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长城地带语言接触看中华民族共同体之形成——幽燕长城地带北方话的汉儿言语底层钩沉

长城内外,是农耕、游牧、渔猎三种文化类型历史和谐共生的地域。长城作为冷兵器时代的产物,不仅对长城内外“城国”“行国”的形成与发展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而且对该地域汉族与北方阿尔泰民族语言间的接触融合、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也至关重要。文章选取幽燕长城地带的汉儿言语底层为研究对象,钩沉历史表层、深层之个案,缀成系列,以窥该地域汉儿言语底层表象之一斑,进而尝试从地缘文化关系、借词关系、语言类型变异等角度进行历史语言学的比较分析与解释。

关于渤海国的“汉儿言语”

粟末靺鞨建立的"海东盛国"渤海,是唐代在东北册封的朝贡国,其语言问题一直是治渤海史学家最敏感最棘手的课题之一。金毓黻、李强等认为渤海书面语为汉字;金在善谈及吏读;刘晓东认为渤海国语为靺鞨语,官方语和通用语为汉语。本稿结合语言接触与东北官话方言发展史的问题,提出渤海国通用口语本质应为"汉儿言语",是靺鞨族与北方汉族长期接触的产物,其在成就东北官话方言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成为以后东北亚少数民族逐鹿中原语言文化立国的桔槔。

元代汉儿言语和蒙汉混合语的关系与辨析

汉儿言语和蒙汉混合语是元代通行于北方的两种口语,前者通行于汉人之间,后者是一种皮钦语,通行于汉人和蒙古人之间。这两种语言与《吏学指南》里的元代文言文差距甚大。蒙汉混合语在词汇、语法上有不同于汉儿言语的特征,我们可以据此将它们区分。《元典章》《通制条格》等文献中的古怪文字是这两种口语的书面化产物。

从元汉儿言语“有”的用法透视语言接触下的语言演变

元代"汉儿言语"是北方阿尔泰语同汉语发生大规模接触而形成的一种蒙汉混合的语言。文章通过对元代汉儿言语中"有"的句法分布、语法意义、语法形式及特殊结构的描写和分析,透视语言接触下的语言演变机制。时制助词的"有"是在以心理认知因素为内在机制的基础上汉蒙两种语言竞争和互补的直接结果,它充分说明语言接触下的语言变异更容易发生在差异明显之处,否定了优势语言同化弱势语言的观点,表明了语言发展过程中异质因素的重要作用和语言发展的例外转变,有助于人们客观评价语言接触对语言发展的作用。

元代“汉儿言语”的交际价值和文化价值

元代社会多民族杂居,语言生态系统因此变得特殊而复杂。"汉儿言语"作为通行于北方地区的汉语特殊变体,在词汇和语法上受到了以蒙古语为代表的诸阿尔泰语的影响,不但是当时北方汉人的共同母语,而且在更大范围内发挥作用,在语群中处于"中心"地位,吸引着不同语言集团的语言学习者,是不同语言集团之间开展外交、通商通婚的重要交际工具,在记录当时北方文化生活、文化制度及文化现象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具有很高的交际价值和文化价值。

从“郎君—阿哥—帅哥”的演变管窥“汉儿言语”的语义发展特征

拙文在梳理前贤研究的基础上,从语言接触与词源学的角度,尝试考察契丹语、女真语'舍利(沙里)'与汉语'郎'、'郎君'等词义上的渊源关系,同时提出满语、蒙语的'阿哥'或与'郎君'及现代汉语的'帅哥'亦可建立一定的词义对应关系,从而为考察北方少数民族语言与汉语历史接触与融合的阶段性形态——'汉儿言语'的语义发展特征,提供历史比较研究的个案参照。

经堂语与元明“汉儿言语”相似的几种语法特征

本文对回族经堂语中方位词"上"、语气助词"着"及倒序式的造词方式进行了讨论,认为它们与元明时期的"汉儿言语"存在着极为相似的情况。所谓"汉儿言语",是指由于受蒙古语言影响,在元代以元大都为中心,形成的一种独特的汉语口语。从经堂语与元明"汉儿言语"语法形式的相似性方面,可以对其语言形成年代进行观察。

脉望馆钞校古今杂剧中的汉儿言语

句末使用“有”字,是“汉儿言语”的一个重要特征。明代汉儿言语在戏曲中用例,吉川幸次郎曾举明初藩王朱有燉《桃源景》杂剧相关段落。在脉望馆藏钞本杂剧中还有一些类似用例,不过将“有”字变为“又”字。赵琦美校改这些杂剧之时,或径删“又”字,或改为虚词,后来王季烈、隋树森等整理者大多依从赵校。剧中人使用“又”字来模拟“汉儿言语”,通过“语言”表达上的差异来凸显其番人身份,增强艺术感染力,不当删去。

辽宁方言语音研究

东北官话与北京官话同是在幽燕方言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二者从史的角度不宜分开。联系借鉴燕商同祖等燕山南北考古研究的新近成果,或可认为长城地带的幽燕方言是原始华夏语的渊源之一,参与了汉语的起源与构建。辽宁方言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幽燕方言,近代的形式是汉儿言语,现包括东北——北京官话、胶辽官话,境内可分为:朝峰小片、辽西小片、辽东小片、盖桓小片、登连小片。

元代直译体公文的口语基础

一般认为元代直译体公文是生硬翻译蒙古语文献的产物，仅仅是纸面上的东西。本文 举出实证，证明元代确有一种夹杂蒙古语成分的特殊口语在北方流行，这种特殊的口语是产生直译体公文这种特殊书面语的现实基础。汉、蒙两种语言混杂的特殊口语以及直译体书面语都是在元代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是语言接触的结果。文章的最后一部分讨论了元代纯汉语文献中的四种语言现象，说明蒙古语对汉语产生的影响。

胡汉对音和古代北方汉语

胡汉对音资料主要是指用汉语文为古代北方少数民族语言记音的资料,这些资料对研究古代契丹、女真、蒙古、回鹘语乃至汉语都是弥足珍贵的。本文首先回顾了国内外利用胡汉对音资料研究阿尔泰语系语言及汉语的情况;然后主要探讨了辽金元时期为契丹语、女真语、蒙古语标音汉字的语音基础为“汉儿言语”;最后通过对宋元史籍中记录女真语的汉字进行分析,认为对音汉字所反映的语音状态与《中原音韵》相合,研究乃至复原女真语,可以参照《中原音韵》对表音汉字进行标音。

《老乞大》书名另释

《老乞大》是高丽、李朝时代朝鲜半岛通用的一部颇具“汉儿言语”特征的汉语教科书。关于书名“老乞大”的释义,前贤虽有所论及,认为“老乞大”的“乞大”来源于达斡尔祖语、契丹语,“老契丹”是“中国通”之义,但未成定论。文章尝试通过朝鲜吏读的视角,做出另外的解释。

《同文类解》汉译语词研究

《同文类解》是朝鲜王朝司译院编辑的一部汉—韩—满三语对译分类词汇书。通过对照该书的韩国语、满语对译来考释该书的汉译语词,发现该书大量汉译语词较好地反映清代乾隆年间"汉儿言语"的口语特点,部分语词还呈现出东北方言独有的特质。少量语词是受编著者母语韩国语影响的不规范表达方式。

满(蒙)汉合璧文献语料价值的多角度挖掘——基于太田辰夫的相关研究与假设

满(蒙)汉合璧文献是太田先生研究清代汉语与北京话时使用的重要语料,由于时代与语言所限,太田辰夫并未使用满汉对勘方法,没有从语言接触角度去挖掘满汉合璧文献的独特语料价值。但是太田辰夫数种关于满(蒙)汉合璧文献语言的观点,为后续研究提供了重要思路。首先,应当重视满(蒙)汉合璧文献在汉语、满语、蒙古语及语言接触研究等方面的语料价值;其次,满(蒙)汉合璧文献内部差异问题有待进一步考察,不能将其中的汉文部分简单归结为北京话;再次,汉儿言语与旗人汉语的关系有待深入思考和验证;最后,满(蒙)汉合璧文献与威妥玛及其编写团队所著《语言自迩集·谈论篇》的改写关系也应当厘清。

元代直译体公文中外来词的来源及类型

蒙元时期因蒙古语翻译产生了一种特殊语体——直译体公文。这种直译体公文并非蹩脚的翻译,而是特意选择了一种在当时广大辽金地区各民族之间通行着的、特殊的混合语作为目的语形成的。这种混合语以汉语为基础,融合了契丹语、女真语等少数民族语言成分,长期为蒙元政府所使用。直译体公文中有大量借自蒙古语的外来词,有些承自前代,但更多的是新借。这个时期外来词的类型有音译、意译、半音译半意译和音译与意译叠加四种类型。音译多用于人名、地名或者具有鲜明蒙古特色的词语的借用,意译主要用于蒙古语语法成分的借用。

贯云石《孝经直解》在日本的传播与影响

1933年,久佚于中土的贯云石《孝经直解》元刊孤本在日本被发现。作为珍贵的元代白话文献,《孝经直解》被京都的"元曲研究会"引为重要参考资料,被视为解开"元杂剧兴起"学术难题的钥匙,之后元史研究、汉语研究也从该书之中发现新的研究路径。经过日本学界的推动,英语世界对此书的思想与文学也有较多研究。贯云石《孝经直解》孤本的发现与影印出版,在海外中国学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体现了20世纪中日学者的密切互动与学术交流。

接触语言学视角下的元代白话

在元代特殊的社会文化背景下,"元代白话"呈现出一种由语言接触而引起的独特面貌。以"纯汉语"、"蒙式汉语"和"汉儿言语"为口语基础写作的白话文献,是研究元代语言、文化及历史的重要材料。文章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从接触语言学的角度对元代白话系统的组成、元代白话文献的性质和分类等问题进行了分析,以便于廓清元代白话系统真实而独特的面貌。

从语序类型分析经堂语的来源及其性质

经堂语是宗教场所的特殊用语,指的是元明时期经师们用当时的汉语——"汉儿言语"——翻译阿语形成的一种特殊的汉语变体。本文根据马振武先生的《古兰经》(经堂语、阿拉伯文、小儿锦对照本)中的经堂语,参照语序类型学成果,考察经堂语的句法表现,揭示其类型特征及其形成过程。

《老乞大》复句句式

《老乞大》的版本繁多,我们采用的是1944年日本京城帝国大学“奎章阁丛书”之九的影印本。《老乞大》最早的本子是元末的作品,但是原本早已失传,今天能见到的本子都经过后人修改。我们采用的本子还保留“高丽”的名称,还有一些话显然受蒙古语的影响,所据底本的时代估计不会太晚,大致可以定为元末明初。《老乞大》代表的是十四世纪的汉语口语。我们认为这种口语基本上是当时的官话而不是北京话。《老乞大》的语言除少数受蒙古语影响的用法以外,和宋元明时期话本的语言基本相同,而且《老乞大新释》(1701年)明言用的是官话,如:

《高丽史》和《李朝实录》中的汉语研究资料

《高丽史》和《李朝实录》等韩国史部文献中蕴藏着丰富的汉语研究资料,文章从"白话资料"、"有关汉语教学的资料"和"其他有关汉语汉字的资料"三个方面举例作了介绍。"白话资料"部分列举了6段文献,讨论了与之相关的两个问题,认为这些资料是口语的实录,而非"转写"或"翻译";元代的"汉儿言语"明初仍在沿用,而且范围可能不限于狭义的北方地区。"有关汉语教学的资料"部分分类列举了关于明清时期"官话"的记载和关于学习汉语的记载,《高丽史》和《李朝实录》中对汉语称呼的记载反映了从"汉儿言语"到"汉语"再到"官话"的变化过程。"其他有关汉语汉字的资料"部分以"元-原"的字形更替为例作了说明,认为明代把"元来"等的"元"写作"原",主要是因为避朱元璋的名讳,跟嫌恨元朝可能也有一定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