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书·五行志》平议

东汉初班固所撰《汉书》,是传统史学中继《史记》而起的巨著。其中的十篇志,从总体说,历来备受学者们所推重。清代以前,对十志进行考订注释之作前后继出。近代以来不同学科的研究者,注重用近代眼光加以诠释,阐发其中的价值。故当代著名史学家对这十篇志给以极高的评价,称:“《汉书》的精华在十志”,“十志规模宏大,…后世正史多有志书,大体有所增减。”十志“将书志体完善起来”。唯独其中《五行志》一篇,却是颇受讥议。唐代刘知几著《史通》,专门写了《五行志错误》、《五行志杂驳》两篇。清代著名思想家龚自珍也批评说:“班氏《五行志》不作可也。”今人论著中有的也视《五行志》是宣扬灾异迷信之作。那么,《五行志》设置的性质是什么?它在哪些方面具有值得重视的史料价值?对于刘知几的批评又应该如何认识?这些问题都值得深入探讨。

论匡正汉主是班固撰述《汉书·五行志》的政治目的

《五行志》作为班固新设的四志之一 ,在《汉书》中具有特殊的地位。与刘向《洪范·五行传》不同 ,《五行志》只记灾异不言祥瑞 ;从它选择的史事、依据的理论渊源以及当时的政治发展看 ,匡正汉主应是班固撰述《五行志》的政治目的。

《汉书·五行志》的礼学实质

《汉书.五行志》阐发阴阳五行思想的社会价值,对灾异现象格外关注,使其学术地位历来颇受争议。其实,灾异现象的记述只是手段,关键在于汉儒对此如何解读。"五行传"、"五事传"、"皇极传"和分列其下的大量灾异事件及其相关解读,昭示出《汉书.五行志》的礼学实质。

《汉书·五行志》考论

班固《汉书》创设“五行志”一目 ,集先秦两汉阴阳五行灾异学说之大成 ,对后出史书多有影响 ,而近现代学术界对之评价较低 ,重视不够。本文通过对中华书局标点本存在的标点、校勘问题和《汉语大词典》与《汉书·五行志》相关的立目释义和书证问题等的考查 ,认为对“五行志”一目的设立及其价值应当重估 ,在古籍整理和学术研究过程中 ,应重视“五行志”

《汉书·五行志》三阶一体的理论建构

作为西汉阴阳五行思想的系统总结与集中呈现,《汉书·五行志》既记录有大量的灾异及其相关解释,也有明确而独特的理论建构。在遵天道但更重人道的理念下,《汉书·五行志》将既往的阴阳五行学说整合为以阴阳五行为内容的世界图式、以时政纲领为内容的社会图式、以君主行为准则为内容的个人图式三阶一体且层层落实的解说体系,在用以解释各类灾异现象的同时,揭示了西汉时期人们独特的认知和解释世界的思维进路。

《汉书·五行志》探微

《汉书·五行志》由于其编撰体例和承载的"迷信谶纬"思想,而备受批评和冷落,相对于《汉书》整体研究来说,有关它的资料更是寥寥无几。近来,对其研究有升温的趋势,内容也涉及到多方面。基于此,主要从《五行志》的创作意图、思想和价值考论方面,审视它的意义和价值。

祸从天降:《汉书·五行志》中的“怪雨”现象探析

《汉书·五行志》中记载了大量异常现象,"怪雨"现象就是其中一种,其主要形式有雨毛、雨鱼、雨螽、雨草、雨血、雨星。这些现象引起了灾异学家的极大关注,被认为是灾异、祸端。在科学知识匮乏的汉代,他们运用阴阳五行思想划分灾异类型,以"天人感应"的思维模式分析灾异成因。"怪雨"最终与政事联系在一起,成为制约君主政治行为的手段之一。

从出土文献探《汉书·五行志》五行思想渊源

二十世纪以后随着新出土文献的增加,考证早期阴阳五行思想的材料更加丰富,学术界不断从新出土文献的视角来审视先秦阴阳五行思想的起源。本文从甲骨文、帛书、竹简等近百年新发现的文献为依据,探讨《汉书·五行志》撰述的历史原因与先秦阴阳五行思想出现渊源。

蔡邕《五行意》辨伪(1)——兼论袁宏《后汉纪》所引“本志”即《续汉书·五行志》

蔡邕《后汉十意》可考的篇目包括律历、礼、乐、郊祀、天文、车服、朝会等七意,严可均、于文华等根据范晔《后汉书·蔡邕列传》'事见《天文》、《五行志》'考证出的《五行意》,其实是范晔未完成的《后汉书·五行志》。而袁宏《后汉纪》所引'本志',在体例、内容上与司马彪《续汉书·五行志》有着高度的吻合,因而可以确定'本志'即《续汉书·五行志》,而非一般印象中的《东观汉记·五行志》。清代目录家、辑佚家所考证、辑录的《五行意》,或缺乏支撑这一观点的必要证据,或源自盲目求全而导致的滥收,都不可信。

海外《汉书·五行志》译介之研究

班固《汉书·五行志》是经学思想较为丰富的历史文献,也是研究汉代思想社会的宝贵史料。海外汉学对“汉书”的译介研究已经开展一百多年,因《汉书·五行志》历代杂驳较多,受微观史学影响,海外汉学家讲究实证、注重考证,不免在此志研究过程中存在另类解读。本文论述以欧美汉学家与日韩学者译介“五行志”研究为基础探讨存在的观点和角度,为“汉书”学的译介研究拓展视野。

“昌邑不终,天之去就”:从《汉书·五行志》看刘贺的“天意验证”

视天体异动、气候反常、山崩川竭等灾异现象为上天对人间君主的警诫,见诸先秦、秦、西汉初传世文献和出土简牍。《汉书·五行志》在《洪范五行》天谴灾异的论述框架中,列举草妖、服妖、犬祸、血污、青蝇矢、久阴不雨、天狗夹汉等涉及刘贺的负面“天意验证”,论述废黜刘贺、继立宣帝的正当性,应该有其史事基础,而非后世史家刻意制造的后设性论述。在汉代的政治文化语境和灾异论述中,刘贺即位前后这些灾异征兆的出现,是合情合理、符合“天意”的。

《汉书·五行志》“傅《春秋》”的逻辑结构与灾异家谱系构建

“傅《春秋》”是《汉书·五行志》叙述的一大特征。除了“经曰、传曰、说曰”体式因袭刘向之《洪范五行传论》外,班固在“说曰”以下的“例说”部分精心重组了“春秋”和“汉”的史事,呈现二者对应的结构关系,旨在表明《春秋》咎征解读可挪用于汉世。班固对汉儒文辞的引用可分为“灾异著作”和“历史言论”两种形式,各有不同的史源及含义。前者凸显董仲舒、刘向父子及京房的灾异学说通古今之变的权威性,后者则表现具体政治情境下士人的廷谏及君主态度,与《汉书》各章史事形成关联,呈现出汉代士人引《春秋》义理汲汲进谏而皇帝不以为然的历史景象。借这两种形式,《五行志》建构起汉代典范灾异家的谱系,暗示汉君对灾异家言论的虚心接纳或置之不理的态度将会影响朝廷的命运,希冀对东汉王朝起到政治上的警示作用。

从“偏衣金玦”叙事看《汉书·五行志》的性质

鲁闵公二年,晋献公派太子申生征伐皋落氏,却予其“衣之偏衣,佩之金玦”,从而引起人们的激烈争论。这则因服冠引起的讨论,实则蕴含着深刻的礼乐文化的内涵和政治斗争的阴谋。《左传》《史记》对“偏衣金玦”故事记载翔实,叙述生动,事物之间因果联系皆依据历史实际判定。然而,班固的《汉书·五行志》却将其附会为“服妖”,使本来复杂的政治斗争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如果说《左传》尚能理性地撰述事实,那么,《汉书·五行志》则以非理性的神学思想解读了此一事件。班固认为《汉书·五行志》的目的在于“以傅《春秋》”,《汉书·五行志》关于“偏衣金玦”的叙事正是其“以傅《春秋》”旨趣的生动反映。

试析《汉书·五行志》撰述对正史编纂的影响

自《汉书》后,《五行志》作为重要材料在正史编纂时编入史籍,参照《尚书·洪范》篇与《汉书·五行志》体例。后代史家对《五行志》作为正史多有杂驳之意,统治者鉴于《五行志》宣扬皇权天授的思想,多对此志采取褒扬的态度。从汉代以降政治思想的不同时代背景出发,结合历代正史与史学评论家所作评述,系统理解《五行志》史学史意义,梳理史料与史家研究观点,以期探讨《汉书·五行志》的历史价值。

《汉书·五行志》例目撰述考

《汉书·五行志》在历代正史之中有经久不衰的影响力,班固撰写此志意在彰显君权神授的天命思想观念,这与西汉皇权神秘主义不无相关。历代史学家对《五行志》既有推崇者也有杂驳批判者,这都是站在不同的阶层利益角度来解读此志。自《汉书》之后,历代史家在编撰《五行志》时,扈蒙修史,逼于权势,为迎合皇帝取得统治的合法性,多对《五行志》曲解文意,编目多撰述无序。本文意在梳理《五行志》例目和撰述意图,以期理清文本原意,订误观点。

历代《汉书·五行志》研究评述

《汉书·五行志》记述自春秋至西汉末年自然灾异现象和汉代儒生与方士对灾异的阐释。因该志所记内容充斥大量五行灾异思想,使该志自著述以来受到历代诸多学者评判,但因《汉书·五行志》是班固对当时社会意识的记述,历代学者也认为该志具有重要史料价值。基于此本文探讨了历代关于《汉书·五行志》研究的一些问题,并对有关研究论著作了评论。

《汉书·五行志》经学思想阐微

班固所作《汉书·五行志》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全面论述春秋、西汉时期五行灾异理论的志书,该志所记内容有其深厚的经学根源。从孔子编订"六经"创立儒家学说开始,阴阳五行说便与儒家经典相联系。文章从先秦经学中的《易经》《尚书》《春秋》入手,探讨《汉书·五行志》与儒家经学思想的理论渊源,进而探究阴阳五行思想下的中国古代思想系统。

《汉书·五行志》研究综述与展望

《汉书·五行志》是我国第一部全面记述阴阳灾异的史志,自问世以来,历代不乏评论和研究者。文章试对《汉书·五行志》的研究情况进行概述,总结分析出该志的基本研究范式,以此来展望未来该志的研究发展趋势,以期对学者有所裨益。

《汉书·五行志》体例覆覈

《汉书·五行志》旨在纂合董仲舒、京房、刘向、刘歆诸人的灾异学著作,建立起一个新的儒学灾异论体系,其中尤以向、歆父子所纂的两部《洪范五行传论》最为班固所倚重。不过,这两部《传论》所据《洪范五行传》版本存在重要差异,而向、歆父子对于多种灾异现象的定性亦复不同。《汉书·五行志》在纂合二书时,以刘向《洪范五行传论》作为其陈述五行学理论的主要依据,而以刘歆《洪范五行传论》作为其灾异事例分类的主要依据。这种编纂方式使得《汉书·五行志》的体例颇显混乱,但通过对向、歆父子《洪范》五行学体系之异同的分析,在此基础上观察班固如何在二者之间加以择取,并融合董、京及时人异说,仍可梳理出《汉书·五行志》的基本体例。

释《汉书·五行志》中的《左氏》日食说

《汉书·五行志》下之下载《左氏》日食说云"朔十六,二日十八",此数恐误,宜为"朔十八,二日十六"。因为欲合二日十八之数,则桓十七年十月朔日食、宣十年四月丙辰日食、昭七年四月甲辰日食,需归入食二日之例。但桓十七年十月朔日食无论在《汉志》文例,还是三统推算上,皆无食二日之可能,故二日十八之数无法满足,《汉志》所载恐是错文。清代学者如钱大昕、王引之论《左氏》日食说有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