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诗经》解释学中的哲学机制管窥

汉代《诗经》解释学与阴阳气论哲学、感应哲学密不可分。以汉儒解释《旱麓》《灵台》二诗诗句时所言君王"德及鸟兽鱼鳖"为例,其意义与《吕氏春秋》中言商汤"德及禽兽"而"网开一面"不同,非指君王某一具体行为惠及鸟兽,而是指在天地人同具阴阳之气的基础上,君王之德与自然之气同类相感,在此意义上泽及鸟兽鱼鳖。

汉代《诗经》学人才的地理分布及其变动

汉代《诗经》学人才的地理分布受历史遗风、都城所在地和经师传授等因素影响,呈现动态变化特征。汉初《诗经》学人才集中于鲁、东海、琅邪、山阳等郡国,徐州、兖州、豫州和青州等刺史部可谓学术中心。西汉中后期,京兆尹和右扶风所在的司隶成为新的中心。东汉时,司隶的右扶风和京兆尹、荆州的南阳、扬州的会稽和豫州的汝南等郡国都出现较多《诗经》学人才,而东海和琅邪所在的徐州、平原和齐所在的青州等渐趋衰落。在秦汉、汉代/汉朝/两汉等叙事语境下,东汉与西汉的差别容易被忽略,而东汉与西汉相比已经发生巨变,《诗经》学人才地理分布的变动即是例证。

《诗经》阐释与正典的确立和消解——读《经典与阐释:从“诗”到“诗经”的解释学考察》

文化经典是一种历史流传物的存在。纵观世界各民族的文化,凡有较强生命力且能在世界上发生一定影响的传统,都往往有在民族文化和社会生活中占据特殊地位的经典及其评注。它们作为民族语言和思想的象征符号,不仅体现了民族的精神气质和该民族在思想上所取得的不朽成就,而且在民族历史中世代承传,对各时代人观念意识起着塑形的作用。

试论汉代诗解释学

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没有哪个朝代能象汉代那样,对一部诗集——《诗经》的解释,能形成鲁、齐、韩、毛四大学派,绵延数百年,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但在中国美学史和文学批评史的研究中,却对这一特殊现象缺乏整体的、系统的考察。人们津津乐道的只是种种具体诗论观点,如司马迁、王逸对屈原的评价、董仲舒的天人合一的美学观,《淮南子》的道家美学,王充重质尚用的文学观,以及毛诗大序对“

“讽寓”概念论争与汉代《诗经》的讽寓阐释

"讽寓"作为一个翻译学的术语能否运用于中国诗学特别是汉代《诗经》阐释活动中,西方汉学家有着不同看法:或认为中西方诗学话语有着根本的差异,"讽寓"的概念不能用于中国文学上;或认为"讽寓"体现了文学语言"言此意彼"的普遍特征,能够运用于中国文学诗学解释活动中。本文认为,"讽寓"概念可以运用于中国文学诗学解释活动中,但这种运用不在于它是否符合西方的"讽寓"批评传统,也不能只从文学语言"言此意彼"的特征来认识,而在于它符合中国古代以经学为本位,将《诗》道德化、寓意化的诗学传统,同时也涉及到《诗》自身的一些特点,如情感性、历史性的认识与肯定。

汉代《诗经》学研究述评

汉代《诗经》学是历代《诗经》研究中的重要一环,汉代《诗经》学研究取得的成果,大致可以分为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两类。宏现研究是对汉代《诗经》学进行整体鸟瞰,晚清民国以来,有不少经学史著作相继问世,这些著作对汉代经学发展的概况进行探研,凸显了汉代诗学的时代特征,但不够深入系统。微观研究可分学派研究、学人研究和其他个案研究三类:学派研究是对齐、鲁、韩、毛四家诗学的研究;学人研究是针对汉代学者如司马迁、刘向、许慎、郑玄等及其相关著作述《诗》学说的研究;个案研究主要是对汉代石经、碑刻、简牍等的研究。微观研究成果丰硕,但亦未臻于至善。优秀的《诗经》学研究著作应融汇文字、文学、文献三方面考论于一体,兼顾经学史、思想史、文化史诸多方面,综合研究是《诗经》学发展的主流态势。

《诗经》婚恋诗和汉代婚恋诗比较

《诗经》和汉代诗歌中的婚恋诗有许多共性,同是“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里巷歌谣,同是现实主义的文学珠玉。但是,由于时代的不同,二者必然会产生差异。本文试图从主题到形式等角度,对此作一比较,并探索婚恋诗从诗经时代到乐府时代的发展轨迹。

从战国至汉代《诗经》文本的改变

从战国至汉代,《诗经》有一个漫长的文本的形成过程,这种版本发展主要体现在文字使用、某些篇目的删减、篇名的改变以及类序编纂次序等诸多方面的改变,通过这些改变可见,《诗经》发展至汉代,曾经过一个汉代人有意识的系统的整理、修改与统一的过程,由此才最终确定为我们今天所见到的《毛诗》文本。

汉代的《诗经》学与政治

《诗经》学从汉初的压抑中奋起 ,文、景时期 ,积极进取 ,逼黄老思想退位 ;武、昭、宣时期 ,屈居于《春秋公羊》学之下 ,仅作为治国指导思想之一 ;元、成、哀、平时期 ,成为治国主导思想 ;进入东汉以后 ,又让位于《孝经》 ,渐渐远离政治中心。就《诗经》学内部来说 ,文、景、武、昭、宣时期 ,《鲁诗》学盛行 ;元、成、哀、平时期 ,《齐诗》学超乎其上 ;东汉《毛诗》学兴盛 ,《韩诗》学亦稍有起色。《诗经》学作为上层建筑 ,与政治关系的远近 。

汉代《诗经》阐释的诗学理路与方法

对汉代《诗经》阐释中所形成的诗学理论,学术界长期以来习惯从经学与文学、政治与审美相对立的立场出发,对其做出否定性的评价。针对这一倾向,笔者认为,在汉代《诗经》阐释的诗学研究中,必须坚持这样的理路与方法,即突破经学与文学、政治与教化对立的思维模式,回到先秦两汉的历史语境中,以"知识与意义的双重关注"的立场,以"同情理解"的态度,充分肯定汉代《诗经》阐释诗学理论作为一种《诗经》解释系统和诗学系统的存在价值和合理性,并在中西诗学的大背景下予以审视,以充分发掘其理论价值和内涵。

汉赋写作技法与汉代《诗经》学

汉赋在写作技法上,表现出夸饰、用史、杂说、谶纬衍文和模拟等特点。这些特点,都明显地打上了汉代《诗》学的烙印,体现着与汉代《诗经》学的深切关联,是汉代《诗经》学影响的结果。

汉代《诗经》研究志与情评析

汉代《诗经》研究出现了“志”与“情”并提的局面。“志”字在保留先秦“怀抱”意义的基础上又有引申，有的“志”已与表示情感意义的“情”通用。“情”义变化更大，大多数表示情感意义，而且第一次被汉儒引入说《诗》中，这对《诗经》

汉代碑铭诔文视域下的《诗经》孝行诗

文章从汉代碑铭诔文引《诗经》孝行诗入手,重点探寻碑铭诔文以《诗经》孝行诗为载体所体现出的孝道思想,并借此展现《诗经》孝行诗对汉代孝道教化和传播的意义。碑铭诔文常引《六月》中的“孝友”、《小宛》《宾之初筵》《那》中的“温恭”、《周颂·雍》中的“文母”等词,以褒扬祖先慈孝之德,同时也客观上通过不断举行的祭祀之礼起到了教化子孙的作用。而《凯风》《蓼莪》作为《诗经》中表达孝亲情感最为真挚和热烈的诗,常被碑铭诔文引之以述丧亲之哀情,引用时或两者并举以表达对长辈养育之恩的铭记和深切悼念,或分别引之以赞孝子之感念父母行为。此外,引《诗经》孝行诗言祭祖之孝以承祖德祈福佑,是对《诗经》祭祖诗中德孝意识与收族功用的继承,这是汉代最为崇尚的孝道价值,其以不可磨灭的碑铭文形式反映出来,影响更为深远。

汉赋主题与汉代《诗经》学

汉赋在主题表现上,以"君"为中心,阐述了君德,褒扬了合德之君,对君的失德进行了谏,谏时又极为委婉,采用了"讽谏"的方式。这些特点,都明显地打上了汉代《诗》学的烙印,体现着与汉代《诗经》学的深切关联,是汉代《诗经》学影响的结果。

汉赋题材与汉代《诗经》学

汉赋题材以宫室台榭、田猎、祭祀、乐为主。汉赋取材的这种特点,明显打上了汉代《诗》学的烙印,体现了与汉代《诗经》学的深切关联,是汉代《诗经》学影响的结果。

简论汉代《诗经》学兴起的学术背景

先汉儒家在解《诗》传《诗》过程中形成一系列思想方法和注经体式,使《诗经》文本得以进行儒学化解读,并在学术内容和形式上获得表现的手段,从而构成汉代《诗经》学兴起的学术背景。

简论汉代《诗经》学兴起的思想和社会文化背景

《诗经》"经"化在先汉完成,为汉代《诗经》学兴起作思想上的准备,构成汉代《诗经》学兴起的思想背景;《诗经》在秦汉之际广泛流传,为汉代《诗经》学兴起准备充分的社会文化条件,构成汉代《诗经》学兴起的社会文化背景。

“间距”的解释学意义

“间距”在伽达默尔的解释学理论中 ,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概念。“间距”具有时间、空间、方式等特征。“间距”在解释学理论中造成主体间性的中断 ;是解释的中介 ;为视野融合提供了一个区域 ;在“间距”中 ,本文的意义得到了不断的过滤与展现。本文试从《诗经》的历代解释中对“间距”的作用进行了印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