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传佛教与汉地佛教初传时期的再比较

以藏文材料和汉文材料为依据,对佛教在藏区与汉地初传时期的传播方式与途径进行比较研究可知,公元7世纪松赞干布建立吐蕃王朝后,将佛教引进了吐蕃,并欲将其作为主流意识形态,但当时吐蕃人信奉本土固有的宗教—苯教,于佛教异常隔膜。在此情势下,松赞干布将计就计,以苯教的思想和仪轨作为传播佛教的理论铺垫和思想基础,吐蕃人通过苯教这个管道和途径,才逐渐接受了佛教思想。汉地佛教初传时期,也经历了这样的过程,当佛教初来咋到时,汉人将佛教看作神仙方术的一种,后来又将佛法和道教的法术相提并论,将佛教哲学和庄子哲学一样看待。这些事实都说明,佛教在两地初传时期,基本上是接着两地的传统思想、宗教、文化讲的,而不是照着印度佛教思想的原本模样讲的。这是印度佛教在汉、藏两地传播的一个共性,或曰规律。

元代藏传佛教对汉地佛教的影响

汉地佛教与藏传佛教的交流与沟通,基本上贯穿于自唐代以来汉藏两地佛教的始终。唐初,即藏传佛教前弘期,汉地佛教传播到了吐蕃,曾一度成为吐蕃佛教的主流。因此,藏传佛教前弘期,主要是汉地佛教影响了藏传佛教。宋元以来,即藏传佛教后弘期,特别是在元代,随着藏传佛教各宗派的形成、西藏地方统治者和中央王朝的密切接触,藏传佛教便大量流传到了内地,程度不同地渗透到了汉地佛教的诸多层面,并受到了中央王朝的高度重视,亦得到了汉地许多人士的青睐。据此,藏传佛教后弘期,主要是藏传佛教影响了汉地佛教。

古代藏族汉地佛教史观若干问题探析

几乎所有重要的藏文佛教史都会介绍汉地佛教史或者在介绍汉地王统时加入汉地佛教的发展情况。在这些介绍中,藏族史家在史料的取舍和史实的认定方面,都形成了一定的特色,主要有三个方面:藏族史书所记载的汉地佛教史中,几乎充满了神异传奇,或者说他们比较认可汉地记载中那些充满神迹的记载;藏文史书关于早期汉地佛教史的记载,是一个内在的、较为封闭的体系;在藏族对汉族早期佛教史的记载中,《旃檀佛像记》成为重要的资料来源。

和合共生——元代帝师与汉地佛教的关系

元代的帝师不仅仅作为帝王之师存在,也不仅仅是一个尊号,他们在管理西藏佛教事务的同时,也对汉地佛教进行了切实有效地扶持与管理,包括参与佛道辩论、褒奖和举荐汉地佛教人才、保护汉地佛教寺院财产和修缮白马寺等。在元代的十四任帝师中,对汉地佛教护持和管理最多的当属八思巴、吃喇思巴斡节儿、公哥罗师监藏班藏卜。帝师对汉地佛教的扶持与管理,得到汉地佛教界的高度认可和拥护,汉地僧人将帝师视为佛法之栋梁,皇朝之师范。

几种汉地佛教植物的文化内涵研究

许多植物被赋予佛教文化内涵,其中一些汉地佛教植物或是作为经典佛教植物的"替代品",或是具有汉化文化内涵,而显得与众不同、魅力独具。银杏是汉地佛门圣树,广植于各大寺院;七叶树与娑罗树难分你我,是佛门标志之一;暴马丁香是西北地区的菩提树;无患子被赋予辟邪的特殊功能,并且种子可制成佛珠;竹子既有丰富的中国文化内涵,又与佛教有着深厚渊源。

汉地佛教与藏传佛教之比较论纲——两地佛教形成宗派后的比较

本文从汉藏两地佛教诸宗派的名称,教经典及领袖人物的地位,汉地佛教和藏传佛教的法脉传承上几个方面做了比较,认为内外调和性是两地佛教诸宗派的主要特点,内部调和是两地佛教诸宗派的一大特点。两地佛教吸收、糅合佛教各类经典和各派学说的特性都表现的很突出。两地佛教学者对印度佛教理论有了一定的积淀和觉解,打破原教旨的发展顺序和结构体系,从时空维度对印度佛教做了调适与会通的工作。判教也是两地佛教诸宗派的另一大特点。在这种内外调和的过程中,大乘佛教始终处在两地佛教的主导地位。用特殊的范畴,命题来梳理、重组、整合印度大乘佛教的义理。两地佛教都有系统的修持实践,但修持的方式各有不同。两地佛教都与政治紧密结合,但结合的形式不尽相同,汉地佛教在与世俗政治的关系中处在一种相协调的位置。而藏传佛教则凌驾于世俗政治之上。这也是汉地佛教和藏传佛教的区别之一。

汉地佛教建筑的艺术特色浅议——以中国佛教四大名山为例

佛教建筑在中国文化历史和建筑史上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中国四大佛教名山——五台山、峨眉山、普陀山、九华山代表了汉地佛教建筑的不同风格,其独特的佛寺布局方式、建筑艺术特色,建筑材料的运用,以及人文自然一体的建筑观念,体现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和较高的艺术价值。

东晋南北朝时期印度来华僧人与汉地佛教

东晋至南北朝时期 ,佛教得到了深入的发展 ,社会影响也在逐步扩大 ,对新的佛学理论的接纳、吸收也变得迫切。同时 ,在纷乱的社会状态下 ,南北分裂 ,政权林立 ,为各种佛教学说的四处传播提供了众多的发展可能和机遇。此外 ,中西交通中的南海道也渐渐变得重要起来。这时印度僧人来华进程高涨且颇具活力 ,形成了“二秦 (长安 )”、“南朝 (建业 )”和“北朝 (洛阳、邺都、长安 )”三个印度僧人活跃的中心时期。印僧一方面集中传译佛经 ,宣弘佛理 ,另一方面又从此三中心而辐射全国 ,影响北及突厥、南涉交州的几乎整个中国地区。

元代云南汉地佛教重考──兼驳“禅密兴替”说

元代云南汉地佛教重考──兼驳“禅密兴替”说侯冲元代云南汉地佛教的研究，一直是云南佛教史研究的薄弱环节。何以言之？明代云南佛教，有陈垣撰《明季滇黔佛教考》，搜勤闻博，识断至精，体制完善，＂海内外学者咸已诵读而仰慕之矣＂①。南诏大理佛教，近半个世纪尤其近...

唐宋以降汉地佛教“锁骨”信仰的展开及与道教仙骨信仰的交涉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有关中国传统思想和哲学中的＂身体观＂问题便逐渐引起海内外学界的关注。从问题意识起源而论,中国的身体观研究可以被看作是对西方身体研究的模仿和回应。a然而,仅以作为观察和思考方向的身体观问题本身而论,其在中国文化研究中的应用并不完全是削足适履地生搬硬套。中国古代传统对身体练养和升华的重视、对身心（性）关系的讨论等问题恰可借此得到总结,b进而影响当代人对身体的认知。

现代佛教寺院的教育功能--从课程设置浅析中国大陆汉地佛教院校教育

中国佛教的寺院来源于佛教的发源地——印度的“精舍”，最初是作为出家人生活、修行、进行佛事的场所，也是佛教信徒顶礼膜拜的地方，后来逐步发展为具有多种综合功能的宗教场所。随着时代的变迁、社会的发展，寺院不仅仅只具有弘法利生的传统功能，还肩负起诸如稳定社会、抚慰人心、保存传统文化、传法教育、保护环境、旅游观光、对外交流等重大责任。其中，办好教育成为现代寺院管理的一项重要内容。

论汉地佛教丛林制度的社会功能

论汉地佛教丛林制度的社会功能欧阳镇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宗教政策得到认真贯彻落实，全国各地修复和开放了一大批寺观教堂，依法合理地安排了宗教活动场所，取得了一些可喜的成绩。九十年代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时期，加快改革开放，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过渡...

浅析汉地佛教法器艺术表现及对藏传佛教法器的影响

佛教艺术是我国传统文化的瑰宝,在人类文明中大放异彩。佛教法器不仅作为弘扬佛法的重要载体,更是佛教造物艺术的重要表现。通过对法器文献、图像资料的搜集与整合,立足于设计审美的角度对其进行解读,可以发现其在造型、材料及装饰工艺等方面具有鲜明的艺术特征。汉藏佛教艺术交流由来已久,两地在法器的设计制作中相互汲取融合,进而使得汉地佛教法器在具有鲜明的汉地风格的同时对藏传佛教法器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汉地佛教与藏传佛教本土化之历史考察

本文对印度佛教在汉地和藏区本土化发展的历史轨迹进行了考察 ,并对二者进行了比较。作者着重根据自己爬梳藏文文献所得资料 ,对佛教在藏地本土化的历史过程进行了论述。作者指出 ,佛教在两地本土化的路径可分为前宗派时期和形成宗派后两个时期。前宗派时期 ,在汉地表现为佛教始终居于已有社会体制之外 ,自身则逐渐吸收本土的文化因子 ;在藏地 ,表现为与当地的制度建设相融合 ,并致力于自身的体制化。形成宗派后 ,两地佛教宗派的发展一方面具有相似的内在逻辑 ,另一方面 ,在教义教规、修持方式以及与政治的关系等具体问题上 ,则呈现出历史的多样性。在汉地 ,佛教同汉地之儒、道两家发生了既相互排斥 ,又相互吸收的关系。其结果 ,一方面是佛教的儒学化 ;另一方面 ,是儒学冶儒、释、道三教于一炉 ,建立了以心性义理为纲骨的理学体系 ,儒、佛、道三教并行不悖 ,形成了以儒为主 ,以佛、道为辅的不均衡三角关系。在藏区 ,首先是佛教的苯教化 ,之后 ,佛教居于主导意识形态的地位 ,而苯教则吸收了佛教的理论、体系和仪轨 ,成为“阳苯阴佛”的佛教化的苯教 ,退居边缘 ,佛教与苯教从而形成了“中心—边缘”的格局。文末 ,作者从文化传播的角度 ,对印度佛教在汉地和藏区本土化发展不同历史轨迹所体现的内在逻辑进?

汉地佛教在吐蕃传播述论

吐蕃时期藏族的先民们就与其地域相毗连的汉族地区、吐谷浑以及新疆的于阗等兄弟民族有着密切的文化交流,而与之相邻的印度、尼泊尔及波斯和吐蕃亦有着广泛的联系。然而,由于政治、经济、地理、历史等原因,吐蕃与汉地的往来,更为密切和频繁,双方在文化方面的交流尤为突出。佛教作为文化传入吐蕃,给这个正充满勃勃生机呈上升的奴隶制社会带来了文明的曙光,而作为北传大乘佛教的汉地佛教,在汉族地区经过魏晋南北朝的滋长时期,于隋唐进入其繁荣阶段。汉地佛教传入吐蕃,历经了初传、发展、兴盛、衰退等过程。

汉地佛教文化符号在洛阳白马寺中的运用研究

本文运用图像学和艺术学方法,以洛阳白马寺为调查对象,探究中国汉地佛教文化符号在寺观园林中的运用。结论:1汉地佛教文化符号经历了多个发展时期之后,最终形成动物符号、植物符号、天象符号、人文符号4类象征符号,以不同的图案形式来表达僧徒对教派的崇尚敬仰;2在佛教文化传入中国之后其发展经历了本土文化的碰撞交融,造就出承袭、崇仰、典故、本土民俗、模式5个特征的多样符号文化,体现出汉地佛教文化的丰富性。探究洛阳白马寺汉地佛教精髓、内涵、背景、典故所形成的文化象征符号,对我国佛教文化研究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西藏佛教在云南的传播和影响

西藏佛教是中国佛教的一支。它以西藏地区为中心,传播于滇西北地区的迪庆藏族自治州(中甸县、德钦县和维西县)、怒江傈傈族自治州(兰坪、福贡和贡山县)以及丽江(丽江县和宁蒗县)等地区。西藏佛教长期以来对云南藏族、纳西族(摩梭人)

峨眉山与藏传佛教

峨眉山作为中国内地四大佛山之一,在中国汉地佛教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它不仅从一个侧面形象而主动地反映了中国内地佛教文化、建筑和艺术的发展过程,而且还记录了汉族同各兄弟民族以及海外人士的友好往来.因此,峨眉山蜚声海内外,成为人们向往的佛教圣地.它在藏传佛教中亦有一定影响.一、峨眉山在藏传佛教中的称谓峨眉山在汉文典籍中有诸多各异的名称,如“《山海经》称它西皇人山,《三皇经》称作胜峰,佛经《楞严经》和《华严经》都叫它大光明山,西晋张华的《博物志》上称为牙门山.‘峨眉’之名,最早见于汉代的《益州记》,西晋著名文学家左思《蜀都赋》中,也有“带二江之以流,抗峨眉之重阻”的句子.①今天,以称峨眉山更能表达此山巍峨俊秀的姿态而变的家喻户晓.然而,峨眉山在藏传佛教中则称“挺拔屹立的大象之山”,简称“象山”.这一称谓与峨眉山佛教信仰的特点有一定的联系,但汉文史籍中没有任何记载.在藏文《赛马称王》②一书中认为峨眉山的形状像一头挺立的大象而得其名;另外一些藏文书籍中更进一步解释,峨眉山乃普贤菩萨之道场,此菩萨的坐骑为一头大象,故此山取名为大象山;在藏族民间将以上两种说法融为一体来叙述此山为何取名为大象山的种种理由,更为生动有理.由此可知。

简论清代学者贡布嘉撰述的藏文史书《汉区佛教源流》的史料来源

本文主要阐述了清代蒙古族学者贡布嘉用藏文撰写的《汉区佛教源流》的史料来源,经过比较认为作者大量参考了汉文和藏文史料,汉文史料主要有《史记》、《汉书》、汉传佛教五大高僧传记、隋代的《众经目录》、元代的《至元法宝勘同总录》等,藏文史料有《如意宝树史》等。作者驾驭史料娴熟,对于汉地佛教发展历史表述线索清晰。本书是反映清代汉、藏、蒙三地学术交流的代表著作,对于中国少数民族史学史的研究具有重要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