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公共娱乐空间的政治改造——以汉口民众乐园为例

审视汉口民众乐园的发展变迁,汉口市政府通过体制、空间、演出内容和社会功能四个方面的政治化的改造,使民众乐园成为其延伸政治力量,传播意识形态,推动社会教育的的重要媒介。民众乐园作为个案诚然有其特殊的一面,但不可否认的是,其政治化改造的过程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近代国民政府对城市公共空间建设思想的探索。汉口民众乐园的历史表明,公共娱乐空间不仅仅是专供民众的享乐空间,在政府的精心设计下,它还可以是灌输意识形态、培养民众行为的政治空间。从这一点看,对民众乐园的历史梳理无论是对城市空间的价值研究,还是当下对政府实现思想政治教育和精神文化建设,都有着一定的现实意义。

近代综合性文化娱乐中心与都市社会——以汉口民众乐园(1919—1949)为例

综合性文化娱乐中心是近代中国城市发展的一个重要产物,反过来它又推动近代都市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与生活方式的变迁。汉口民众乐园的历史显示,近代综合性文娱中心与都市社会构成同步互动、互为表里的关系。一方面,近代城市社会为综合性文娱中心的生长培植了土壤,充实了内容,规定了发展方向;另一方面,综合性文娱中心又俨然是都市社会变迁的风向标,是观察和形塑城市生活方式与文化品位的窗口,是民众交游往来的拓展地和政治归属感的养成空间,进而成为城市声望与集体记忆的重要凭借,为从经济之城向文化之城的升华提供了历史与现实的依据。

近代城市大众文化娱乐空间里的社会冲突——以汉口民众乐园(1919-1949)为中心

中国近代城市大众文化娱乐空间是动荡时期社会冲突的聚集之地。汉口民众乐园的历史表明,近代大众文娱中心既是城市病的蔓延地,鸦、雀、鸨的"三鸟"之害与偷、抢、杀的社会乱象浸淫其间;又是社会冲突的爆发场,贫富悬殊加深了平民的相对剥夺感,武人当道助长了军警的嚣张气焰;还是市民风貌的观察口,作为良好风范与作为社会美德的市民认同在此皆严重缺失。近代武汉政权更张频仍,社会规范失序,处于政治权威与伦理道德的双重失范之中,大众文化娱乐空间冲突频发,只是失范社会的一个缩影。

近代中国都市文化娱乐空间的政治演出——以北伐战争时期的汉口民众乐园为例

近代中国都市文化娱乐空间由于各种党政势力的介入,时常成为政治话语的表达场域。在北伐战争的风云变幻时期,汉口民众乐园作为城市文娱中心,却因为时代的需求而主要扮演着政治空间的角色,在其间上演了一幕幕政治演出,以达致社会动员和政治控制的效果。不同阶段,汉口民众乐园的政治活动呈现出不同的主题:国共合作北伐战争时期,它是国共两党唤起民众反帝反军阀革命热情的阵地;在国民党一党"继续北伐"时期,其俨然国民党构建国民党一党专政合法性的工具;北伐战争后,它则成为国民党宣传反共思想的基地,使得都市文娱空间呈现出明显的意识形态性与工具性。

民国地方政府对文化娱乐场所的管理——以汉口民众乐园为中心(1919-1949)

中国城市文化娱乐场所发展到近代已相当普遍和发达,地方政府对其管理十分重视。近代汉口民众乐园的历史表明,民国地方政府力图掌握文娱场所产权,以保持政治控制的基础;控制演出时空,以确保游客安全,维护社会稳定;审核演出内容,以渗透官方意识形态,营造良好社会风貌;调控从业人员,以加强控制力度,保证优质服务;规范游客言行,以强化公众责任感,培养良好市民风范。地方市政当局极力使大众娱乐规约在官方权力所及范围之内,以达致市民生活与市政公权的"共谋"。

近代汉口大众文化娱乐空间的聚散与城市发展

大众文化娱乐空间是城市有机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城市政治、经济与发展变迁影响着大众文化娱乐空间的分布。近代汉口大众文化娱乐空间在城市现代化进程中,历经了一个由聚而散、散而再聚的过程。明末清初,汉口城镇发轫和商业繁华之初,后湖因其优美的风景和丰富的娱乐项目,加之紧邻繁华商肆,成为汉口大众文化娱乐的第一次集聚地。在汉口进入城市现代化转型和城市空间拓展阶段时,城市中心由沿河向沿江方向移位,原本集中的文化娱乐中心被分散的会馆、茶园、街头和一些临时性西式娱乐场所替代,此为汉口文化娱乐空间的离散时期。在城市发展日臻完善后,中心商业区形成,综合性文化娱乐中心——汉口民众乐园应运而生,成为市民日常狂欢之地,成为汉口文化娱乐空间的再次集聚。大众文化娱乐中心与城市发展呈现出互为表里、相互促进的联动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