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变系乎时”——论叶燮对汉儒“风雅正变”的原创性阐释

汉儒提出的"风雅正变"是正变思想诗学转向的关键点,也是诗学中正变观念的源头。历代诗论家们以不同的方式延续着这一源头,但是,清初诗论家叶燮超越了这种延续。他不拘泥于传统,回到原典,重新审视汉儒学说,无论在思考范围,还是在思考方式上都突破了前人的桎梏,对"风雅正变"作出了原创性的阐释。文章在梳理历代诗论家对汉儒学说不同阐释的基础上,分析叶燮如何创造性地阐释汉儒思想,并进一步探究他的诗学立场以及对清初时政的态度。

汉儒与王莽:评述西方汉学界的几项研究

本人在《汉儒理念与价值观研究的方法论问题之理论篇》(《史学集刊》2005年第4期),列举自己半个世纪以来论述汉儒的研著,这些研著大都严格地遵守了“学术研究应从理解贯通前人的研究著作成果开始”此基本原则。由于涉及到的一些西方研著在国内不易参阅,其学术成果有时甚至遭到歪曲,在此谨列其荦荦大者,如德效骞(HomerH.Dubs),《荀子:古代儒学的塑造者》(1927)和《前汉史》(三卷:1938,1944,1955);包德(DerkBodde)《中国的第一位统一者》(1938);毕汉思(HansBielenstein)《汉室复辟》(三卷,1954,1959,1967);《剑桥中国秦汉史》(1986,中译1992),和余英时的一些著述加以评析。

汉儒称“儒学”为“儒术”考

"儒学"这个概念,不见于先秦典籍,为汉儒所独创。汉儒创造这个概念,用来称谓"儒家的学问"或曰"儒家的学说",但汉儒又用先秦已有的"儒术"这个概念来称谓"儒家的学问"。汉儒为什么称"儒学"为"儒术",以至于兼用这两个概念来称谓"儒家的学问"?文章藉梳理"儒学"、"儒术"概念之衍变历史以说明这个问题,并认为,在汉代,"术"化儒家思想,将儒家思想由重"道"转向重"术",是时代对儒家的要求,汉儒之所以称"儒学"为"儒术",与这一时代要求有密切的内在关联。

“俟时”与“用时”——先秦儒家与汉儒政治态度之比较

春秋战国时期,政治格局、社会秩序和价值观念日趋混乱,政治成为其时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身怀绝学的诸子纷纷从自己的立场出发提出了解救之道。自孔子始,先秦儒家多坚守王道理想而少有权变,"俟时"是这一历史群体的主要政治态度,然而七十子之中亦有积极寻求权变者,"用时"现象时有发生。秦汉时期,帝国政制确立,"势"呈压倒性的优势,儒家的"道"生存空间日益萎缩,处于道势之间的汉儒大多强调"用时","用时"是这一时期儒生的主要政治态度,然而亦有持"俟时"政治态度的儒者。可以说,"俟时"与"用时"是先秦儒家与汉儒各自根据不同的历史条件与时代要求在政治态度方面所呈现出的历史状态。

汉儒理念与价值观研究的方法论问题之考论篇

本《考论篇》讨论对汉儒研究的实证问题。第I节提出“多方全面”的关注和“理念贯通”的理解二者兼顾,对史学研究的重要性。第II节引用多种史证分析顾炎武《日知录·两汉风俗》意指的正读与误读和对汉儒的经学大义、新莽政权、和光武帝应对措施的“多方全面”和“理念贯通”的理解。第III节论述东儒士独特的“改革·革命理想”和“独立批判精神”的发展变化:“独行”、“清议”、“党锢”、反抗,和这论证与前史学理论的连结。

汉儒思想的现代诠释

汉儒思想是中国文化的重要遗产,这是不容置疑的,但是对其内在的哲学-文化价值的认识仍有多种不同的诠释。汉代儒学具有深层哲学价值和意义,富有深奥的文化意义和发展变化的活力,不能仅仅被当作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代言人。汉代儒学综合其他各家思想,成为被官方和大众所认可的、占统治地位的学说。汉代儒生们一直以来为这样一个矛盾所困扰,即他们珍视的“大一统”、“太平”和“大同”世界中的“人性至善”理想与森严的帝国体制现实之间的矛盾。在这个矛盾中,他们一边履行自己的基本职责——保护和教授传统的道德理想,一边努力倡导改革秦朝法治统治传承下来的帝国体制。

“深察名号”与汉儒对礼制秩序的价值探索——以《春秋繁露》和《白虎通义》为中心的考察

"深察名号"是汉儒董仲舒提出的一种非常重要的治国思想。它既继承三代的礼治传统和百家的名实理论,又超越了诸子技术性的名号治国论,通过深察名号的道德意蕴,使技术理性与价值理性统一起来。其后汉儒继承了这一思想方法,特别是为汉章帝制汉礼作理论清理的《白虎通义》,更是把名号的道德价值贯穿到礼制的各个领域之中。但由于古人的道德理想既存在明显的内在缺陷,也缺乏合理的制度安排,最终还是未能逃脱它走向衰亡的历史宿命。

汉儒理念与价值观研究的方法论问题之理论篇

臧知非《两汉之际儒生价值取向探微》(《史学集刊》2003年2期)的立论,和我近年考析汉儒的文字针锋相对,感觉有必要对考论汉儒所牵涉的一些史学理论和方法提出来讨论。本文“(一)理论篇”讨论法国“年鉴学派·心态史回转到人类文化历史学”的新趋向;这是转向到美国人类学大师罗拔·列德夫(Robert Redfield,1897—1958)所重视的文化“大传统”——对整体文化发展变化的多元和全面意义的理解,综合为文明史的研究——“人文·精神文明”。以中国传统观念来说,聚焦于文化“大传统”,是以“君子”的“价值”理念,来理解和批判两汉儒生;聚焦于文化“小传统”,是以“小人”的“行径”来体认两汉儒生。顾炎武以“大义”、“节义”等理想理念来评论《两汉风俗》;吕思勉、蒙文通(以及臧文未指名的钱穆师和我)则以汉儒“要改正当世社会组织”(传统谓之“济世淑世”)的“志士仁人之公意”、“洪流”来解释新莽政权之兴起;这都是从儒学的“人文精神”“淑世理想”和“学术理念”(文明“大传统”的价值理念)着眼;因而成为聚焦于文化“小传统”价值取向的臧文批评的标的。本文续“考论篇”将进一步讨论在历史考证和分析上研究汉儒的实际问题。

论汉儒易象观与茶山的易象体系

汉儒本之《易传》,凭借当时自然科学知识,转换话语系统,提出了新的易象理论,重建了偏于天道的象学体系。丁茶山一方面坚持汉易立场,反对王弼义理之学;另一方面通过反思检讨汉代易象学说,实行了对汉代易象的重建,推动了汉代象数易学乃至整个易学的发展。茶山之象学研究,与中国清代乾嘉前后易学研究遥相呼应,形成了东亚汉易复兴的思潮。

汉儒经学、纬学诗论述要

汉儒诗学源于春秋诸子诗学,主要是围绕着《诗经》经典化解读而展开。四家诗在诗学上具有同源的关系。毛诗之外,齐、鲁、韩三家诗中,鲁诗之传承,最为渊源有自,流行并取重于世似乎也早于齐、韩两家。三家诗齐诗近玄,鲁诗与韩诗近史。齐诗与毛诗都以性情论诗,但宗旨不同。四家诗都以言志为基本宗旨,以分别美刺为基本的说诗方法,对于具体诗篇的美刺,看法上有同有异。

汉儒价值观念变迁的几个问题——答陈启云先生

本文从理论方法到史实系统地回答了陈启云先生的批评。认为用“心态史”的方法、按照“学理”来“联贯”分析汉代儒生价值观念存在着重大不足,得出的结论背离了历史真实。文章以史实为依据,从社会变迁对思想观念和政治实践的互动关系入手,对汉代儒生的社会批判精神和“吏化”的发展、西汉末年儒生追随王莽的原因、东汉清议与党锢的政治理念做了进一步的分析,同时对顾炎武《日知录.两汉风俗》的正确理解等问题进行了系统的考论。

智者若何，仁者若何？--汉儒传说中孔门师-弟子对话案例分析

常言道，对一人一事的判断，“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无非表示不同人对同一人、同一事，可能作出不同的判断。其实，对一人一事，仁者见其“不仁”，智者见其“不智”，或更近于常理。更何况仁者之间、智者之间所见也不尽一致。

从汉儒评赋看两汉文学接受的异化

汉赋以其恢弘的气势、铺张的描写与华丽的辞藻成为有汉一代文学之表征,然而汉代赋论家们对汉赋的认识和研究始终笼罩在经学的巨大阴影之下,他们从经学的角度抬高赋体文学的地位,极力强调赋体文学的讽谏作用,以是否有利于政教风化为准则对赋体作家作品作出价值评判,都是基于儒家狭隘的功利主义立场。因此,汉儒对汉赋的接受纯粹是经学的接受,而不是文学的接受,这是两汉时期文学接受异化的一个重要表征。

汉儒《论语》注存在的问题——以《论语集解》为例

《论语》文本编定之后,最早为之作注的是汉儒,因而汉儒的《论语》注在论语学史上居于首要和重要的地位。但囿于时代和学术思潮的影响,汉儒《论语》注仍然存在不少问题,主要包括:阐释方法简单;思想认识片面;征引文献错误等。

经权思想的逻辑进路——以汉儒、宋儒和明儒为中心的考察

经权思想是儒家哲学的重要内容。自从孔子将经权提升为哲学范畴之后,汉儒、宋儒和明儒分别阐发了"反经合道"说、"权便是经"说、"经是已定之权,权是未定之经"说或"经乃有定之权,权乃无定之经"说。这三种经权观恰好构成了否定之否定的辩证发展过程。梳理这一过程的内在逻辑关系,无疑对深化儒家经权观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论谶纬主体是“去秦承周,复三代之治”的汉儒版新经学

谶纬主体承载着汉儒"去秦承周,复三代之治"的政治学术理想。为实现此理想,汉儒利用谶讳神化孔子,并利用它以牵合附会的形式附益六经。为神化孔子,《公羊》家提出孔子作《春秋》为汉制法说,此说满足了汉朝统治者论证其政治法统合法性的愿望,但却导致《春秋》学以至全部经学谶纬化的结果,形成谶纬化今文经学体系。历来多指斥谶纬导致此体系诬妄荒诞之弊,却鲜能充分估价其所致形式上的系统性特征。即其以经、纬一体的形式,真正实现由经、纬结合而成的经学体系之系统性特征。此外,往昔多忽略的是,此谶纬化今文经学乃汉学象数学代表,乃汉代学术思维水平的典型标征,由此可看清汉代象数思维方式与魏晋玄学哲理化取向之间,在发展转换关系上的逻辑合理性。谶纬化今文经学之性质实相当于汉儒版新经学,汉儒企望有一部可与六经并列比肩,且可反映皇汉盛美之治的新经书出现,谶纬化今文经学在某种意义上使之得以兑现。

试证注古书不可轻易否定汉儒成说——以《论语》为例

王力先生认为,不能轻易否定汉儒的故训。我们在研究《论语》疑难词句时发现,当清儒之说和汉儒之说不同时,往往汉儒正确。本文选取上述研究中篇幅较小且较有代表性的12例,以为管中窥豹,证明王力先生之说是正确的。这提醒我们,当清儒及现代学者的结论与汉儒不同时,采纳前者的考释成果必须慎重。本文"罗列若干同时代同一句式的句子进行归纳,然后再验证"的研究方法对古籍词句考释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

“天秩”观念与汉儒治道

汉儒“天秩”观念作为与世界图式同等层次的观念符号,其所具有的种种内涵与特性,是汉儒们对于如何实现理想的社会、道德秩序的天道依据和价值原则,对汉儒的治道理论与实践具有支撑意义;分析了“天秩”观念的整体连续性、整体和谐性和个体嵌入性特征及其可能的治道功能。

经权思想的逻辑进路——以汉儒、宋儒和明儒为中心的考察

经权思想是儒家哲学的重要内容。自从孔子将经权提升为哲学方法论范畴之后,汉儒、宋儒和明儒分别阐发了"反经合道"说、"权便是经"说和"经是已定之权,权是未定之经"说或"经乃有定之权,权乃无定之经"说。这三种经权观恰好构成否定之否定的辩证发展过程。

汉儒论屈骚

关于屈原和楚辞的评价与争论是汉代文学批评的重要内容。其发展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本文对两汉诸家评骚观点的优劣异同及其产生的社会背景和发展脉络做了全面而深入的评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