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皇帝身份的三重性看诏令功能的多元化——以汉代诏令为例

皇帝的身份并不是单一的,而是根据不同场合进行角色转换。由皇帝的三重身份,审视汉诏功能的多元化现象可知:皇帝身为天子时,旨在昭示皇权的合理性与合法性,诏令因此具有祭告天地、晓谕天下四方的功能;皇帝身为中央决策集团代言者时,由其批示的诏令则成为贯彻现实权力意志的政令、法令;与家人或关系亲密的臣子相互交流时,皇帝则还原回个体身份,从而使诏令发挥出独具个性色彩的私人书信功能。

“罪己”并非悔过——由汉代诏令看“罪己诏”的界定

关于汉代罪己诏的含义,学界众说纷纭。对现存汉代罪己诏进行考察可知:其颁布与皇帝因自身过失而主动承认错误没有必然联系,它实质上是皇帝以罪己为由,通过宣扬浓厚的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意识,以塑造德行神圣的皇帝形象并维护皇权的产物。狭义的"罪己诏"以罪己作为诏令的核心内容;广义的"罪己诏"则只是使用了一些罪己套语,为诏令的官方表达提供了一种范式而已。从内容来看,罪己诏又可分为责任型罪己和悔过型罪己两种类型,前者的数量远大于后者。

汉代诏令的文学特征

诏令属于实用性文体,在国家制度规定下,其往往具有固定的规制、格式;与诗歌、辞赋等相比,这类实用性文体的文学性并不明显。然而,在《文心雕龙》《昭明文选》《文章缘起》《古今文综》等文论、文集著作中,诏令却通常占有一席之地。这些著作在说明诏令各体功能、梳理诏令源流的同时,还往往将汉代诏令作为其中的典范加以推崇。很明显,这种优待凸显的是诏令文体自身本应具有的文学特征,而汉代诏令无疑为其树立了一个鲜明的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