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俄罗斯汉学的基本特征阐释

俄罗斯汉学历史悠久,自成一派,在世界汉学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俄罗斯汉学在自身的发展进程中形成了诸多学派,并取得了显著成就,拥有独特的学术传统与研究范式,为中国文化在俄罗斯、中亚乃至东欧国家的传播作出了重要贡献,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全面系统分析俄罗斯汉学的基本特征,阐明俄罗斯汉学的知识谱系,对中国的世界汉学研究具有重要价值。

幕末明治期的学术教学与汉学研究

在日本“知”的形成中,汉学既有基础学的意义,也有关于中国学识的意义。在明治西洋化风潮的时代背景下,旧时作为基础学及学问核心的汉学,往往被认为已经衰败,但事实并非如此,而是以另一形式再现且存续至今。该文对幕末明治期近代化进程中的日本汉学动向进行梳理,主要通过教育界代表性人物、以东京大学为主导的教育制度等进行考证,对其摇摆不定摇篮期的学术、教学实态进行扫描,从而论证汉学在日本彰显的与旧时代不同的价值及意义,了解汉学在明治期的传播实态,旨在为汉学与幕末明治学术及教学的关系研究提供新的视域和阐释维度。

尹锡南新著《印度汉学史》出版

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学界对海外汉学的关注重点集中于汉学研究传统悠久的西方国家如法国、英国、荷兰、美国、德国和汉字文化圈国家如日本、韩国、越南等,其他国家由于汉学研究起步晚,研究力量薄弱,受到的关注相对较少,印度汉学研究更是如此。由于复杂的历史原因和现实因素,长期以来中印学术界缺乏正常的交流,因此国内学界对印度汉学和印度中国现实问题研究了解得少之又少。四川大学南亚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尹锡南的新著《印度汉学史》填补了国别汉学史研究上的这一空白。尹锡南经过十多年的资料收集、整理以及在印度的“田野考察”,对印度汉学做了长时段、全方位的研究。《印度汉学史》以时间为序,将印度汉学发展分为四个阶段:印度独立以前的汉学研究、1948年至1964年的印度汉学研究、1965年至1988年的印度汉学研究、1989年至2021年的汉学研究。北京外国语大学张西平教授在为此书撰写的长篇序言中,认为此书实际上是一部“印度汉学通史”研究。

《西方汉学史:汉学先驱与中国古典文献学的发展》中译本出版

《西方汉学史:汉学先驱与中国古典文献学的发展》(Incense at the Altar:Pioneering Sinologist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Classical Chinese)中译本作为张西平先生主编的“国际汉学研究书系”之一,于2024年2月由大象出版社出版。该书作者是美国汉学家韩大伟(David B.Honey),译者为李真、程钢、管永前。该书是一部以古典文献学治学法贯穿始终来撰写的西方汉学史。

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汉学发展及其特征

东欧汉学主要是指曾经属于苏联阵营、践行社会主义制度的欧洲国家的汉学。在显性的“苏联化”与隐性的“去苏联化”的内在张力中,东欧汉学显现出它的独特性。苏联化一方面意味着马克思主义成为东欧汉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基础,文艺的意识形态属性和社会功能得到加强;另一方面也意味着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交流与合作受到重视,这为东欧汉学的快速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但是东欧汉学也一直在暗暗地摆脱苏联模式的消极影响,努力在政治压力与学术品格之间保持平衡。东欧各国曲折发展的社会主义运动以及与中国关系的冷热交替,都成为影响各自汉学研究发展的重要因素。

嘤鸣会文 叠桥建章——访德国汉学家吴漠汀

一、汉学研究的缘起与德国汉学研究现状杨程(以下简称杨):吴漠汀教授,您好!非常荣幸能有这个机会采访您。首先请您谈一谈为什么对中国和汉学感兴趣呢?吴漠汀(以下简称吴):我是在1987年同中国文学第一次产生联系的。那时候我还是一个中学生,在我的故乡明斯特参加一个文学活动,这个活动邀请了很多不同国家的诗人和学者。中国是那一年的嘉宾国,中国代表团中有一位非常著名的现代诗人——绿原。

风景何以进入艺术:西方汉学视野里的中国艺术及其山水经验

风景进入艺术蕴含了人与自然的审美关系的深刻变化,使人们审美的眼睛从功利转向非功利,从人和动物转向植物与风景,这是人类美学史上具有决定性意义的革命。风景艺术的产生并非仅仅意味着审美对象和艺术题材的重要变革,对自然风景的欣赏标志着人类的审美活动达到了一个新的阶段,这就是对自然的审美自觉。魏晋时期的中国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都创造了风景文化。山水美学是中国风景文化的结晶,中文的山水不同于欧洲语言的风景,自然审美的伦理化推动中国山水美学形成简淡疏阔的民族特征,为心灵的诗意栖居提供洞天福地,构成了中国山水美学的基本走向。中国先于西方世界形成的山水美学是最具民族性的美学遗产,在世界美学史上具有跨时代的重要意义。

论徽州“三洪”对乾嘉汉学的守成与开拓

文章在深究徽州“三洪”即洪榜、洪朴、洪梧的生平与学行的基础上,展示其弘扬“戴学”与推动乾嘉汉学发展的历史功绩,对彰显“皖派”学风及其通经致用的思想,具有重要的实证价值和启示意义。

全球化叙事与汉学的问题意识

自20世纪90年代初全球史研究于国际学界兴起之后,当代汉学与中国研究领域便对之做出了迅速的回应,并以独特的问题意识与叙事方式嵌入这场事关“总局”的研究进程中,不仅重构了人们对中国与世界关系的认知,也为全景式的全球史研究提供了一颇具分量的侧角。为对这些持续呈现的论述做一系统化的梳理,有必要将之解析与提炼为两个有所分化的视角,即以西方全球化为主导的普遍主义叙述及带有泛亚化特征且“以中国为中心”的区域主义叙述,就此可以见到,尽管后者也构成了与前者的某种互补与抵消关系,但也证明了在对待全球化与中国关系时人们持有的多重立场与态度。在此基础上,也需对一些新近出现的扩充性态势做出补充描述与评述。

怀念波兰当代著名汉学家爱德华·卡伊丹斯基

爱德华·卡伊丹斯基(Edwrd Kajdański,1925—2020)是波兰当代著名汉学家,也是我多年的好友,他虽于2020年9月10日故去,但我对他至今依然十分怀念。多年来,他和我将17世纪波兰来华耶稣传教士卜弥格(Micha? Boym,1612-1659)——号称波兰的马可·波罗(Marco Polo,1254-1324)介绍给中国的读者,并为此作了很大的努力。

学术自觉是开展域外汉学(中国学)研究的重要出发点

就中国来说,正是在与世界交往中中国学术才逐步地向现代化形态发展。因此加大对域外汉学(中国学)的研究、推动中国学术界与世界各国汉学家的互动是中国学术在全球展示自己的成果,在文化互动中推进中国学术发展的重要途径。本期讨论的18世纪《中国哲学家孔夫子》在欧洲的出版,中国故事在域外的传播的论文都说明了这点。

美国当代汉学家桂思卓关于中国典籍研究的诠释方法

美国汉学家桂思卓在中国早期典籍的理论研究与翻译实践中均取得卓越的成绩,本文通过归纳法与对比法,将桂思卓中国早期典籍研究的诠释方法分为解经学、修辞学、翻译学三个层面,并结合文化实践、历史背景、修辞叙事、翻译比对展开论述,以期为国内学界了解中国早期典籍的海外研究提供新的视角。

当代日本汉学家中唐诗研究的内在特质——以川合康三、赤井益久与松本肇为中心

川合康三、赤井益久、松本肇等当代日本汉学家对于中唐诗风新变的现象有着探赜索隐般的发现,主要体现在研究视角的新颖与独特方面:他们从中唐诗歌日常生活题材的拓展、风景象征意义的重构,以及对同时代诗人形象的塑造等方面深刻揭示了中唐诗风新变中个人化、平民化视角所带来的对平淡日常生活的礼赞,以及这种有别于盛唐宏大叙事而关注个人多样性存在的小叙事特点。川合康三认为中唐诗风新变这种文学领域个人化审美的转向,为宋代文学所接受和继承,恰好呼应了史学界内藤湖南提出的唐宋转型说。本文认为,当代日本汉学家的中唐诗研究以小见大,揭示了中唐诗歌在中国文学史和文化史上的特殊意义,而且在中日诗歌比较研究学术交流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教学相长乐无穷——美国汉学家林顺夫教授教学访谈录

林顺夫教授得益于中国台湾东海大学创校初期实施的富有崇高理想的通才教育,四年的东海大学本科学习经历对他后来“为人师”有重要影响。在林顺夫教授看来,一位理想的老师是课堂里及其他场合的游戏之人。在美国密歇根大学四十余年的教学生涯中,林顺夫教授最特出,也最喜欢的三门关于中国文学及文化的大学本科课程是“中国的巨著”(Great Books of China)、“中国的艺术与文艺”(Artsand Letters of China)及“中国传统幸福观”(The Pursuit of Happiness in the Chinese Tradition),访谈详细介绍了这三门课程的内容设计与讲授情况。林顺夫教授推崇与坚守“亦师亦友”、“薪火相传”的师生之谊,他认为这种师生之谊在当下美国校园中也还是能够实现的。

迈向新时代的世界汉学

本文通过系统梳理习近平主席近年来与汉学相关的重要活动及系列论述,提出应在充分认识文明互鉴的全球观、中华文化的世界性、全球治理的行动力之下,深刻理解新时代世界汉学的价值与意义、使命与担当。在此基础上,作为汉学研究者要践行使命担当、扎根中国、胸怀天下,尤其要重视发挥汉学家的作用,培养新生代中国研究者,共同为推进文明互鉴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新贡献。

传教士汉学的性质、历史、特点与影响

传教士汉学作为西方汉学史上的一个关键阶段,对西方专业汉学的发展起到了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然而学术界尚未对传教士汉学的诸多基本问题加以厘清。传教士汉学不仅与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历史紧密相连,而且其学术成果在西方文化界产生了深远影响。传教士汉学的发展经历了两个主要阶段:1500—1800年的初识与和平交往期,以及1807—1949年的紧张与冲突期。传教士汉学对西方中国观的形成具有决定性影响,其研究成果不仅属于中国历史,也是欧洲历史的一部分,对于中西文化交流具有重要意义。

被“低估”的国际中文教育史研究——访著名汉学家白乐桑教授

访谈按语:白乐桑(Joël Bellassen)教授为世界知名汉学家,现任法国教育部汉语教学荣誉总督学、法国东方语言文化学院教授、世界汉语教学学会副会长、欧洲汉语教学学会会长;同时,也是全欧洲首位汉语教学法博士生导师、首任法国教育部汉语教学总督学。法国之所以成为中文教育及汉学研究的海外主阵地,离不开白老几十年来的倾力奉献。

在海外发现“新名学”——汉学家论“名”的问题

当代“名学”的研究不能再走以逻辑学为准绳裁度中国传统思想的老路,倘若回到严复和胡适当年设想的以“名”为中国哲学的“方法”的思路,则可以走出一条“新名学”的道路。近年来不少海内外学人正在汇聚到后一条康庄大道上,其中海外汉学家的诸多研究成果引人注目。他们或者从“名”自身的脉络深化问题,或者反思现代中国哲学史上的“正名”话语,或者将“名”的问题引向世界哲学的视域,展现了“名学”研究的丰富维度。然而,如果进一步将“名”的方法上升理解为中国哲学的“底本”,就会发现海内外的“新名学”未来仍有广阔的研究空间。

法国汉学家雷慕沙汉语词类研究及其学术史意义

法国汉学家雷慕沙在中法语言对比的框架下,从实词和虚词两个角度划分汉语词类。他对汉语词类的划分参考了法语词类,主要以词的词汇意义为标准,也综合考虑了词与词的搭配、词在句中的位置等情况,并在其汉学著作《汉文启蒙》中详细介绍了汉语名词、形容词、数词、代词、动词、副词、介词、连词、叹词等词类的语法特征。此外,他还对汉语中的“小品词”及其语法特征进行了细致描绘。雷慕沙对汉语词类特征的研究,在当时纠正了欧洲汉学界对汉语的偏见,突破了欧洲中心主义语言研究框架,对后辈法国汉学家汉语词类的划分与研究、中国汉语语法研究的建立与发展都有一定影响,对当今学界反观欧洲汉学家词类特征研究的发展历程也具有积极意义。

关于法国汉学与汉语教学学科建设的访谈

中法建交意义重大、影响深远。白乐桑在访谈中指出,中法建交以及两国文化交流是他汉语人生的关键,也是法国汉学与汉语教学研究发展的基础。在六十年的发展历程中,法国汉学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研究内容与焦点话题,并不断延伸、突破;汉语第二语言教学学科在法国得以建立,并在法国汉语大纲编制、中欧汉语水平对标认定、汉字门槛等级设置、“字本位”教学理念等方面,不断结出硕果。白乐桑在访谈中重点指出,汉语已经拥有了国际性语言的身份,学习汉语的目的不止是交际,还有两个目标必不可少:一是培养汉语思维能力,二是培养对中国文化的理解能力。因此,在人工智能时代,更不能丢弃汉字教学。