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山东汉代考古的发现与研究

进入新世纪的五六年间,是山东地区汉代考古发展最快的时期之一。尤其是为了配合基本建设所进行的考古发掘,取得一系列重大收获。

枣庄汉代考古发现与研究概述

枣庄境内汉代文化遗存丰富。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枣庄境内陆续发现了一些重要的汉代遗存,尤其是80年代以后,为了配合基本建设工程而进行了一系列考古发掘工作,取得了许多重大的收获,这些对于研究枣庄的历史有着重要的价值。本文对历年来枣庄境内的汉代考古发现进行了梳理,同时还对相关的学术研究作了简要的概述,以供学界参考。

湖南汉代考古概述

湖南东、西、南三面为山脉环绕:东面为幕阜山、九岭山和罗霄山脉,南面为南岭山系,西面为武陵山脉;北面为洞庭湖平原(通过华容隆起与湖北分界),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湖南中部有一条南北向的雪峰山脉,将湖南分成东西两部分:东面为湘江和资水流域,西面为沅水和澧水流域(图一)。湖南这种独特的地形特点对湖南历史有深远的影响。

从骆越地区考古发现看汉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黄金流通--骆越文化研究系列之二十五

骆越地区汉墓考古发现表明,岭南先民开发利用黄金的知识技术,是由中原传入的。随着丝绸之路东西方交通贸易的发达,黄金也成为世界货币而流通。在骆越及其邻近地区,出土的黄金制品既有本地产品,也有从内陆和海外流入的黄金制品。从骆越汉墓随葬大量的"明珠、璧流离、奇石异物"的情况看,反映汉王朝与罗马帝国相似,彼此的奢侈品贸易也导致了黄金的大量流失。

汉代海昏侯国考古遗址公园导视标识系统的定位与规划

导视标识系统作为人与环境沟通的媒介,是汉代海昏侯国考古遗址公园对外展示的重要组成部分。文章首先对景区风格进行定位,然后以景区总体规划和景区地形为依据,结合景区的规划要求,紧扣景区的汉代文化特色,对导视标识系统进行整体统筹规划,对遗址公园的导视标识规划进行了积极有益的探索。

济源鹿头陶器与汉代墓葬礼俗

1984年济源文物普查发现了两件汉代陶质墓葬建筑构件,表面均为有鹿头形象的高浮雕。根据中国古代典籍、不同时代不同质地器物上鹿的使用情况及地域风俗进行比较分析,从中国传统文化源流上考释汉代鹿头陶器产生的必然性。鹿头陶器的发现为研究中国汉代墓葬礼俗提供了新的资料。

在碎片与痕迹中发现意义——练春海《汉代壁画的艺术考古研究》读后

练春海新著《汉代壁画的艺术考古研究》采用艺术考古的研究方法,在梳理文献史料和已有学术成果的基础上,对出土的汉代壁画的分类方法、制作工艺与技术、制作者身份及其在墓葬中的功能等内容展开了深入、系统的研究。作者对汉代地上壁画的系统整理,完善了汉代壁画的研究体系;他采用更具合理性的、以基底为标准进行分类的方法来研究汉代壁画;他还对汉代墓室壁画的功能提出了全新的认识,体现出重要的学术创新与研究价值,有助于推动汉代壁画研究的进一步深入。

汉代尺度的考古发现及相关问题研究

汉代的尺度,经过历代学者的考证与研究取得了重要进展,并随着考古新发现的不断增多而逐步得到深化。汉代尺度的考古发现及其分析表明,两汉时期日常用尺主要有铜尺、骨尺和木尺,其材质、装饰等既有时代性差异,又有一定的地域性差异,且多作为女性用品陪葬。其时一尺的实际长度,西汉和新莽时期一般为23厘米,东汉一般为23.4厘米,可以视作当时的标准量值。在考古学研究中,应当以此计算和理解汉代器具和建筑物等的尺寸,但又不宜完全拘泥于这个标准量值。因此,考古学研究中需要有科学的"尺度观",即既要运用当时的尺度及其观念对历史时期考古学的各种遗迹和遗物进行观察和分析,但在实践中又不宜绝对化。

汉代西南属国考古学文化变迁及相关问题研究

汉代西南属国境内存在土著文化与汉文化两个系统。西汉以来,两者并存持续了很长时间;东汉早中期,汉文化逐渐占据优势地位,土著文化渐趋衰退;东汉中晚期至汉末,成熟发达的汉文化广泛分布在属国境内,土著文化基本消失。两种文化的消长变迁反映了西南属国经历酝酿、形成与发展的演变过程。考古发现揭示汉代西南地区族群与文化的融合,使西南各属国境内形成了稳定的汉文化人群,为属国建立奠定了坚实的社会基础。属国制度成为边疆多元族群地区进入汉帝国政治体系的过渡环节,在吸纳、融合非汉族群与管理南方边疆民族地区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神木大保当——汉代城址与墓葬考古报告》简介

《神木大保当——汉代城址与墓葬考古报告》由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榆林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编著。科学出版社2001年6月出版。8开精装本约49万字(包括插图、表格),文后有彩色图版24版,黑白图版16版。定价168元。

汉文帝霸陵的文献流传与考古发现的江村大墓

汉文帝霸陵有别于西汉诸陵的一个重要文献记载,不仅是其选址于白鹿原上,而且还"因山为陵,不封不树"。对于这一文献记载的理解,时人的初心与记叙和后世的流传与解释渐行渐远,最终导致产生文帝霸陵本为"崖墓说"的推测。江村大墓的考古发现,初步揭示了汉文帝霸陵的真实情形,但同时也提出一系列新的问题:究意是历史文献记载有误?还是后人的理解出现误读?霸陵葬制出现的原因为何?对于后世又有何影响?本文结合文献和考古两方面的材料,拟对这些问题进行新的阐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