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田马钱(汉佉二体钱)的文化谱系及新发现

和田马钱（汉佉二体钱）是国际学术界自从其面世以来一直关注和深入研究的课题。本文对其学术研究史进行了梳理,分析了和田马钱的文化谱系,并首次披露了近年来中国新疆和田马钱新的集中发现,对其中的和田马钱新品种进行了介绍。

汉佉二体钱补议

文章首先探讨了汉佉二体钱与印塞王朝、贵霜帝国钱币以及于阗国本土文化、汉佉二体钱间的关系,之后研究了汉佉二体钱与五铢钱的兑换关系,并进一步分析当今汉佉二体钱发现数量较少的原因。得出以下结论:汉佉二体钱是东汉时于阗国以自身文化为基础发行的一种古代希腊形制钱币,其形制模仿部分早期贵霜帝国钱币样式,而这些贵霜早期钱币又是模仿印塞王朝钱币发行的。其发行时间是在公元152年汉王朝与于阗国"纳贡质属"关系名存实亡后的一段时间内,其发行目的是为了取代在和田流行的汉五铢钱,小型汉佉二体钱与五铢钱兑换比例是一比一,但因为于阗国国力薄弱、造币成本高昂、本土居民缺乏使用货币的观念,这种尝试最终失败。

于阗自造汉文钱币与汉佉二体钱的历史背景

于阗位于东西往来贸易的交通要道上,文化艺术融合了东西方艺术。为便于发展自身经济而自造货币,东汉时自铸汉文钱币,既能与中原进行兑换,也能与贵霜王国交流。之后自造的汉佉二体钱,将汉文与佉卢文两种文字制于一币,更加便利了与东西方的交流。于阗发展经济提高自身实力,在家园遭受侵犯之时,奋力抵抗的同时笃信护国神,在精神层面也有了抵御外敌的力量。

“大语法”关照下汉外词汇比较

汉语“大语法”超越主谓结构,以对话为基础,以对言格式为主干。韵律和词汇都是大语法的有机组成部分。词汇的汉外比较有利于真切认识汉语的词汇特色和构造运作之道。与英语相比较,逻辑要素在汉语里的习惯表达倾向于成对的语词,这一比较更能揭示汉语大语法“对言对思”的特性。“语义的不确定性”是语言的正常特性,符合语言交际和语言演化的一般规律。从词汇意义和语法意义的“不确定性”出发,确立汉语词汇和语法共同的“名动包含”的格局,这就开启了把名词和动词视为“对等项”的可能,为汉语大语法超越主谓结构创造了学理条件。确立汉语“名动包含”格局还有助于我们从汉语出发反观印欧语,从而加深人们对人类语言本质的认识。

《共产党宣言》汉译本的术语专名及其中国特色——以陈望道译本为基点的多版本历时考察

《共产党宣言》汉译本的术语专名值得重视。《共产党宣言》术语专名自身具有话语资源属性,以陈望道译本为基点进行多版本的历时考察,有助于深入细致考据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共产党宣言》术语专名的历时翻译是一种修辞式创新,具有一定的原创性和时代性。历时版本的术语专名具有一定的文本间性。《共产党宣言》术语专名的汉译过程也是形成和凸显中国特色的过程。认识到术语专名的修辞式汉译还有助于客观公允地评价《共产党宣言》的不同译本。《共产党宣言》汉译本的术语专名及其中国特色,本身在某种意义和某种程度上可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提供重要启示。

引江补汉工程千米级深孔地应力测试及近场断裂稳定性分析

引江补汉工程是南水北调后续工程的首个开工建设项目,其引水隧洞穿越了蠕滑型活动断裂-通城河断裂,研究活动断裂近场地应力特征对工程稳定性具有重要意义。选择较为复杂的通城河活动断裂近场区内开展了原位地应力测试及断裂构造稳定性分析,揭示断裂构造内现今地应力状态及断裂构造滑动失稳临界条件。通过在通城河活动断裂近场2个千米级深孔进行原位水压致裂法地应力测试。最后,基于实测地应力资料,结合库伦摩擦滑动准则及Byerlee定律对活动断裂稳定性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测试范围内存在应力分区,并推测以潜在转换深度900±20 m为界,空间主应力状态呈现由复合型(逆断型与走滑型)或逆断型向正断型的转换,表明近场地应力受交汇构造影响;实测最大水平主应力方向随孔深增加由NW向转为NWW向,与活动断裂运动力学特性、交汇断裂的左旋运动机制以及震源机制解基本一致;通城河活动断裂近场应力积累水平较低,尚未到失稳滑动水平,地壳是相对稳定的。研究结果为引江补汉工程穿通城河活动断裂工程区稳定性评价提供基础地质力学资料,为跨活动断裂的工程设计提供参考依据。

引江补汉工程丹江口下游近坝段枯水期通航水位恢复试验研究

引江补汉工程补水口位于丹江口大坝下游安乐河出口约5 km处,且补水量与调水量基本一致,工程对航道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减水段,为恢复枯水期通航水位需要开展航道综合治理。利用河工模型试验论证了综合治理方案的效果,并对方案进行了优化及进一步论证。结果表明,减水-补水212 m 3/s方案尾门水位分别为86.47、85.90 m条件下,引航道口—黄家港段水位下降,黄家港以下水位保持不变,其中引航道口水位下降幅度最大,分别下降0.08、0.19 m;综合治理方案1实施后引航道口水位下降均为0.02 m,减水段的水位仍未恢复至调水前的水平,主因是从安乐河口补水的水流并未能进入到左侧主航道内;基于试验研究结果,建议对综合治理方案进行优化,在沧浪洲出水口下沿布置2道护底带;通过试验论证了护底带的4个高程,建议护底带高程为85.5 m,并对护底带高程进一步细化论证;优化后的方案可使引航道口至黄家港段的水位略超过调水前的水平,其中引航道口处最大水位抬高0.06 m。

汉黄芩素对血管性痴呆大鼠认知功能及神经炎症的影响与机制研究

目的 探究汉黄芩素调节腺苷酸活化蛋白激酶(adenosine monophosphate-activated protein kinase, AMPK)/沉默信息调节因子1(silent mating type information regulation 2 homolog 1,SIRT1)通路对血管性痴呆(vascular dementia, VaD)大鼠认知功能及神经炎症的影响。方法 取90只VaD大鼠随机分为模型组、低(50 mg/kg)、中(100 mg/kg)、高(200 mg/kg)剂量组、高剂量+AMPK抑制剂组(200 mg/kg+20 mg/kg),18只/组。另取18只正常大鼠为假手术组,酶联免疫吸附法检测海马组织白细胞介素(interleukin, IL)-1β、肿瘤坏死因子α(tumor necrosis factor-α,TNF-α)、IL-6水平;蛋白印迹法检测海马组织离子钙接头蛋白1(ionized calcium binding adapter molecule-1,Iba-1)、磷酸化AMPK(phosphorylation AMPK,p-AMPK)、AMPK、SIRT1蛋白表达。结果 与假手术组比较,模型组逃避潜伏期、海马组织IL-1β、TNF-α、IL-6水平、Iba-1阳性细胞数和Iba-1蛋白表达显著升高,原平台位置停留时间、海马组织p-AMPK/AMPK、SIRT1蛋白表达显著降低(P<0.05)。与模型组比较,低、中、高剂量组逃避潜伏期、海马组织IL-1β、TNF-α、IL-6水平、Iba-1阳性细胞数和Iba-1蛋白表达逐渐明显降低,原平台位置停留时间、海马组织p-AMPK/AMPK、SIRT1蛋白表达逐渐明显升高(P<0.05)。与高剂量组比较,高剂量+AMPK抑制剂组,逃避潜伏期显著升高[(47.64±5.39)s vs(26.45±3.27)s,P<0.05],原平台位置停留时间显著降低[(21.78±3.51)s vs(35.22±5.02)s,P<0.05];高剂量+AMPK抑制剂组IL-1β、TNF-α、IL-6水平、Iba-1阳性细胞数和Iba-1蛋白表达显著升高,海马组织p-AMPK/AMPK、SIRT1蛋白表达显著降低(P<0.05)。结论 汉黄芩素可能通过激活AMPK/SIRT1通路改善VaD大鼠认知功能及海马组织病理损伤,并抑制神经炎症。

关联山川形势的汉江上游历史城镇空间格局研究

山川形势是中国古人营建历史城镇时体察、相辨、因循的重要环境因素,也是彰显地域特色、塑造山城景观的关键自然要素.探索城镇营建与山川形势的内在关联对历史城镇的整体性保护发展,对传承本土营造智慧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选取汉江上游地区的历史城镇,从城镇择址、空间营建两方面探究历史城镇空间格局与山川形势的关联.通过核密度与渔网分析方法,研究北宋、明清、民国三个历史时期城镇与周围山川的空间关系,发现该地区历史城镇“以山为屏、以水为障”的山川选择倾向;以典型历史城镇为研究对象,通过计盒维数、轮廓曲折度等量化分析方法,发现其在水平与垂直维度均契合山川形势的空间形态特征.汉江上游历史城镇关联山川形势的空间格局营建经验可为该地区历史城镇的整体保护、局部更新、新区建设提供重要借鉴.

“正法”与“异言”之博弈:汉传佛教译经史上的“正名”问题讨论

“正名”不仅是中国思想史内部的重要问题,也是汉传佛教译经史上的重大问题。佛经翻译中的“正名”,以出世救赎为主旨,主要包括经目名称的翻译以及经文名义的统一两方面,涉及如何理解佛典之正法、佛弟子声闻所听闻之法、译人所悟之法、译主个人语言习惯以及译场众僧文义之勘定等诸多问题,大致可从经名译名、翻译名义及其所涉佛法智慧和名相等不同层面进行论述。经名译名的确立,旨在明确新出经文在内容上的完备性,以儒家思想中的“名实相当”为原则去强调“正法”是有本可依的佛祖圣言。翻译名义的斟酌包括创造新的指称或故意隐去译经僧不想彰显的内容,旨在消除“异言”,在汉地重新建构佛典原文的“正法”。佛经翻译中的“正名”问题,表面上是因梵、胡、汉不同语言差异引起的翻译策略论争,实则是译经僧在译经过程中寻求和建构“正法”的历史。在佛经汉译过程中,“正法”和“异言”之间存在博弈,这一方面昭示了佛学作为一种全新的信仰和知识体系在汉地发生和发展过程,另一方面揭示了儒、释、道等不同思想在汉地经由语言转换实现的会通和调和。

汉画像砖本体构建及其应用

汉画像砖具有丰富的中华文化基因。文章基于图像学三层次分析理论,以四川汉画像砖为例,分析并定义汉画像砖的核心概念、类、属性及约束条件等,使用Protégé完成对汉画像砖领域本体的构建和实例化展示,基于应用结果对汉画像砖本体进行检验和评估。

民国时期科技术语汉译特征管窥——以《科学》杂志(1915—1949)为例

民国时期译名工作在中国近现代术语翻译史上有着承上启下的重要意义,以中国科学社与《科学》杂志为代表的民间力量更在其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本文聚焦《科学》杂志“名词讨论会”中的相关著述,管窥这一时期科技术语汉译的阶段特征。研究发现该时期的译名工作具有日益精深的专业维度与科学、开放、自信的译介姿态,不仅关注的话题具体、专业性强,术语翻译的准确性和理据性亦有显著提升;同时,译者和论者均对本土语言文字与科学发展的前景充满信心,并开始以积极主动的姿态自觉融入国际科学话语建构与叙述实践中。

研究型大学的形象建构:汉英高校官网语篇对比研究

形象话语研究面对两个基本问题。首先是如何建立综合性的分析框架,充分呈现语篇在形象建构中的多种表现。其次是如何从表意需求和语境限制的角度解读语篇的复杂表现。本研究尝试回答这两个问题,建立可操作的多要素框架,明确形象话语研究在语篇层面的分析路径,进而对语篇表现进行解读。为使研究更聚焦,本文以研究型大学官网为研究对象,对比汉英语篇面对相同预设形象时的不同表现,探索语篇层面的种种表现如何受到各种因素的制约。

汉文化旅游海外推广宣传的要点与对策研究

海外推广汉文化旅游既有助于传播中国丰富的文化遗产,还能增进国际的文化理解与交流。针对当前汉文化旅游海外推广面临的诸多挑战,相关部门应采取多种手段减少因文化差异而导致的误解、提升旅游服务国际化水平、持续跟踪市场反馈并灵活调整推广手段等对策,推进汉文化旅游的宣传与发展,提升汉文化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力和吸引力。

汉画像中“袖舞”的符号学阐释

汉画像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典型代表之一,也是凸显汉代独特且技术高超的艺术形式。汉代舞蹈高速发展,其中“袖舞”最具特色,促使汉画像中“袖舞”舞蹈图像异彩纷呈。本文主要以汉画像中“袖舞”为研究对象,试图在符号学理论中“能指”与“所指”的关系视域下,通过案例分析法分析汉画像中“袖舞”身体语言所表达“能指”的象征符号,解读出所蕴含“所指”中汉画像“袖舞”的文化价值,对当代舞蹈艺术的发展具有一定的借鉴与启发作用。

汉-英-日学习者空间构式产出的准确性和语言迁移:标记性和名词场所性的影响

三语学习者空间构式的习得情况及背后的母语、二语迁移情况尚不明晰。本文运用多语产出中迁移研究的比较—归纳方法框架,对汉-英-日不平衡三语学习者空间构式的准确性和语言迁移进行了研究,研究发现:(1)各空间构式的产出数量及错误类型的分布不均衡,标记性和名词场所性显著影响空间构式的准确性;(2)在空间构式的产出中,母语发挥主导作用,标记性对母语正负迁移的发生均有显著影响,名词场所性对母语负迁移的发生有显著影响。研究发现支持标记性差异假说和母语因素假说,并印证了基于使用取向的语言习得观。

基于语料库的《玛纳斯》(第一部)汉译本风格研究?

《玛纳斯》是柯尔克孜族英雄史诗,是我国三大史诗之一。在推动新时代文化繁荣的背景下,《玛纳斯》在我国得到了广泛传播。《玛纳斯》汉译成果丰富,尤其是《玛纳斯》(第一部)拥有多个汉译本。本文以《玛纳斯》(第一部)居素普·玛玛依唱本的两个汉译本为研究对象,基于语料库翻译学的研究方法,自建两个译本的语料库,通过语料分析软件进行数据测算和分析,对两个译本的翻译风格进行了系统比较。研究表明,两个译本均坚持了忠实原文的翻译原则,但在词汇的使用、主题的表现和情感的凸显方面各有千秋。

文本细读、文献考辨与“文心”前置:朝鲜杜诗学研究的基本维度——以左江《杜诗与朝鲜时代汉文学》为中心

杜诗学作为朝鲜古代诗学重要研究领域之一,单一的文本分析很难挖掘出杜诗在朝鲜文坛接受、传播与变化的丰富状貌,只有多维度阐释才能达成整体性的学术关照。左江《杜诗与朝鲜时代汉文学》以文本细读作为研究基础,重视文献考辨。该书秉承旧文献新用、新文献智用的研究原则,将义理阐释与文献考辨相结合,体现出“文心”前置的鲜明特点,进一步丰富了东亚汉文化圈的杜诗学研究空间。

汉畲交融文化共相--客家“跳觋”仪式音声的互文性与三重文化认同

“跳觋”仪式中的仪程仪轨、客家念唱、客家山歌等音声文本均是客家汉民语境下的语义表达,体现了客家汉民对中原汉族传统文化的承继与认同;而仪式外显形态中融入的吹龙角、敲觋锣、跳巫舞、畲族歌谣等音声文本则是客家畲民语境下的语义表达,体现了客家畲民对本土畲巫信仰的承袭与坚守。“跳觋”仪式音声的互文性建构与表达,实际上是客家社会汉畲族群文化之间的一种互动、妥协与重构,其目的是建构一种汉畲族群具有认同性的“文化共相”,以达成客家社会对族群、区域、国家的三重文化认同功能。

作为记忆之场的汉画像石:一种媒介学视角

汉画像石作为一种“时间偏向”的石刻媒介,激活了汉代社会中人与人的精神交往及文化流动,具有明显的“纪念碑性”和复合域性。从传播过程看,汉画像石的传者在控制信息传播中构成了一个由最高统治者到艺术赞助人继而到工匠群体的三级圈层结构。而受传者则表现出“被动地接收,主动地创造”的主体性特征,并伴有时间上的先后顺序。从传播效果看,汉画像石在文化传播中发挥了记录赞助人情思、凝结儒文化精神的独特作用。此外,在中国古代传播史中,它承载了汉代人民共同的历史记忆、文化记忆乃至社会记忆,为我们考证这一时期民众的社会生活和精神风貌提供了重要的第四重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