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经之道:中西文化中的“圣言乌托邦”——以教父时代解经学和汉唐诗经学为例

本文以西方教父时代解经学和中国汉唐诗经学对《圣经》和《诗经》的阐释为例,借助卡尔·曼海姆的"乌托邦"理论,发现两种文化传统对于各自典籍的解经之道中同而不同的"圣言乌托邦"倾向。本文首先讨论经书的来源及作者问题。两部典籍经历了漫长而复杂的成书过程,在各自文化传统中均被归在某位抽象而权威的作者名下。再者考察中西的读经之法,发现其中对"圣言"之存在的共同预设。最后进入对解经之道的阐释,比较教父的寓意解经法和儒生对"微言大义"的执著,观察其中的主观思想动因。结论认为,这种以"圣言乌托邦"为核心的反思精神既是中西文化共同具有的人类文明的可贵之处,也是实现东西文化双向互动的有利条件之一。

朱子对汉唐诗经学的继承与批评析论

朱子对汉唐诗经学有继承也有批评,这既体现在抽象的治《诗》理论上,也体现在具体的治《诗》实践上。究其原因,朱子是以是否有助于解经体道来作为取舍标准。汉唐诸儒治《诗经》,一些内容和观点有助于理解经文,求得其中的表层含义,朱子就加以继承。但是汉唐诸儒对《诗经》的解读,对义理的阐发上确有不足,并不能使学者领悟其中蕴含的深层含义,朱子就对其进行批评或质疑。这与朱子格物穷理的认识论正相契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