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汉简看汉代奏议书写形态的法定性与视觉修辞

奏议起源于先秦的朝堂议政,是臣僚向君王谢恩、陈请、议政、进谏的文书。在汉代“以文御国”的背景下,出于行政需要,文质兼备的奏议章表应运勃兴。奏议文书往往“因事而发”,蕴含着非凡的政治智慧,具有政治实用性;其内容、格式、书写等具有固定的套语格式和鲜明的制度化特征。其文本对特定称谓和程序化语言的运用,表明其书写形态的法定性。传世汉代奏议多出自史书载录,大多曾经史家“裁剪”,“过滤”了其书写形态运用视觉修辞的诸多“细节”,有碍于一窥奏议之“全豹”。借助西北汉简实物,可直观奏议文本特定称谓与程序化语言及其书写借助字体大小、隶草变化、笔划夸饰等书写视觉效果变化,突出奏议文本物化形态的视觉修辞策略,借以强调文本书写与礼制的内在联系。

论汉代奏议的经典化——以《史记》为例

汉代奏议是汉代散文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汉代文学的代表文体之一。在其经典化过程中,以《史记》为代表的汉代史传文学发挥了重要作用。《史记》依据四条标准对汉代奏议进行了最早的筛选,按照四种类型对汉代奏议进行保存,这是汉代奏议经典化的前提条件。《史记》“以文传人”的撰写方法,也有力推动了汉代奏议的传播。《史记》还包含了汉代奏议的最早注解与评价资料,不仅为后世研究提供了丰富可靠的第一手材料,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也是汉代奏议经典化的重要环节。在诸多因素的共同影响之下,汉代奏议的经典地位在汉代已得到初步确立。

汉代奏议的写作、编纂与流传

继战国之后,汉代又一次兴起"上书"热潮,《汉书》、《后汉书》等多记载汉代奏议的写作、编纂与流传情况。本文主要依据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大致梳理了汉代奏议文献的保存概况与流传原因,以期对汉代文史研究有所助益。

汉代奏议的个性特点与人格美

汉代奏议是“汉文章”的重要组成部分,代表了汉代单篇政论文的最高成就,其中优秀的篇章表现了作者以天下为己任,忠君爱国,关爱民生,不畏强暴,勇于谏净,指陈时弊、拾遗补阙,积极进取,光明磊落的个性特点和伟岸高尚的人格美,对当今大学生的人格养成教育,砺炼其完美的人格,仍发挥着示范、诱导作用。

论汉赋与汉代奏议的互动关系

汉赋与汉代奏议属于不同的文体,前者属于纯文学范畴,后者为应用性文体,它们都是汉代高度发达的文体。这两种文体看似毫不相关,但在汉代却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汉代文人基本上都能兼擅奏议与赋;从这两种文体对汉代政治强烈关注的角度来看,二者内容上具有较强的趋同性;汉赋与汉代奏议在写法上也互相渗透。汉赋与汉代奏议齐头并进、互相渗透,形成汉代一种繁荣而又特殊的文化现象。

儒家经典与“汉家故事”——汉代奏议中的二重倾向研究

儒家经典和"汉家故事"是汉代奏议的两种主要组成成分。"故事"一词兼有时间上的"故旧"和性质上的"原本固有"与"理所应有"之两重意义。儒家经典和"汉家故事"系统各由三个系列构成。受政治形势与学术文化的影响,西汉高祖到武帝时期,奏议中的经典成分不断增加。西汉中晚期奏议中经典与"故事"成分继续扩张。经光武、明、章三朝的文治,东汉奏议在组成成分和行文风格上承继了西汉中晚期奏议的一些特征,但选取的材料、言说的模式及其精神内涵却与西汉奏议存在相当大的差别。

汉代奏议的审美价值研究

汉代奏议是汉朝文学典籍的重要组成部分,内中许多优秀篇章可供后人学习借鉴。本文主要从三条脉络对汉代奏议的审美价值进行梳理与阐述。第一条,主要交代奏议的涵义及名称,并分析奏议作为一般文学作品的特性:浓郁的抒情色彩,富有表现力的语言,以及生动感人的形象。第二条,着重于通过三个角度,运用例证法,分述汉代奏议的审美特征,即:情理兼得的美学色彩,典雅美,以及"大汉气象"。第三条,在考察汉代奏议审美风格的转变及其影响的基础上,指出其在古代奏议发展史中承前启后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