、拟写和外交等。通过传播,汉乐府古辞的影响进一步扩大,其在诗歌史上的经典位置也更加巩固。同时,汉乐府古辞的广泛传播也促使乐府诗的创作在唐代迎来了它的黄金时代。

论汉乐府的劝世精神

汉乐府古辞在思想主题上具有明显的劝世戒俗倾向。因汉武帝"立乐府而采歌谣"的"正俗"目的,乐府机关按照"正俗"要求对歌谣配乐、增删和新编的加工过程中,原本"感于哀乐"的歌谣被转化成为代表朝廷意志传达"正俗"意图的乐府诗,汉乐府的"劝世"主题也在这种"创作"机制中悄然形成。

出土文物与汉乐府《秋胡行》古辞考

汉乐府《秋胡行》属相和歌清调六曲中的第六曲,古辞已失。汉代流传的"秋胡戏妻"故事以及汉代画像石"秋胡戏妻"画像等一系列文物的出土使我们考察《秋胡行》古辞的本来面目成为可能。1993年江苏东海尹湾汉墓编号为13号的木牍上记载的书目《列女傅》应该是刘向编撰《列女传》的重要取材之一,其中"鲁秋洁妇"故事,应是《秋胡行》演唱的记录。古辞《秋胡行》的歌辞考察对汉乐府歌辞留存研究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齐梁人对汉乐府古诗的再发现、拟仿及其诗史价值

作为汉乐府古诗的接受史上承前启后的重要阶段,齐梁人对汉乐府古诗的再发现和拟仿与其所处的诗史、批评史坐标以及对自身体制、风格的体认与反思互为表里,复杂交织,并提炼出了从风格性词汇、成句、套语到比兴手法、抒情艺术在内的一系列技巧和手法,从而达到了对汉乐府古诗体制、风格的某种高仿真式再现,同时也透出尚巧变之风。对于风诗传统的重视以及吴声西曲的风靡与熏染,使得齐梁人在彰显古诗风谣特质的同时也重新激活了以《江南》《有所思》为代表的汉乐府民歌抒情一体。同时,又与对吟咏情性的追求以及自身的题材、风格趣味相结合,造就了众多以相思别离为题旨的拟古、古意、送别之篇。这些类型化、风格化的"古诗"新范式,既是唐人学习齐梁诗的重要对象,也是上溯汉魏古诗艺术体制和抒情传统最重要的中介。

谈李延年与汉乐府

汉代是中国历史上音乐文化相对繁荣的一个时期,在这一时期,汉承秦制,乐府得到了较大的发展,并在汉武帝时期达到最盛。在这期间,音乐家李延年在汉乐府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本文主要介绍李延年及其在汉乐府任职期间对外来音乐、民间音乐、宫廷音乐等方面的音乐影响。

元明清时期的汉乐府研究

元明清时期对汉乐府诗旨的探讨表现为以传统的诗教观念来约束汉乐府,以比兴手法解诗,失于穿凿附会和繁琐考证;在艺术形式上则表现为从后来发展的艺术观念来寻找先验的格律,难免拘于旧说。但汉乐府在诗评界取得了经典范本的地位,叙事诗批评开始形成,著作之丰超过此前历代研究者的总和,呈现出集大成的风貌,荟萃诸家众说,是汉乐府研究的总结期和丰收期。

《诗经》、汉乐府弃妇诗发微

《诗经》、汉乐府中有一些以弃妇为题材的作品 ,通常称之为弃妇诗。弃妇被休弃的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 ,但主要还是男子的喜新厌旧和女子没有子嗣。而造成弃妇悲剧的根源则在于男权文化背景下的男尊女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